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对官僚制度的改革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参知政事范仲淹主持了一次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次改革虽然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但其影响较大的,还是对官僚制度的改革,故本文拟就这方面作一些论述。我们认为,范仲淹对官僚制度的改革,是企图通过限制官僚特权、裁汰冗滥官吏、改进选官方法等,以提高官员素质、改进政府工作、减少政费开支、缓和社会矛盾,从而挽救北宋政治的危机。这次改革,虽然前后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却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今天,我们分析、总结一下这一历史事件,还是有意义的。     

从范仲淹的交游看朋党之争

用党之争并非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更不是“庆历新政”的必然产物和不良后果。朋党,是守旧派强加给改革派的罪名。本文通过考察范仲淹与吕夷简、梅尧臣等人的关系,试图证明：历史现象是复杂的,人物评论也决非可以简单地类分为君子、小人而黑白判然。作为宋儒中开风气之先的领袖人物的范仲淹,“行已有耻”,其交游之道是：唯德是依,见贤必亲;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不计个人恩怨,这也是他高风亮节人格扭力的体现。     

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

首先论述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三,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从“夏竦告变”看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

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正当范仲淹、富弼“日夜谋虑”,推行“庆历新政”的关键时刻,被罢黜枢密使职务的夏竦,用极其阴险卑鄙的手段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政变”案——把石介给富弼信中奏请行“伊(尹)周之事”,篡改为“伊霍(光)之事”,且摹拟石介笔迹,伪撰废立诏书(草),诬陷他们要搞政变,废皇帝。“夏竦告变”成为“庆历新政”迅速失败的直接原因。     

从党争这一侧面看范仲淹改革的失败

北宋前期的社会问题和范仲淹的改革主张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即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是北宋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头。适应建国之初巩固中央集权需要而建立的“内外相制”、“上下相维”的官僚新体制,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到此已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桎梏。事实正如政治改革家范仲淹(989—1052)庆历三年所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简称《十事疏》)中说的:“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关于过分强化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弊     

试论范仲淹的忧乐观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他是北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因首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而名垂千古.他的这一名言又一直为后人所传诵并用以自勉.本文就此作一考察.1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首先在其著名的《岳阳楼记》中以生动感人的语言表达出来.当时,正值“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再次贬出朝廷,和其他一些参与或支持     

道宗当世 名重本朝——简论范仲淹与王安石

北宋中期发生的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对当时的政局及其后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探讨庆历新政及其主持者范仲淹对熙宁变法主持者王安石的影响,王安石与范仲淹的交往,以及范、王文学创作的相同点。     

被“化约”的文学世界：士风叙事下的范仲淹及其文学创作

范仲淹的士风观内涵丰富,主要表现为以“四民”说为角色意识基础,以敦教育、慎选举为士风振起途径,以不离中道为理想士风状态。传统士风叙事对范仲淹形象的化约遮蔽了其文学世界的诸多层面,如基于“中道”观的文学思想,以精英化的制度关怀表达淑世情怀的方式,以及层次丰富的隐逸书写等。在对范仲淹的士风叙事中,欧阳修引入“外和内刚”说,力图补完当时对庆历士风畸重于“刚”的印象;苏轼持“一定之见”说,强调政治定见与操守,将其纳入旧党的思想谱系;宋后的题咏则将其化约为若干标签化的士风印象。“士风”作为一种方法,为全面认识范仲淹的文学世界提供了契机。     

略谈王安石及其变法

宋代到了仁宗时期,阶级矛盾尖锐,民族危机严重,政府财政空虚,整个形势,犹如大病缠身,“待时而发”,已经到了“不容怠忽玩惕之时”。正如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所指出的那样:“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讠思)(讠思)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在当时士大夫中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改革的尝试。到了宋神宗时,一方面社会危机更加严重,另一方面神宗也有改革的意图,而王安石又是当时改革中的一位有声望、有魄力、有远见的政治家,于是变法的重任就落在他的身上。     

论范仲淹的廉政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范仲淹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一生忧国忧民,“行求无愧于圣贤,学行有济于天下”,继承并发扬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积极谋求固邦厚本之道,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他对时弊有着清醒的认识,既提倡量才为用的做法,注重选拔经邦济世的官吏,又从整顿吏治的目的出发,主张实施连坐,重视官吏的监督和考核。为官员管理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做出了贡献。他曾主持著名的庆历新政,提出改革时政、厚禄养贤的策略,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高薪养廉的做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范仲淹的廉政思想、改革方略和人格魅力,对于今天的廉政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范仲淹的强兵思想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江苏吴县(苏州)人,出身中小官僚家庭,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曾担任过知州、都转运使、经略安抚招讨使、副枢密使、参知政事等重要官职,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在任职期间,曾主持政治改革,推行“庆历新政”。同时,他对军事也十分重视,为提高北宋军队的战斗力,提出过许多很好的建议,在其担任军职期间,也曾进行过旨在强兵的实践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可是,在有关范仲淹的论著中对此还缺乏系统的论述,故本文拟就他的强兵思想,作一些探讨。北宋王朝是通过军事政变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建国之初,对军队十分重视,但随着统治的稳定,便逐渐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政策,特别自宋太宗以后,更大力标榜文治,声称太平     

