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科技、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约瑟难题"一直是我国科技史界和自然辩证法界讨论的老问题,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之间曾经存在的矛盾也存在颇多的争议.本文从"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为思考的出发点,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阻滞,以及在构建新的社会模式中实现科技创新与传统文化融合的意义及可能等方面进行探讨,希望能够对我国未来科学和技术健康发展的思路有所启示.     

中国大学模式:诉求、困境与建构路径

加拿大学者露丝·海霍教授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强调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的基础上,通过学习与借鉴西方大学的先进经验,形成独具中国文化神韵的大学精神,实现对西方大学模式的超越.“中国大学模式”的提出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其存在着内涵界定不清、缺乏理论与现实支撑等诸多困境.以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建设为牵引,立足中国道路的发展模式,创新大学制度,强化文化传承创新与文化输出,可以将“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由愿景转化为现实.     

论我国文化发展方略的创新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新时期的文化发展方略,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政策调整的一贯原则,同时在发展理念和具体内容上又都有所创新：将主导意识形态建设置入文化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推动了文化发展理念的创新;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首次提出,并被提升到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尊重多样,包容差异”,增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包容性。推动了文化创新;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强调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当代文化思潮的主题及发展取向

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发展,围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核心问题,存在着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和综合创造论三种观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具有双重背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及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冲突。建构现代理性文化模式,既要突出文化的时代性,体现现代文化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又要注意开发和挖掘传统文化的优长。     

中国历史思想中的文化多样性观念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常把文化视为一个社会独特的生活方式的总和,认为其中所包含的信念、价值规范和知识体系构成该民族特有的传统。本文从另一角度,即一国文化的内部多样性和差异,以及外来文化因素在一国文化演化中的意义,对中国文化史进行了回顾。作者特别讨论了近年来海外社会学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hybridity”(文化杂陈)和“hybridization”(文化交融)在中国历史思想中的体现,认为中国古典思想中的“和而不同”理念是对文明必然冲突论的反驳。     

论现代科技发展对文化的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曾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塑造现代文化的重要驱动力,现代的信息、数字和网络技术促进了传统文化的转变,开拓了文化实践和交流的空间,改变传统文化的样式和存在方式,促进了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同时科学技术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多个领域,对文化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论的思考

随着“国学热”的逐渐升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视界融合”中存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并不是简单的相结合,而是一个不断的生成过程。我们应当立足于现实生活,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诠释、革新传统文化,通过逐渐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不断寻求新的契合点,使二者达到一种更高的普遍性。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求索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求索起始于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与民族救亡的路程相伴相随的。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题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主题,可以概括为追求科学和理性精神。在师法西方的过程中,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化,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在落后挨打的痛苦中,中国的有识之士感悟到了西方现代化的威力和气势,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强大作用,因而立志要科学救国。从魏源最先在“西器”中发现“西技”,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到洋务派创建实业、兴办新式学校、译介科技文献,表明中国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科学技术的偏见与歧视的传统思…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脉和灵魂,更加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更加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新表达,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为建设法治国家奠定坚实法律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奠立在深厚文化自信基础之上的,蕴含着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特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文化强国,需要在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下,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悠久的中华文明是独具特色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中华法律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创新发展之源,“和而不同”的中华文明涵养人类文明形态创新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哲学密码——唯物史观的视角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代代绵延的根基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基本方针。立足唯物史观视角可知,作为哲学命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旨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和“强起来”。从历史逻辑看,“两创”既是人的实践活动“历史性”的必然体现,又是人的主体能动性推动的必然结果,还是中国共产党人传统文化观的内在自觉。从理论逻辑看,“两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转换旧有存在形式、增添新时代精神的基础上,重获新生并扩大感召的过程,充分体现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从实践逻辑看,实现“两创”,须明确其实践主体、未来路向,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具体实践路径。     

