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ODA政策的调整看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

日本政府的ODA作为其重要的外交支柱,一直是日本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日本对其ODA政策做了不少调整.这种调整与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也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上升了,政治含义增加了,自主性更强了,以及加强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等.尽管在新的政策调整下,日本表示要减少对华援助,但是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些新方向也为中国争取新的援助项目因开辟中日合作新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不仅可以在政府层面与日本加强在环境、人才交流、技术提供以及预防灾害、传染病等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在民间层面加强与日本NGO/NPO的合作,以期通过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中日之间的经济互利与关系改善.     

从日本ODA政策的调整看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

日本政府的ODA作为其重要的外交支柱,一直是日本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日本对其ODA政策做了不少调整。这种调整与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也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上升了, 政治含义增加了,自主性更强了,以及加强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等。尽管在新的政策调整下,日本表示要减少对华援助,但是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些新方向也为中国争取新的援助项目因开辟中日合作新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不仅可以在政府层面与日本加强在环境、人才交流、技术提供以及预防灾害、传染病等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在民间层面加强与日本NGO/NPO的合作,以期通过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中日之间的经济互利与关系改善。     

日本ODA地区结构变迁的中国因素

进入新世纪后,日本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对ODA战略布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减少了对传统援助对象东亚地区的集中投入,把重点投向地区扩展至"不稳定的弧形地带" (包括东亚、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拓展本国利益.与受援国的联系、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以国家间竞争为主的外部因素是影响一国对外援助行为的三重因素.中国既是日本ODA主要受援国之一,又独立自主地对外提供较大规模的援助.中日在经济、外交等方面存在激烈的竞争.中国国力和对外影响的显著提升,在日本ODA这轮调整中产生了重要作用.     

从尼克松到特朗普:国际战略视角下的两场“冲击”的历史比较与日本因应路径分析

<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但对不同国家来说,这种影响又表现出巨大的个体差异性。对日本而言,这场变局造成的国际环境变动的烈度不啻冷战时期的"尼克松冲击";与冷战终结相比,挑战要大于机遇,影响也更长远、深刻。日本的对外战略政策据此开始做出调整,而这一调整也必然体现于对华政策、影响到中日关系。     

日本对华ODA中的"利民工程无偿援助"

20世纪 80年代初以来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 ODA)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90年代以后 ,日本对华 ODA政策经历着新的调整。其中 ,“利民工程无偿援助”(以下简称“利民工程”)作为一种新的援助形态应运而生。什么是利民工程 ,其背景是什么 ,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如何 ?本文拟把这些问题放到中日关系的整体环境下作一探讨。一、日本对华利民工程的基本特性二战以后 ,日本告别了战前外交 ,形成了以日美基轴和经济外交为两大支柱的战后外交。其中 ,以 ODA为中心的对外经济合作成为其经济外交的核心手段。战后日本的 ODA以如下几点作为…     

金融危机下的日本ODA战略分析

2009年4月日本外务省发布了以大幅增加针对亚洲、非洲的ODA目标金额为中心的<2009年度国际合作重点方针>,其中针对亚洲、非洲的目标金额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金融危机下, 日本经济受到重创,但却计划增加ODA额度,这引起了ODA的变动与日本GDP增长率下滑以及金融危机下国际DAC成员国普遍下调ODA额度的大趋势相背离.对日本ODA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及此次ODA增额的重点区域分布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金融危机中的日本逆势提出ODA增额计划,具有促进本国经济复苏与扩大国际政治利益的战略性目的.但从长远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国内经济低迷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下, 日本ODA的实际净支出必然会减少;日本将更注重改善ODA质量、提高ODA效率; 日本将继续坚持ODA"责任分担"理念,积极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     

日本"ODA毕业论"提出的国内原因简析

日本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始于1979年,作为对华关系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曾经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国际 环境的演变和中日战略态势的变化,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来日本国内局势的变化,日本于 2004年提出了对华“ODA毕业论”。本文试图就日本在中日关系不断冷却的背景下提出 对华“ODA毕业论”的国内原因作一简单剖析,从而为我们如何应对对华“ODA毕业论” 提供思路。     

