赴日唐僧与奈良佛教

在整个奈良时代(710~794)赴日的唐僧中,前期赴日的道璿等人与中期赴日的鉴真僧团具有代表性的意义。道璿不仅结交当时的文人政客,参与国家的佛教大典,而且对于天台教学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奠基作用。在鉴真的弟子中,留下著述的法进与思托二人无疑是两个特殊的存在。思托撰写的鉴真传记为我们保留下研究鉴真乃至唐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而法进不仅仅身体力行授戒,传播戒律台教,而且还撰述经论,从理论的深层对奈良朝的佛教社会施加影响。     

鉴真东渡与书籍之路

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影响广泛,由他开创的律宗列"南都六宗"之一,在日本佛教史上意义重大自不待言,还涉及建筑、美术、工艺、书法、医学等,甚至连传播豆腐、香木、砂糖、纳豆、茶道、酱菜之类也算在鉴真的功劳薄上。鉴真携往日本的书籍,真实地反映出他的精神信仰及理想抱负。鉴真及其弟子通过"书籍之路"及设坛授戒,极大地传播了宗教文化。他们携带的这些经卷对最澄开创日本天台宗有直接影响。     

从玄奘传到鉴真传——长安西明寺与大安寺文化圈

流传至今的鉴真传记有三部,即<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延历僧录·高僧沙门释鉴真传>和<唐大和上东征传>.随鉴真来日的弟子唐僧思托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此三部传记的撰述.对这三部鉴真传记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其典故出处以及"类聚编纂"、"摘录"的编纂手法,都与长安西明寺僧道宣等人撰写的玄奘传记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浮士德精神”新解——“欲望”、“基督精神”及“人性”升华说

从三个方面突破传统对"浮士德精神"的解读:一是"欲望升华说",浮士德奋斗的一生是从"肉体欲望"升华为"精神欲望"的过程,他始终坚持了两种"欲望"的融合,彰显了完整的"欲望精神";二是"基督精神升华说",《浮士德》思想本身超越了基督教神学传统的框架,由上帝的"他救"走向人类的"自救",现出人类对自我力量的认同与信心,彰显了内蕴着的"超越精神";三是"人性升华说",浮士德在追求人性"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凝聚了"自由精神"。最后,探析"浮士德精神"的意义所在,即"揭示了人类永生的希望"。     

《唐大和上东征传》札记

<唐大和上东征传>是一部唐时汉语佛典著作,他记载了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传法的事迹,从语言研究角度来说,作为唐时汉语语料,语言学界似乎对该书注意不够,对其中的词义进行讨论,可供汉语词汇史研究和辞书编纂者参考.     

荣睿、普照在鉴真东渡弘法中的重大作用

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贡献巨大，鉴真被奉为日本文化大恩人。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在鉴真东渡弘法过程中，做出了极大牺牲，是辅佐鉴真东渡和弘关的功臣，为中日两国人民所敬仰。     

从俳句看松尾芭蕉的鉴真观

松尾芭蕉,日本江户时期著名俳句诗人,由于受为推动中日两国佛教文化和民族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鉴真大师精神的鼓舞及天平时期日本朝野对鉴真大师的崇敬等方面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其热爱友好和自然的鉴真观,这对后世日本能够和中国友好相处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文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在赏析松尾芭蕉描写鉴真大师的俳句的基础上,对他的鉴真观以及这一观点形成的思想根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简单的论述,指出中日两国人民只有世世代代友好相处,才能共同发展.     

《文心雕龙》“书记”篇的命名及内涵辨析

前人对《文心雕龙》"书记"篇的阐发存在颇多疑问、分歧。汉魏六朝史书中有不少以"书记"指称书信的实例,这是刘勰以"书记"作为书信文体名称的现实依据,另外从"记室""掌书记"等草拟章表、书信的职责可以看出,"书记"的名称突出了文人及书信文体在军国政治中的作用;刘勰还专门论述了笺记文,实际是以奏记、奏笺等为例,突出书记文体"心声之献酬"的内涵,排除章表、奏疏等已经有独立体制的书信文体。刘勰还以"书记"泛指二十四种政务文书,从史书、《周礼》的记载中可找到这一做法的确切根据;他也重视二十四种政务文书化成天下的内涵,因而将其列入"书记"篇进行探讨。     

为中华之子周恩来辩护

近些年来,由于受某些所谓披露"秘史"、还原"真相"另类书籍的影响,学界对周恩来的看法比过去有了更多歧见,出现了"愚忠说"、"帮凶说"、"伪君子说"、"自保说"等非议,因此,为周恩来辩护,对其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尤为必要。不仅如此,更要建立"周恩来学",探究其生平思想、精神,功绩、贡献,弱点、失误乃至错误,总结教训,以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皇民化”运动对台湾高山族的形塑及其影响

