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部门劳动者的就业问题与对策

非正规部门的出现 ,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 ,使得就业于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面临很多问题 ,如劳动雇佣关系和劳动制度的不规范性 ,行政管理部门的过渡干涉以及缺乏保障等。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劳动者个人、政府有关部门和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和我国城镇劳动参与、就业形态

本文利用CHNS面板数据和随机效果probit模型,主要从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变化方面分析我国城镇劳动参与率和长期被雇佣率的决定因素。实证结果显示:首先,正规教育会提高劳动参与率;教育程度高的成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较高;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上升降低劳动参与率;第二产业就业占比的上升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其次,接受正规教育年数的上升会提高长期被雇佣率,而且提高的幅度越来越大;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教育程度越高长期被雇佣率越高;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的上升会提高长期被雇佣率;第二、三产业就业占比的上升会降低长期被雇佣率。     

企业离岗育龄人员的计划生育管理问题及对策

1 问题的提出 这里,企业离岗育龄人员,是指国营和集体企业的干部、职工中主动或被动、临时或长期脱离该企业劳动岗位的育龄人员。近几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内地不少国营和集体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经营效益明显呈下降趋势。与此相伴的是,企业中许多育龄人员纷纷脱离原劳动岗位,给城市计划生育管理带来新的难题。本文以湖北省荆沙市企业离岗育龄人员的有关情况调查资料为依据,初步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决策层在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对其产生的后果引起重视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2 资料的取得及其基本情况 荆沙市是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的一个中等城市。为了分析全市企业离岗育龄人员计划生育管理现状,我们在难以全面清查和统计资料不全的情况下,一是随机抽查了10个中小型企业(其中国营企     

中国第三条农村城镇化道路探索--基于劳动力供给视角

当前中国以异地化转移的城镇化模式已暴露出众多的问题,这种以人口非家庭式迁移和异地转移为主要特点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必须予以改变。通过对中国第三条农村城镇化道路进行探索可知,以企业战略推动的统筹发展型就地城镇化模式能够弥补前两条道路的不足,可以实现整村、全家同步转移,农民到市民一步的转换,具有多元正效应。在就地转移的第三条道路中,个体的搜寻成本、心理成本、交通成本和住房成本明显低于第二条道路中相应的成本,而生活成本和学习成本则相差不大。将个体劳动供给经典模型进行扩展可知,当工作时间相同时,第三条道路的劳动者个体拥有较高的实际收入和效用水平;从家庭效用模型中也可发现,家庭部门愿意提供的就地转移劳动数量要多于异地转移劳动数量,其更倾向于第三条道路下的就地转移方式。     

农业发展中的妇女参与及其作用

本文主要利用１９９７年中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分析了农村妇女参与农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情况、存在的差距及其原因。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生产中，特别是在种植业和畜牧业部门，妇女就业比例和劳动时间明显高于男性。由于女性和男性在获得人力资本投资和生产性资源上的差距，家庭劳动分工在追求农户家庭效用最大化目标上是合理的，但它带来了男女不同性别的就业和收入差距。农业女性化对中国未来农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基于农户净收益最大化的宏观乡城迁移模型

文章从中国的乡城迁移是农户家庭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通过调整家庭劳动在城乡间的配置追求家庭预期净收益最大化的行为这一假设出发,建立了基于农户劳动配置预期净收益最大化的宏观乡城迁移模型,从而把制度、生活成本和农村非农产业等变量引入模型,把非永久乡城迁移、回流和非永久乡城迁移向永久乡城迁移的转换纳入分析框架,并从简化的模型入手分析了各种因素对乡城迁移宏观流量的影响,并利用统计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初步的检验。     

影响浙江农村育龄夫妇生育选择的社区差异分析

一、引言 在人口学研究领域中，农村居民生育问题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和研究很多，以目前农村居民生育研究理论而言，主要有“效用最大化”解释、“社会一文化”解释以及“风险最小化”解释三类。三类理论取向内在逻辑的不可重合性及彼此在研究视野内存在的盲点使对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呈单一性解释，由于具体问题的复杂性，这其中不乏片面的解释。由于生育问题本身要受当事人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的影响，因此不同社区范围内居民生育意愿的形成往往要受多重因素的复合作用，并非一种解释就能解决。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