日本防卫政策调整、动因及其影响分析

根据日本制订的《防卫计划大纲》等战略文件，冷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可划分为“全方位防御”构想、“多能、灵活、有效防卫力量”构想、“机动防卫力量”构想、“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多域联合防卫力量”构想五个发展阶段。《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发展计划》三个新战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展开了新一轮重大调整，其突出内容是把中国列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提出日本可对敌领域实施反击的所谓“反击能力”构想，从而使日本防卫政策由守转攻。这不仅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冲击，给地区安全稳定也将带来负面影响。     

战略跟随与外交主体性：印太视域下的日本对南亚外交

自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南亚国家成为日本建立印太地区秩序的重要一环。日本希望加强与印太地区各国的合作,不断加大对南亚国家的外交投入;但是,南亚国家之间的国力、政策取向等殊为不同,日本难以将南亚国家完全引导至其所希望的轨道。日本对南亚的外交,一方面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紧随美国的战略脚步,战略跟随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战略考量,外交主体性逐渐显露。中国应高度重视其外溢性可能产生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做好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     

日本对台政策调整中的美国因素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先后三次调整对台政策。在导致对台政策调整的众多因素中,美国的亚太战略及对台政策变更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美国为有效实施亚太战略,极力对日本施加影响,力图将日本的对台、对华政策纳入美国的亚太战略框架;而日本由于在安全等问题上有求于美国,加之自己也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发挥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国际作用,也始终把从总体上保持日美“战略一致”,加强日美基轴关系,视作处理对华及对台关系的指导性方针。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因素对日本调整对台政策起着决定性作用。本文试图立足于这一视角,分析日本…     

东亚区域合作与日本的政策选择

与欧美相比,东亚区域合作起步虽不算晚但进展缓慢,呈现出功能性合作优先于制度性合作的特点.日本作为该地区主要国家,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东亚区域合作发挥了重要影响.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不仅受美国因素、同时也受中国因素的制约.同样,日本的政策选择也直接关系到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并影响中国的区域合作政策调整乃至中日关系的进展.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经济与安全关系分析

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国家战略中经济与安全相互融合的关系越来越得到重视。在日本国家战略转变过程中,以往受到重视的经济与安全的关系似乎在发生变化。依靠军事力量成为国际政治大国的方式,成为近年来日本国家战略调整的主流方向。从经济手段与军事手段相互补充、经济力与军事力相互转化的关系来看,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继续对"吉田路线"和综合安全路径进行改进及拓展,和抛弃"吉田路线"而选择军事安全路线的两种具体表现,看似矛盾却存在内在同一性。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的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变化,既有国际秩序变化等共性的原因,也有政策制定者对战略环境的判断以及国际经济竞争中地位下降等日本自身的原因。     

因应与调适: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化

2022年12月16日,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了包括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对日本的国家安全和防卫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对日本这一举措的理解和评估需要将之放在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演变的整体脉络中,综合考察不同时期国际环境的变迁和大国关系的变化、日本决策者对这些变化的认知和解读,以及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如“保革之争”、宪法“第九条”等对安全保障政策所构成的限制等因素,并对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因应情况,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45—197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发端、1972—1990年作为“经济大国”的战略摸索、1990—2009年冷战后的战略调整以及2009—2022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转型。其总体发展方向是从“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向“普通大国”“军事化”和更加积极主动的自主安全保障战略迈进。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期间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发生转换的关键时期。     

日本新海洋安全战略中的对台政策

作为地理特征上的典型海洋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是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对台政策的主要内在动力与依据.新世纪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显著变化,为实现最大限度拓展海洋安全空间的战略目标,遏制主要战略对手中国走向海洋,日本的对台战略表现为阻挠两岸以任何方式统一,同时力图控制台湾.反映在对台政策上就是积极谋求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加强日台安全关系、强化对台经济控制和社会文化渗透.对此,我们要从战略高度做好应对.     