"皇民化"运动是1937—1945年间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推行的一场旨在全面改造台湾民众身份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殖民者主要从日语的进一步普及、宗教信仰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日本化及传统姓名的更改这四个层面对台湾高山族进行形塑。貌似文化同化措施背后所隐藏的其实是殖民者图谋通过外部的强力介入,从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等方面对高山族进行全面改造的本质。通过"皇民化"运动的"洗脑"教育,不少高山族青年产生了虚幻的日本"国民"意识,甚而积极参加"高砂义勇队",充当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和炮灰。从长远来看,"皇民化"运动对高山族的形塑也埋下了少数人后来持"台独"错误立场的思想祸根。     

商务英文索赔信函的情景语境分析

在索赔的过程中,索赔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维护当事人正当权益的主要方式与工具。从某种程度上说,索赔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索赔信函的撰写与交际功能。文章以情景语境理论为分析框架,从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角度对商务英语索赔信函进行分析探讨。分析结果表明,索赔信函呈现出特定的语篇特征,这种特定的语篇特征与其使用情景语境和语用功能密切相关。     

居延简《宣与幼孙少妇书》——汉代边吏的私人通信

《宣与幼孙少妇书》是居延汉简中一件颇值得辨识和研究的书信。有的研究者认为"此西汉夫寄妇书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此与家书无干,"实乃某一烽燧戍卒对另一烽燧戍卒即‘宣’对‘幼孙少妇’之函件","幼孙"为男子名,"‘少妇’乃‘幼孙’之字"。以上两说皆有误。从《宣与幼孙少妇书》的释文、格式、称谓、礼节和内容来看,此信之写作是汉代边吏间的私人问讯与联络,而非公干;作信人"宣"是一位都吏,受信人"幼孙少妇"是一位候长及其妻子。     

企业公开致歉信的语类结构及语义特征

文章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类理论和评价理论相结合，分析汉语企业公开致歉信的语类结构潜势和语义特征，特别是评价意义特征。研究表明，企业公开致歉信的语类结构由语境配置变量所决定，呈现一定的规律性。企业公开致歉信中的各类评价意义分布呈现不均衡特点，而其中每个成份中体现的评价意义也各有侧重。这些特征反映出企业方希望获得谅解，并说服消费者继续使用其产品和服务的交际目的。而企业公开致歉信频上热搜这一现象根源在于我国消费环境的改善。      

强化稿件退修信的感情色彩之我见

从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工作实践出发,论述了稿件退修信的感情色彩是对编辑职业素养的要求,强调撰写退修信,对不同的作者要区别对待,指出强化退修信的感情色彩,必须注意洞悉作者的投稿动机和目的,缓解挫折对作者造成的心理压力,激发作者撰写科技论文的兴趣,帮助作者提高科技论文写作能力,慎重处理作者的反馈意见。     

英文字母A在小说文本中的多重意蕴

A是英文字体中的首字母。考量多部小说文本中的A,我们发现它已不再仅仅是普通意义的字母,它往往具有独特之处,并被赋予不同的意蕴,如果结合中西文化的多元性、潜隐性和内指性,挖掘A的多重文化意蕴,将有助于读者多角度、多侧面理解小说文本的内在意蕴。     

中国古代的降书

降书是中国古代降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没有降书,直接使用投降礼仪。汉人重礼,认为用文书投降是诈降。三国时期蜀吴降书流布天下,后逐步取代投降礼仪成为投降的主要形式。降书的出现和使用体现了中国古代从重礼到重言观念的转变,降书是降礼在语言和文化层面的体现。     

信访之司法终局的实证考察与分析

信访被认为是当前司法境况下不得不为的制度,但它是否能够使社会变得更加公正,这一直是个引发争论的问题。我们实证考察的结果是,"自爱"是人的本性,即使司法公正,只要有持续的制度供给,上访就不可避免。当前的信访制度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诉求,反而使社会处于不稳定中。若解决当下问题,切实维护公民权益,必须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使司法成为信访的终局程序,并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     

鉴真弟子思托的日本国土观——以思托所撰《延历僧录》为中心

跟随鉴真到达日本的唐僧思托在日撰写了《延历僧录》。其中的《胜宝感神圣武皇帝菩萨传》（《圣武天皇传》）记述了日本国土的＂四方四至观＂。此国土观依据的是《大方等大集经》和唐僧湛然参考此书编撰的《止观辅行传弘决》。但是,思托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改变,把日本列岛的矿产资源和方位进行了对应,构造了东方琉璃山、南方码碯山,西方白银山、北方黄金山的＂四方四至观＂。此国土观并没有直接被后世照搬继承。但是,其中西方对马的银、北方（或日东方）陆奥的黄金,作为标示日本列岛境界的象征性矿物的观点却被继承下来。     

审计函证中应关注的问题

本文就审计工作函证方法运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关注函证对象、方式、时间的选择,审计人员应直接控制函证过程,积极处理分析评价函证结果.     

不能忘却的《红字》：霍桑的清教主义紧箍咒

清教主义不是霍桑所笃信的宗教信仰，却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清教主义是霍桑认识人类和社会的理论武器。而《红字》正是他捧奉给世人的一部清教主义特色的警世恒言。在这部小说中，霍桑用清教主义的眼光看待美国的经济腾飞和刚拉开帷幕的美国梦，他警告世人，社会的发展并不能代表人性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