传统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使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成本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在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阶段后，研究发现只有在数字化转型初期，高管股权激励和高新技术企业才会对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产生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初期的劳动力成本提升效应，主要通过引进高技能劳动力的路径来实现，并且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在经过替换关键变量、排除企业策略性披露行为、倾向得分匹配法、外生事件冲击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的政策启示包括：我国企业应制定前瞻性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扎实推进企业技术和生产管理模式的全面数字化，避免在转型初期面对转型阵痛而产生短视倾向；劳动者应努力提高自身劳动素质，适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就业环境和劳动力需求变革；各级政府应重视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教育和数字技术培训，助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     

国营企业体制改革后的计划生育管理

自企业体制改革后在新形势、新情况下,计划生育工作又如何抓?这一问题是很值得研究和探讨。 一、“小社会”的计划生育工作不能忽视 国营企业其实是一个“小社会”。当前企业在深化改革、开放、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过程中,国有企业出现了经营形式多样化,核算单位小型化,分配形式多元化,劳动用工双向化,职工流动广泛化,从而,计划生育工作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有些领导在企业经济指标压力下,对人口经济的辩证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片面认为“发展就是硬道理”,市场经济就是抓物质生产,而忽视人口生产。 2.由于各种原因,企业人员分流,停薪留职,人户分离,购买农转非户口入矿,     

关于我国“民工荒”与农民工福利待遇的探讨

2004年前后在我国珠三角等地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已经接近尾声,从而农村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根据托达罗模型,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提出这是农民进城务工收入与务农收入之间差距缩小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做出的非迁移决策.并探讨了设置农民工福利项目对劳动力市场和企业雇佣成本的影响.     

博弈视角的劳务输出主体行为选择实证研究

“西北农民工就业难”和“东南企业招工难”的两难现象对我国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步伐产生了较大阻碍。实现劳动力对接，推动农村人口外出务工，进一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解决企业用工难．是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本文以典型的劳务输出集中地——甘肃定西市劳动力输出为实证调查对象．利用博弈论方法实证研究了其劳务输出过程中主体的行为，认为要促进劳动力输出地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有效利用：企业和劳动者本人要付出足够的合作成本，且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收入越高，劳动者外出务工的概率越大；同时存在劳务中介时。由于中介对象的相对不变性，劳务中介在博弈中可能存在重复博弈的行为，并存在纳什均衡解：如果中介诚信．就可以继续合作。政府在此过程中，应从促进供需双方对接、保障劳动者权益和提高服务等方面做出努力。     

社会转型与新型妇女生育保障制度的建立

(一) 改革开放对中国妇女所带来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概括:一方面,改革开放所引起的经济繁荣提供给妇女实现平等更为充分的物质基础;而就另一方面而言,生产关系的调整所引起的利益再分配在许多领域又使妇女陷入不利的竞争地位。据统计,经过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所造成的大量下岗人员。女性占大多数。 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劳动去”。然而,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妇女在回到公共劳动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障碍。企业家们排挤工厂中女工,削弱剥夺妇女劳动权根多都基于经济上的考虑:妇女是生育行为的直接承担者,生育活动进而影响企业的生产;从而不同的企业由于拥有不同比例的女工而导致不同竟争地位,仅仅是由于女性职工少便可以使工厂的运作成本降低,从而在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改革旧的妇女生育用补偿方式,建立新型的生育保障制度无疑是对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响应;同时我们也看到,生育保障作为总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当前推行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将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合理的生育费用社会补偿机制的建立将有助于缓解国有企业的负担,使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在更加公平的基础上展开竞争。     