论80年代以来日本科技战略和政策的变革

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转换,及时地对科技战略、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变革。本文简要介绍其背景,并对变革情况及存在问题进行较详细的分析。 一、80年代日本科技战略和政策变革的背景 战后初期至70年代,日本采取了“吸收型”科技战略。     

日本区域经济合作构想及其战略取向

日本是一个严重依赖海外市场而生存的国家,这种外向型的国家战略,必然决定其对外经济合作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要素.从战后6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后,便不断提出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构想,如“环日本海经济圈”、“环太平洋经济圈”、“环黄海经济圈”和“东亚共同体”等.日本不同时期提出的区域经济合作构想都潜存着不同的国家战略意图,即经济的到政治的战略转型.本文主要以日本不同时期提出的区域经济合作构想为切入点,揭示其日本国家战略取向的转型变化.     

“反应性”视角下的日本对非洲外交

二战后,日本在调整对外关系上多体现出因受到美国等外部压力影响而做出“反应性”政策调整的态势。由于对非洲的外交基础较为薄弱,日本在不同阶段制定对非政策时也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反应性”特征。日本基于不同基本动因和差异性政策取向,在对非关系发展进程中针对亚洲、中东、欧美等“第三方因素”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应性”外交趋向。特别是当下日本对华战略制衡愈演愈烈且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因素”逐渐超越其他地区成为影响日本对非“反应性”外交的最重要参照因素。2022年日本举办的第八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确立了对非合作新方向,其视中国为在非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对华开展地缘博弈的趋势愈发显著。     

试论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政策

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政策,分为非传统安全合作与包括非传统领域的综合安全合作两个阶段,安倍再次上台后首次将其列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马六甲海峡沿岸国、中国南海岛礁主权声索国、东盟集团、日本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四个层次上的政策实施情况可以看出:日本制造和利用各国间的竞争关系扩大在马六甲海峡的存在;通过提供ODA对东盟十国分而治之,以经援促安全,培育战略支点;以双边促多边,利用菲律宾等声索国"绑架"东盟从中渔利;努力构建"2+2"外交安全合作框架及"3+3"海洋安全磋商框架,打造"中国包围网",将地区一体化引入冲突与对抗的歧途。     

近年日本军事转型探析

冷战结束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来,为适应国际战略格局和安全环境的新变化,日本对其安全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专守防卫"战略的内涵不断扩展,自卫队军事实力全面提升,以编制体制调整为核心的军事改革有条不紊地推进,日美同盟实现根本性转型,国内的核武装言论甚嚣尘上.为实现"正常国家"、"正常军队"的梦想,日本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力量正处在二战结束以来又一次重大转型之中.     

日本新《海洋基本计划》解析：特点、动因与影响

日本长期以“海洋国家”自居,海洋战略不仅在其国家战略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更关乎中日双边关系及地区和平与稳定。2023年4月28日,日本出台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用以指导今后五年具体海洋政策。作为岸田文雄上台执政,并对日本安保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后的首份《海洋基本计划》,其相较于第三份《海洋基本计划》呈现出“泛安全化”趋势空前加剧、将海洋“威胁”主要来源从朝鲜调整为中国与俄罗斯、提出“构建可持续海洋”基本方针三大特点。造成此种变化主要原因包括：日本战略文化中危机意识、扩张主义及尚武等因素的长期浸润;日本国家战略进入向以“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核心诉求的“全面大国”转型加速期;日本外部环境发生以进入所谓“新时代”为代表的显著变化;岸田政权因经济低迷、少子老龄化、系列政治丑闻等问题遭遇执政危机。日本未来以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为蓝本的海洋政策调整,或将对中日关系、地区安全形势乃至全球“高边疆”领域合作造成负面影响,值得予以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