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不载《金楼子》考--兼论《梁书》编撰问题

梁元帝萧绎撰写的《金楼子》是南北朝时期的一部重要子书,但却不载于《梁书*元帝本纪》.其原因恐有三一是《金楼子》成书时正遇梁末战乱,姚察撰《梁史》时所据"国史旧文"本无记载;二是江陵亡陷,《金楼子》被西魏于谨大军掠至长安而入秘阁,姚察不得见;三是姚思廉续补时恐因唐太宗之故,而不得载《金楼子》于《梁书》.     

钟嵘《诗品》四辨

一、《诗品》正名《梁书·钟嵘传》云:“嵘尝评汉、魏、六朝五言诗,名曰《诗评》。”《南史·钟嵘传》则称此著作为《诗品》。《隋书·经籍志》有著录,云:“《诗评》三卷、梁钟嵘撰。”注云:“或作《诗品》。”《新旧唐书·艺文志》则承《隋志》之旧。南宋以还,官私书目著录则仅署《诗品》之名,不复有《诗评》之称。是书名称沿革,大致如此。《梁书》作者姚思廉、《隋书》作者魏征等,均初唐间人,而此两书同时在唐贞观三年     

姚思廉所著梁、陈二书简论

（一）姚思康（557-637年），字简之（一说名简，以字行），原籍吴兴武康（今浙江省德清县），其父姚察，自吴兴迁关中，遂为雍州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县）人。思廉继承父亲业志，奉诏撰成《梁书》、《陈书》两部史著，是唐初著名的史学家。姚思廉之所以能成为早有成就的史学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长远而深厚的家学渊源，是极为重要的、不容忽视的条件。思廉的十世祖姚信，任吴太常卿，闻名江左。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姚信著有《周易》注十卷、《士纬》十卷、《昕天》一卷，又有《姚信集》十卷。思康之祖父姚增垣．字法卫，自幼通…     

从《陈书》看姚察父子的史学旨趣

早在陈时,姚察就着手修陈史,临终前嘱子思廉继其业．贞观初年,姚思廉上表陈父遗言,诏允后,续成《陈书》．《陈书·姚察传》明言：“梁陈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论及纪、传有所阙者,临亡之时,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思廉泣涕奉行．”[1]故《陈书》中的史学旨趣是姚氏父子的共同倾向．一、以“五德终始”说附会陈的兴亡《陈书》以文字简洁．体例秩然见长,但在短短的三十六卷篇幅内,除本纪六卷外,尚有皇后列传、王子宗室列传十一卷．姚家亡于隋,理应人隋史,然思康却在《陈书》中为父立传．编撰体例的背后掩藏着他们对…     

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现代中国文学史构建亟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的问题,一是对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进行调整,惟有建构现代中国文学新学科方能适应书写现代中国全景观文学史的需要;二是确立涵括性大的具有普适‘性功能的价值评估体系,给多系统多元化的现代中国文学以公平合理的评价;三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旨在以史为鉴,自觉反思、追根溯源、探求规律是实现此宗旨的重要举措.     

范鄗鼎与《理学备考》

范鄗鼎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理学家,一生以振兴儒学为职责,撰有《明儒理学备考》《广明儒理学备考》和《国朝理学备考》三部有关理学的著作。梳理三种《理学备考》纂辑过程和编纂体例,可见作者治学宗旨与治学精神。研究清初理学,范鄗鼎所著不失独具之学术价值。     

《中国学术编年》简介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中心梅新林、俞樟华教授主编的大型学术著作《中国学术编年》一书,于2013年7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9卷,一千余万字。各卷的编撰者是:第一卷先秦卷,陈年福、叶志衡撰;第二卷汉代卷,宋清秀、曾礼军、包礼祥撰;第三卷三国两晋卷,王德华撰;第四卷南北朝卷,林家骊撰;第五卷隋唐五代卷,陈国灿撰;第六卷宋代卷,俞樟华撰;第七卷元代卷,邱江宁撰;第八卷明代卷,陈玉兰、胡吉省撰;第九     

竟陵"八友"名号考辨

竞陵"八友"是史书对南齐时期从游竞陵王萧子良门下的八个人的称谓.此说法始见于姚思廉所撰《梁书》中,其后被历代沿用.然诸多疑点表明竞陵"八友"名号非当时实有,后人附会的成分相当大.这种附会既是对汉代品题之风的承继,又反映了南朝社会具时代意义的发展趋势.     

