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法性资源看党的执政道德建设

作者认为,道德是合法性基础中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性因素。道德优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十分重视的合法性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合法性资源的构成、我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对合法性资源影响以及党执政方式转变对合法性资源要求等情况看,都迫切要求我党重视道德优势的继承和发扬。     

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道德之维

在合法性形成的过程中,权力除了需要为自身寻找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终极依据,还需要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作为依托。中国自西周以后,政治合法性的焦点从天上回到人间,德成为构建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实质条件,由此铸就了中国传统政治强烈的道德伦理性格。     

从政党绩效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是政党执政的必要前提.中国共产党卓越的历史绩效使其获得了坚实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在长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不断得到巩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获得不断提高.     

试论法治合法性的道德基础

合法性是依法治国和公民法治观念中的重要问题。对依法治国的认同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法治水平高低和人们法律意识强弱的重要指标。在中国这样一个道德传统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的国家,法治要想在广大人民心中获得合法性认同,就应该而且必须与道德紧密结合,建立健全适应法治发展的新道德体系。     

社团合法性——从资源依赖视角的解释

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出发,文章认为社团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通过获取组织环境中的各种资源来维持,而资源的获得需要社团作为一个积极能动的行动主体与社会环境中的其他各种主体沟通互动。而社团要想作为一个能动的行动主体与环境中的各方主体进行沟通,其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的获得是前提和基础。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理论根据和现实合法性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根据是列宁提出的灌输理论。其现实根据则是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根源在于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这充分表现在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设置上。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经济绩效合法性、治理合法性和法理合法性的有机统一。意识形态灌输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强制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灌输的具体方式方法是填鸭式的,而是灌输原则的强制性和灌输方式方法民主性的有机统一。     

从政府合法性看社会保障

现代政府在追求财富的有效增长的同时，要积极回应公民公平合理地分配财富的需求。从北欧模式与拉美模式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威权型政府更多地单纯追求经济的增长，而服务型政府能将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完美的结合起来，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俄罗斯的转轨过程也可以看到，政府要处理好财富增长和财富分配的关系，才能维持政权的稳定。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公民的需要和权力，也是现代政府的责任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政治合法性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及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就是在价值或事实上,社会大众对政治秩序和政治体系的自愿认可、认同、同意和服从。其维度有二:价值的与事实的;公认的理想类型有三: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以及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认同信仰的“社群认同合法性”。不过,现实的合法性是上述合法性类型的不同程度的混合或综合的作用;要重视有效性在现代性的政治合法性中的地位,重视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对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性地位。     

从道德形态看道德建设

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跨世纪的历史重任。新时期全面推进道德建设，必须立足于对道德现象规律性的深刻认识，这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思想教育工作者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本文从分析道德现象入手，将道德现象在纵向层面上归纳为三种存在形态，并进而提出了道德建设的实质和途径，对道德建设的规律略陈管见。     

政治制度合法性视野中的政治发展

政治制度合法性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正义是政治制度的核心价值,政治制度合法性主要体现为对政治制度正义的追寻,这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政治制度正义主要表现为政治制度价值属性与工具属性的统一。只有合法的政治制度才能促进一国的政治发展。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要使政治制度具有合法性,还必须把政治制度及时性与有效性相结合。     

现代自由主义语境下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透析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罗尔斯的"正义"论所折射出的为平等的自由辩护所构建的合法性理论,诺齐克的"最弱意义国家"所体现的为自由权利至上辩护所构建的合法性理论,代表了当代自由主义为西方资本主义根本制度进行辩护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合法性理论无疑深刻地代表和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同时又表现出了对传统规范主义的自由主义合法性理论的深深眷恋.     

论合法性视角下的政府环境公共权力

政府环境公共权力是政府进行环境决策、执行环境法律、管理环境公共事务的专门权力,它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环境风险对政府管理职能提出的必然要求.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指法律的合法性,政府环境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既表现为形式合法性,也表现为实质合法性.前者要求其符合法的形式渊源,后者要求其符合环境正义的标准.由于立法缺陷、区域环境义务的不平衡和权力行使的异化问题,导致我国政府环境公共权力存在合法性危机.我国政府环境公共权力应当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完善立法,加强参与式环境治理.     

