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地理学及其空间想象

法律与空间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空间转向”的产物,作为其研究范式的法律地理学包含“空间中的法律”（空间对法）、“法律下的空间”（法对空间）、“法律与空间”与“第三域”等研究领域,由此衍生出空间正义、城市权利和“第三域”等命题。法律地理学的核心概念“空间”有待达成共识,其研究过程中的“去空间化”倾向值得关注。国内法律地理学发展前景期待明朗。     

法律体系何以存在?——一种法律实证主义的解读

法律体系的存在问题，是任何关于法律体系的定义之必要前提，也是一个贯穿于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命题。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性、本体性的研究对象，还是作为一种研究和分析法律概念的方法，法律实证主义需要通过预设或承认法律体系的存在来回答“法律的规范性如何产生”等问题。从奥斯丁、凯尔森、哈特到拉兹，判断一个法律体系是否存在，将取决于如何界定“法律”或解释法律的本质。经过哈特与德沃金之争，一种经由建构性诠释而来的原则纳入法律体系之中，进一步延伸和加强了前者的观点。因此，作为一种制度化体系，人们只有在某种程度上普遍遵守和服从法律，一个法律体系才能成为规范的统一体。     

墨子"杀盗非杀人"的法律价值分析

“杀盗非杀人”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是法律命题而非逻辑学命题,从逻辑学的角度来批判这一命题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这一命题并非否认“盗是人”这一逻辑问题,而是强调“盗亦或非盗（人）孰应当被杀”的价值问题。由于价值判断是法律推理的灵魂,形式逻辑与价值没有关联,法学的涵摄推论不同于逻辑学的涵摄推论,“杀盗非杀人”这一在逻辑上不真实的命题在法学上是成立的,只有从法律价值判断的视角才能理解这一命题的意蕴。     

法律经验研究的知识论困境与范式再造

法律实践的效力基础来源于法律规范,而不是经验知识。经验知识无法沟通“事理”与“法理”,以经验知识作为法律实践的来源必然会面临知识论的确实性难题。要想从“知道是什么”走向“知道如何做”,必须以法律规则为纽带。法律规则中的描述性概念是人们普遍经验的反映,而规范性概念指引着人们的行动,可以有效串联起“事理”与“法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构建符合我国本土实际的法律经验研究进路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法律消亡论的概念分析

法律消亡论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一个著名论题。法律消亡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批判和理想性特征。法律消亡论是以特定的法律概念论作为支撑的。澄清和揭示法律消亡论的理论语境是评价法律消亡论的重要前提。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律消亡论体现的是法律的阶级工具论,帕舒卡尼斯的法律消亡论以法律的商品交换理论作为基础,太渥的法律消亡论反映的是法律自然主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批评法律的第四种观点建立在疏远论的基础之上。然而,这四种法律消亡论背后的概念理论都对法律持一种狭隘的理解,这些法律概念论没有全面而准确地揭示法律的本质属性。如果持一种更为宽泛的法律定义观,法律消亡论的结论就必须被放弃。     

法律的理想与法理学的担当——评周永坤著《法理学(第二版)》

周永坤教授《法理学》一书中的几个核心命题是:法本质论中的“理想命题”,法价值论中的“平等命题”,法社会论中的“主体际关系命题”和法(学)方法论中的“责任担当命题”。这几个命题是世界法哲学或法理学关注的核心命题,对这几个命题的澄清也可以看作是对邓正来先生提出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在法理学层面的某种回应。我们和周永坤教授的《法理学》分享一种共同的学术立场,即理想和价值是法律的本体要素,追寻理想目标,担当价值责任,是法理学题中应有的本原之义。     

法律事实概念体系探析

学界对法律事实结构的研究相对薄弱,导致立法实践和法学理论中概念混乱,这也是法律行为的概念举讼纷纭、晦涩难明的原因。按照内涵从少到多、外延从宽到窄的逻辑关系,梳理法律事实的相关概念,可把民事主体有意识的行为概括为“当事人的行为”。从体系的完善来探讨,法律事实的后果是民事关系,而非民事法律关系。     

论法律推理中的不确定性

法律推理是司法实践中重要的一种逻辑方法,使法律在有序的状况下适用。法律推理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导致法律适用的随意性,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最大限度地确定法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使法律处于明确和有序的状态。具体措施是使形式法律推理和实质法律推理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建司法公平、正义。     

法律全球化与入世变法

法律全球化是近年来法律领域内的一种明显的客观发展趋势,它表现为国内层面的各国国内法不断互相协调、互相融合、逐步趋同,国际层面的统一立法所涉领域的宽度不断拓展、深度不断加强、影响面不断扩大的演进过程或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运动形式上表现为“国际法的国内化”和“国内法的国际化”。我国要以入世为契机,通过修订国内法律法规活动经历法律全球化过程。     

法律感情探微

法律感情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它是人在与法律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律社会意义的情感态度和情感行动,是人的情感法律化的结果。从外延上法律感情涉及到人性本情、民情民意、情节情状和人情情面这四个维度。在法律这个往往被视为最理性的领域,无论是积极感情还是消极感情都发挥到了极致。法律理性是法律交响乐中的主旋律,作为“副旋律”的法律感情之作用大体可分为呼应式、背景式和对比式三种类型。法律体系结构呈现三个世界,法律感情是法律主观结构（世界2）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法律理性形成互补关系。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侧面,使法律世界的镜像更为真实,形象更为丰满。     