《醉翁亭记》赏析

宋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领导的新政失败,被贬河南邓州.积极参与新政的欧阳修,"慨言上书",一度下狱,后被贬为滁州知州.本文作于他到滁州任上的第二年(1046).他此时的心情和范仲淹应该同样是忧心忡忡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际上就是以忧愁代替了一切正常的心境,排斥了欢乐.这一点我们在分析<岳阳楼记>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而欧阳修却没有像范仲淹那样"进亦忧,退亦忧",他在<晚泊岳阳>中这样写:     

李觏经济思想三题

北宋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李觏(1009——1059),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理论上的支持者,也是王安石“熙宁变法”舆论上的先驱者。他对北宋社会作过深刻的剖析,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挽救赵宋王朝濒危的方案。他的政论文章,曾被人们誉为“医国之书。”他的经济思想,是我们研究北宋社会的宝贵资料。本文想从李觏在土地、赋税、财用三方面的主张来探讨他的经济思想。     

范仲淹的政治思想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少年家贫力学,宋真宗时中进士。宋仁宗时,曾任知州、转运使、观察使、安抚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官职。他为官正直敢言,关心民间疾苦,针对北宋政权的腐朽统治,曾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批评与建议。在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期间,他曾试图进行政治改革,推行了“庆历新政”,开“熙宁新法”之先河。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军事家和文学家。因此,分析一下他的政治思想,有助于对北宋中期士大夫思想状况的了解,也能使我们加深对北宋社会的认识。     

包拯与庆历新政

北宋仁宗统治四十二年(1022—1063),其间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范仲淹主持推行的新政。新政的成败与具有建言和纠察之责的台谏官(御史与谏官的合称)有密切的关系。包拯恰在新政时期先后任监察御史里行和监察御史,属御史台官员。他对新政的态度及在此期间的表现,是评价其历史作用与地位的重要方面。以往研究包拯的论著,主要依据分类编辑的     

“环滁皆山也”

古典名篇《岳阳楼记》开头一句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范仲淹为什么不从“庆历五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写起,或从“庆历二年,滕子京因事下狱'写起,而选择'.庆历四年春"下笔呢? 这里是大有文章的。     

李觏的政治和法治思想

李觏(公元1009——1059年)是我国北宋中期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和进步倾向的思想家.他既是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新政”的积极拥护者,又是王安石所推行的“熙宁新法”的思想先驱者.他的思想在当时和对以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北宋中期,赵宋王朝,已由开国初期的小康局面而陷入了“积贫积弱”的颓势.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因此使当权的统治者无法摆脱内忧外患的惨境. 面对当时的政治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和开明的思想家,则要求     

范仲淹经略西北边地的人本透视

康定元年(1040年)到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奉命出使西北延路等边地负责抗击西夏的活动,在此期间他以人本主义的理念为根本出发点,在攻守抉择上主张“防御”战略,以最大限度减少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在战术方针上着眼于调动“人”的能动性,不仅发掘宋军汉民的积极性作为防御的主体,同时大力组织边地蕃民作为御边的有生力量,而且大力启用各类人才服务于御边事业。范仲淹经略边地的作为彰显了他的人本主义理念,其御边所取的成功是他奉行这一思想的结果。     

范仲淹的《答赵元昊书》及其“招抚”政策

《答赵元昊书》是北宋庆历元年(公元1040年)正月范仲淹写给党项羌人首领赵元昊的一封信。当时,赵元昊发动的攻宋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战争给宋、夏双方都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争取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和平,范仲淹针对赵元昊的无理苛求,写了这封《答书》。范仲淹在《答书》中,提出了停战、和谈的总原则,这些原则虽然一时未能被赵元昊接受,但却为以后宋、夏庆历和议的签订打下了基础。在陕西战场上,在处理宋、夏战争的实践中,范仲淹也不同于北宋军队的其他统帅,他反对用大兵征讨,而主张采取“招抚”政策,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研究《答书》和他的“招抚”政策,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范仲淹的思想,对于认识今天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平等政策,也是有意义的。     

论王安石“择术”与“理财”思想的统一——王安石熙宁变法思想轨迹寻问

继胡瑗"明体达用"之学与范仲淹"庆历新政"的革新政令之风,王安石是北宋开讲论道德义理之学风的第一人.他坚持"经术者,所以经世务"的经世致用思想,其义理道德性命之学和经世之术在荆公新学中相互发明.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是历史上试图将"内圣"与"外王"真正结合于社会现实的划时代变革,在王安石变法中,以"回向三代"为标志的"择术"思想与作为治国核心的"理财"思想是相互支援,且互为表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