道德语言存在合法性的本体论诠释

道德语言之于人的生存、德性养成和社会和谐究竟有何意义价值,弄清该问题必须先行澄明的前提是对道德语言存在合法性进行本体论诠释。进而,在深度批判不道德语言危害性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的语言伦理。     

执政道德:执政合法性的隐性和柔性基础

执政合法性是指一个政党在执政后,其所提供的统治秩序能否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拥护的问题,是每一个执政党都面临的重大问题。执政道德是执政合法性的隐性和柔性的伦理基础和道义基础。在执政合法性的视野下,科学认识并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道德建设,是增强执政基础,稳固执政地位,保持执政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党的执政道德建设要在遵循人民利益至上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党的个体道德和群体道德建设。     

城市发展的正义与合法性

在城市化过程中,正义和合法性作为城市发展主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正义、合法性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解读城市发展问题的根源:正义诉求不仅是对合法性问题的反思结果,而且也是从制度层面、城市主体和实践层面等方面造成合法性危机的现状分析。因此,文章提出以完善城市问题系统和完善空间制度为切入点,遵循平等性、公开性、公平性和创新性原则,并把握好城市正义的三个基本维度,作为城市合法性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论现代道德难题视角下的当代中国伦理问题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道德现象具有共同的现代性特征,探索现代道德难题是解析当代中国伦理问题的重要视角。在现代道德难题视角下,当代中国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道德正义问题。跳出现代道德哲学的二元论视域,以伦理总体性破解现代道德的"德福悖论"难题,寻求重建道德正义的可能路径。其二,伦理认同问题。破解现代伦理实体的认同难题,反思"家庭"和"职业"作为伦理实体的自然形态和公共形态面临的认同危机。其三,政治伦理问题。调节中国传统政治"家国一体"与现代西方政治"公私界分"之间的矛盾,建构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合理形态。     

政治合法性问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多元性和变化性的参照系中构筑政治合法性,必须超越传统上经验主义依靠大众对统治服从的经验,也不能局限于规范主义对永恒正义的抽象思辩.合法性是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统治秩序的有效性也依赖于自身事实上被承认.转型期的中国,如果要保持政治稳定,消除合法性的危机,就要以和谐社会的构建为保障.     

寻求合法性——从经学到纬学

汉代政治的合法性由经学和纬学共同建构,二者都承继了先秦儒学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思想精义,然后各自加以发挥、扩展.经学所重在哲学,通过阴阳五行宇宙观下的天人感应为政治的道德合法性依据提供形而上论证,纬学所重在神话,通过一个虚构的帝王世系和他们受命的故事来展示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为正当.在思想上二者并不绝然分离,往往相互交错.经学和纬学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发生学意义.     

道德与不道德之间──从道德解约机制看人类道德行为悖论

心理学内,不同的理论传统对人类道德行为的心理机制提出了不同的阐释。不同理论之间相互争论的焦点,在于对道德原则如何并以什么形式在个体身上实现,从而构成其道德主体性,以及这种主体性如何实现对个体道德行为的自我约束等问题的不同理解。社会学习理论将道德主体性理解为道德行为的认知自我调节系统,并通过对这个系统的分析,一方面揭示了道德解约机制的伦理含义,另一方面陷入道德相对论。     

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法律规范、意识形态、治理绩效和认同机制。法律规范既是建构合法性的对象和内容,又是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意识形态能为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正当说明,将政治权力转换成权威和影响力,实现社会共同政治理想与价值信念的重建,但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支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意识形态＂祛魅＂的进程也在加速。治理绩效是统治集团获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持久的治理绩效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但治理绩效不能取代其他因素,更不能等同于政治合法性。认同机制是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的一种制度设计,政治合法性的切实巩固和有效提升,有赖于认同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有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