人口特征、劳动关系对在职培训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浙江省6县市企业职工的调研数据,分析了人口特征和劳动关系特征对劳动者获得企业提供的培训机会的影响。主要结论是:农村转移劳动力获得企业培训的概率比城市劳动者低5.8个百分点;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农村转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合同的签约率较低、从事的主要工作岗位是一般员工是造成城乡劳动者获得培训差异的主要原因。文章认为,在短期应通过劳动合同保证雇佣关系的稳定性,在长期应该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才能逐步消除城乡劳动者在获得职业培训机会方面的差异。     

中国计划生育投入—产出的初步理论分析

国家计划生育成本投入的主体是政府和家庭 ,由于这两者在计划生育中的地位不同 ,因而有各自的成本投入一收益产出的比较 ,共同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在国家总成本投入一定的情况下 ,政府成本投入与家庭成本投入存在着相互替代与彼此消长的关系。在国家总收益产出一定的情况下 ,政府的收益产出与家庭的收益产出也存在着相互替代与彼此消长的关系     

土地医疗保障能力及其对农户参加合作医疗意愿的影响

土地一向被视为农民的天然保障，然而在农民非农收入渠道增多、土地收益的重要性下降的情况下，土地能否有效地承担起家庭医疗风险负荷就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在抽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样本农户的土地收益和医疗支出，认为土地对于相当一部分农户已不具备足够的医疗保障能力，并进一步通过逻辑回归证实了土地保障能力在不同地区和农户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由于家庭和合作医疗在防范疾病风险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替代性，土地医疗保障能力对农户参加合作医疗的决策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推进以重建合作医疗为方向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时，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和农户在土地保障能力和合作医疗需求（参加意愿）上的差异。     

人力资源代理:一种新型劳动人事关系模式

人力资源代理在降低用人单位成本和风险、减少失业、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等多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各级劳动人事部门应积极探索人力资源代理的新型管理模式 ,并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养老保险费率对小微企业用工形式的影响

减税降费是帮助企业纾困减负、稳岗促就业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促进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的重要措施。文章建立企业用工形式决策模型，基于2015年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考察了养老保险费率对小微企业用工形式的影响。研究发现，法定养老保险费率越高，小微企业中非正式员工雇佣占比越高。在正式员工工资较高、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工资差距较大、私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上述效应更为明显，而在高新技术企业和园区企业中则相对较弱。机制分析表明，养老保险费使得企业对正式员工的缴费负担上升更多、工资转嫁幅度较低，因而企业选择更多雇用非正式员工，并倾向于雇用60岁以上老年人作为非正式员工。进一步分析表明，养老保险费率对用工结构调整的影响体现在性别、健康、技术和管理等多个维度，男性、残疾员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离职风险明显更低。文章表明，下调养老保险费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促进更高质量、更充分、更稳定的就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人力资源储备的战略性思考

据调查,如今中国企业人才流失率持续上升,特别是中小城市的中小民营企业出现人才断层现象尤其严重,这不仅不利于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而且还要增加企业的成本支出。尤其一些核心人员的离职成本会更高,企业除了要承受员工离职人员变化所带来的一些损失外,还要付出     

中国劳动力市场需求弹性估算

劳动需求弹性反映企业劳动力需求对工资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可以衡量劳动市场的波动程度和就业市场的稳定性。本文首次利用大型微观工业企业层面数据估计中国的劳动需求弹性,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检验,丰富了国际上劳动需求弹性领域的实证文献。基本结论包括:我国工业企业劳动需求弹性在文献给出的(-0.75,-0.15)这一合理取值范围内;1998²009年我国劳动市场整体波动程度有所减缓,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国本土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外向型企业相较本土企业由于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的作用,其劳动需求波动的趋势更为明显。因此,在外向型企业就业的劳动者更容易遭受波动风险。     

关于我国职工下岗失业与再就业问题的若干思考

妥善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企业改革深化、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和就业方式的改变,下岗失业职工人数急剧增长,再就业压力巨大,就业形势严峻。职工下岗失业与再就业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就此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一、准确把握了岗失业职工的基本状况按国家统计局规定,“失业”是指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在调查期间末工作并以某种方式在寻找工作的人员。“下岗’倒是在经济结构和资产重组过程中,企业富余人员失去工作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