高淳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黄香梅：以古鉴今 勤廉为民

读《南京历史上的清官》，学习清官的勤廉为民．对于党员干部培养为政以德、以廉为贵、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的优良品质具有现实的意义。作为一名新时期的党员干部。以史为鉴．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切实增强宗旨意识、勤政廉政意识和纪律意识，自觉做到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对树立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非常必要。读罢此书，以古鉴今，为官之人要做好以下几点。     

回族史、伊斯兰教史、西夏史资料汇辑——北京有关单位的伊斯兰教汉文藏书(续二)

据理质证 马复初著1924年本,14页。(东四寺)(汉译)道行究竟(二卷) 马德新撰①同治九年(1870)刻本,一册。(北大、民族宫)②同治九年(1870)马如龙刊本。(民族宫)③光绪二十七年(1901),成都敬畏堂重刻本,一册。(北大) 性命宗旨     

时事

正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5月17日,在文革爆发5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刊发了任平《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的文章,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试论江泽民“以史为鉴”的战略思想——《江泽民文选》研究

江泽民具有十分敏锐的以史为鉴的战略意识，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他从深广的历史角度系统地反思了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世界文明多样性等问题，并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史为鉴”是江泽民一个显著的战略思想，对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具有重大的意义。     

盖棺自论定:宋代自撰墓志铭探析

据存世资料统计,宋代自撰墓志铭共有33方,现存计有18方。自撰墓志铭虽非宋代墓志铭撰写的主流,但在两宋时期不绝如缕。自撰墓志者有的曾身居高位,有的一直宦海低迷、困顿下僚,还有的终生居于草野。这些墓志铭,有的形式自由、内容简单,也有的中规中矩,与他撰墓志无异。撰者之所以直面自己的生命,或借自撰墓志表达一种超脱生死的豁达境界,或是理想与现实反差下的牢骚之语,抑或是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墓主的自我释放,乃至表达易代之后"遗民"的心态等,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此类文献的历史书写方式颇耐人寻味,值得深究。     

以史为鉴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深谙以史为鉴的著名君主之一.由于他在贞观年间采取了设立史馆、大力修史等诸多措施,发展史学,遂使史学功能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挥,也使他成了历史上以史为鉴的光辉典范,不仅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而且也在我国史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论中国文学分类规范对日本平安时期文学总集分类规范的影响

日本平安时期的文学总集,大致上可分成三个系统:第一个是汉诗文系统,其中包括《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本朝文粹》、《朝野群载》、《本朝续文粹》等汉诗文集;第二个是和歌系统,其中包括《新撰万叶集》、《古今集》、《新撰集》、《后撰集》、《拾遗集》等敕撰、私撰和歌集;第三个是“文学辞典”系统,其中包括唐诗佳句选《千载佳句》、日本汉诗佳句选《本朝丽     

《文心雕龙》撰成年代再考

《文心雕龙》同有些古代典籍一样，存有一些历史疑题，撰成年代就是其中之一。《文心雕龙》的撰成年代，不仅关系到对内容的理解，也是推定刘勰生平年代的主要依据。长期以来，龙学界向以清刘毓崧“三证”说为依据，推定《文心雕龙》撰成于南齐之世。本文从三个方面进一步考证《文心雕龙》撰成于萧梁之初。     

新出土唐代卢公亮夫妇墓志考疏

千唐志斋博物馆新藏一合形制特殊的卢公亮夫妇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就形制而言,它是一合龟形墓志;就家族而言,是唐代望族家世和望族婚姻的集中体现;就科举而言,涉及唐代影响最大的长庆元年科举案;就文学而言,卢公亮原本是一位诗人,值得进一步钩稽;就撰者而言,志文撰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殷尧藩,铭文撰者是卢公亮的再从弟卢罕,因而这是一篇志铭分撰的墓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式.     

史学如何迎接市场经济大潮的挑战

中国史学讲求经世致用，具有优良的传统。早在“春秋”时代，孔子从事教学，就教导学生“以史为鉴”。这种经世致用的史学宗旨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的汉代、唐代、宋代、近代，都继承了这个传统．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更要求史学工作者加强市场意识，使研究成果直接或间接进入党政各级领导的决策过程，收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拓宽研究领域；使史学著作富有文采，改进研究方法，采用科学的研究手段，写出不同体裁的历史著作。     

姚察、姚思廉散文特点及其对古文运动的影响

姚察、姚思廉父子所撰《梁书》、《陈书》等,文字简洁,散体单行,文风质实,具有很强的叙事与写人能力,这与当时流行的骈丽化文风迥异。他们所倡导的散体化写作于陈、隋之际已启古文之风,为这一时期的文坛注入了较多新鲜气息,在古文运动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鸠摩罗什《杂譬喻经》与《众经撰杂譬喻》之关系考论

在汉译佛典中，有多部名为譬喻经的典籍，其中道略集、鸠摩罗什于长安译的《杂譬喻经》与《众经撰杂譬喻》关系最为密切，历来被认为是同部譬喻经。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一、《杂譬喻经》与《众经撰杂譬喻》是两部内容不同的譬喻经，《杂譬喻经》有故事39则，《众经撰杂譬喻》有故事44则，两经只有9则故事相同；二、《杂譬喻经》成书于公元405年，而《众经撰杂譬喻》约成书于公元800-1102年之间；三、《杂譬喻经》为道略集、鸠摩罗什译，而《众经撰杂譬喻》的撰者与道略、鸠摩罗什无关，具体撰者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