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建设论纲

文化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及民族发展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也是文化自身不断批判、继承和改造,不断适应世界变局发展、经济社会演变及科学技术变革的同步过程。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凸显,文化现代化必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构成,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内涵的阐释也必然离不开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以文化自觉为认识前提,以文化自信为立根之本,以文化创新为发展动力,以文化自强为建设目标。同时,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外延形态也包含了理论与意识形态现代化、文化产业现代化、文化公共服务与文化治理现代化、文化传播与交流现代化及文化技术现代化等多个层面。从文化向文明延伸来看,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所秉承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观,将为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一种公平正义、和平发展、可持续性的世界文明互鉴与共融的新形态新道路。     

方法与视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兼论政教合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王权主义本质

近２０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将文化作理念化处理的倾向,于是“文化精神”便成为一种脱离具体时空、无法还原为历史存在的“文化寓言”。文化史不等于思想史,真实的文化精神应首先展现在社会制度体系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首先必须从把握中国传统制度体系基本精神入手,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系统的“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样式,决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体制呈现出惊人的同质性,王权主义也就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而圣王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统形符号。     

传统文化的历时态结构与发展模式的历史建构——论当代中国现代化模式建构的文化整合创新原则

中国发展模式具有内在历史建构逻辑,其发生发展与传统文化存在本质必然联系。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发展至今已历经多个阶段、多次转型,积淀形成了古代传统文化、革命传统文化和现代主义传统文化三重历时态传统文化,这三重传统文化既相互差异和对立、又相互贯通和协同,共同参与和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建构。为了促进科学发展和优化创新中国发展模式,需要拓展传统认识的时空视野和传统资源的利用容量,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立场和文化整合创新原则,基本思路方略是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所处方位和时代特征,推进时空压缩型协同整合创新;在整合创新传统文化及文化建设过程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统领原则和指导思想;把满足发展需要、促进现实发展作为根本目的和价值标准;切实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贯彻人民主体原则。     

交融中进步的中国文化

文章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分析中国文化内外两种推动力量，认为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的四个可能趋势：积极建构商业社会道德；确立科学技术在文化体系中的主体性地位；全面反思与批判西方文化；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的文化模式。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交织与重合,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钥匙。改革时期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文化讨论,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一种文化反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发生转型的逻辑结果。从洋务运动开始,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化”与“西化”、“传统”与“现代”、“中体”与“西用”等文化话语,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淡化,开始让位于其他重要话语,如“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性”与“民族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等。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文化转型过程已经接近完成,一种新型的中国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这种新型的主流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之中,同时充分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     

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

科技创新 ,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和激励人力资本发挥创造力的制度安排。中国应放弃“中体西用”的文化观 ,在充分发掘中国文化中优秀遗产和吸收外来文化先进因素的基础上 ,对我国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价值观进行根本改造 ,创造一种民主、进取和开放的社会文化 ,确立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     

《中国科学技术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体现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从四方面阐述导致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存在根源,并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问题,双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探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处,有助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科学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20世纪中国文化的时空背景及形态分析

自晚清以来,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中国与世界的接触和交流都使得中国文化发展处于一个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交织的时间场与本土化和全球化共筑的空间场中。在这一文化生态背景下,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具体形态可以分割为“前80年”与“后20年”两个时段来进行描述。在“前80年”,革命话语充斥和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思维模式,主流意识形态完成了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双重改造,三者形成了一个“文化等腰三角形”,最顶端正是“革命”背景下的主流文化,两底端分别是被主流文化改造过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后20年”,经济建设话语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其文化格局也形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最顶端正是“建设”背景下的大众文化,两底端则分别是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这三个要素的分化组合几乎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变迁史。     

现代公共关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现代公共关系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是于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初伴随我国的改革开放而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它能在中国扎根、发展，其重要原因是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许多相通相似之处，中国传统文化为现代公共关系学在中国的根植提供了有利的土壤。现代公共关系学被中国吸纳，成为中国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