法治与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作为一国公民的理性品质,构成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它既是法律规范化的思想动力,又是制度建设的精神支柱。它不仅影响法律规范创制的质量,而且制约着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制度的全过程,从而决定制度建设的成败。法治意识作为法治国家的内在灵魂与精神支撑,不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标志。全面认识法治与法治意识,是实现法治国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对"法学中国化"的理解

在给2005级山东大学法理学博士生授课时,我们讨论了一个命题:如何认识“中国法学”?有没有中国法学?如果说有中国法学的话,它指的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法学?如果坚持属地主义,中国大地上确实存在着产量丰富的法学作品。我们的各种法学杂志、综合性杂志上发表了可能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被冠以法学招牌的文章,尽管这里面充满了重复的内容。各种出版社近20年来也出版了大量的法学著作与教材,可以说中国的法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法学成了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如果我们认真研读这些法学文章与著作,我们会发现,这些被视为中国法学的“产品”使用的多是源自西方的法学术语,叙述的是西方的法学故事,讲解的是西方的法学原理和精神。这无疑使中国境内的法学内容更加丰富。但我们也发现,西方传来的法学被当成了中国法学的主流,而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法学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明显,起码从形式上看,出现了与传统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一百多年前,中国人确定了向西方学习的信念,所以全方位引进学习西方法学似乎不会产生太多的立论方面的困惑。但如今,有的西方学人也看到了所谓西方的没落,因而出现了各种批判与反思的理论,这使得我们感到茫然,再加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撞,使得我们的思想呈显更多的矛盾。于是,处于成长与发展阶段的各个学科(包括法学在内)似乎都存在“向何处去”的问题。带着对法学将走向何方这一问题的思索,我们与《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共同组织了“法学的中国化”问题笔谈,以期呼应“中国的法学向何处去”以及目前兴起的国学热潮,欢迎各位学人参与讨论。     

具体的"民间法"--一个法律社会学视野的考察

对于一个处在转型时期的社会而言,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难以回避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文作者通过对发生在现实中的中国和外国的一些“民间法”案例的介绍和分析,试图得出一个结论,即“民间法”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由此认为,我们很难在极其抽象的意义上对“民间法”作出一种理论解说和评判。并进而认为,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不存在普遍法则,只存在具体的案例中所体现和表现出的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孰是孰非的问题和判断。作者的以上结论是针对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在国家法和“民间法”问题的讨论中对“民间法”无限褒扬的趋向,以及对“民间法”所表现出的一种抽象而虚无的理论评判的研究趋向。并且想着重指出: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重要的不在于它叫什么,而在于它是什么。     

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及法律人的使命

只有当民众对法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产生了双重认同,尤其是对于在文本与现实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法律人有了内心的信任,守法才可能真正内化为主体心中稳定的精神内蕴,进而形成对法律的信仰。因此,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以法学家的批判精神和法律职业者的法治精神为前提和内在动因,并最终以民众的守法精神为其完美展现的统一;而法律人的使命则是促进和保障良法的生成以实现法的价值合理性,培育并成为有能力和有力量向社会输送公平正义的良法律人,以实现法的工具合理性,最终促成法律信仰的树立以及法治的最终实现。     

加强“法律基础”课教学 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

面临着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民主与法制社会,一部分大学生的法律思想和行为已和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这就要求高校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而高校"法律基础"课教学的任务和使命决定了它应该而且必须是对大学生加强法治教育的主渠道.为此,要加强和改进高校"法律基础"课教学,以适应高校对大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需求.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水”与中国法律起源

本文试图从"法"字"水"旁出发,结合古老的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物,证诸神话传说和文化人类学材料,认为"法"字的"水"最初洋溢着神判的灵光,经过上古先民治水活动,从而使"法"由天上掉到了人间,由超人的神明裁判方式变成了权威统治者强制他人服从的暴力工具."法"字"水"旁有关的传说故事悄悄传述着中国法律的来历,让我们发现了中国法律起源的独特道路和文化内涵.     

"法学流派"类型研究

我国目前对法学流派的界定大致有三种不同意见,但就其核心构成要素而言基本上是同一的.从法学流派的概念入手,结合西方法学发展之历程,以是否具有完备的组织形式为标准,我们可以将法学流派划分为思想型学派或松散型学派、组织型学派、结合型学派等三种不同类型.相比之下,目前中国法学流派的形成虽已初见端倪,但是仍有待进一步发展.法学流派的形成过程是对法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地接近真理的过程,中国的法学只能随着中国法治的现代化而逐步发展和完善,并产生众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流派.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对"法治"命题的反思

法治是法律人的理想与要求,是法律职业得以存身的基本理念。法治命题是一种评价性命题,是在控制人的思维基础上规范人的行为。但由于法治的要求与社会、文化背景等存在着很多的联系,同时也与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冲突,因而对法治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法治确实是与一个社会的现实情况相适应的。但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法治作为一种理想是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力量。所以要搞好法治建设,我们首先要回到法治的逻辑起点,搞清楚法治究竟是什么,然后才能发挥法治理念的批评行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