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启示

意识形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工具之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挥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有其科学内涵,具有阶级性、层次性、能动性等特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提供了哲学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适应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的创新发展,有效适应了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新变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指导下的先进性和大众性的统一。新形势下,科学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能动反作用理论为指导,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阶级性理论为基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理论为警示,坚持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及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

文章系统地回顾与总结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在阐述现代化建设与全球化影响下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揭示了社会主义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视阈中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构

整体上看,中国的意识形态为改革演进起到了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良好的社会动员、社会整合和激励作用,确保了改革的成功。但主流意识形态在理论和现实的挑战与冲突中趋于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建构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应把个人精神生活、一般思想理论与国家意识形态适当分离,在个人观念的竞争中实现接合;应提炼现实、接轨世界、转型话语,以社会公正与和谐为中心进行价值重组,积极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赢得接合中的主导权;应继续保证政治统治的"绩效合法性"。     

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规范性理论建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文学性质观符合邓小平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时代要求。它从学术上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对于文学的内在要求。把审美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是对文学经验事实的概括,无论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或者从现代知识学的视角来看,都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建构。     

布哈林的意识形态物质化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布哈林提出了意识形态物质化理论,揭示了意识形态的内涵及其规律,论述了意识形态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分析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形式,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布哈林的意识形态物质化理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能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深度融合;能促进经济与文化的良性互动;能加强物质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建设。     

当前我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和非主导意识形态问题刍议

在更加开放的全新的经济政治环境下,我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和非主导意识形态状况呈现出特殊性和复杂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主导意识形态,同时存在着并有着相当大影响的其他多种意识形态是非主导意识形态,要客观认识这两种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必须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必须正确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性和多样性的关系;社会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应当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实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和手段创新,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意识形态视域下的中国文化安全

意识形态是文化的一部分,意识形态一经确立就会对文化发展起到规制作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制度选择和意识形态认同上同西方的对抗并未终结,中国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颠覆的主要对象。意识形态安全是中国文化安全的必然,也是中国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和灵魂,是保证中国文化安全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根本保障。     

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发展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有其合法性,它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并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必须加强。     

恩格斯晚年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现实启迪

恩格斯晚年在批判资产阶级批评家和党内＂青年派＂思想家对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关系的歪曲和攻击的同时,充分论证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恩格斯晚年的意识形态理论对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它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中应当注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效互动、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与社会政策的协调性。     

布哈林的意识形态性劳动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创造性的提出了意识形态性劳动理论,深化了对意识形态的本质、运动过程和基本规律的认识。这一理论具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以平衡论思想贯穿始终;二是从劳动观点出发分析意识形态。当前,布哈林的意识形态性劳动理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方法论启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方面,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态度,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方面,要坚持统筹兼顾的方法论原则,稳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现实意义方面,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动力构成——以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视点

四位一体的动力系统持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中改革开放的实战需求与我国原有意识形态供给所产生的矛盾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原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引领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创新力,重大突发事件的刺激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催生力.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价值维度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这一复杂问题研究的系统化。加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有利于科学地、系统地理解和把握意识形态的本质、特点及功能,为有效地批判虚假意识形态提供理论依据,进一步认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同时,加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也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探索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有重要现实意义。     

制度变迁与意识形态在企业文化中的管理功能

在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意识形态制度功能理论合理思想的基础上,探讨意识形态降低交易成本的一般功能,并结合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实际,分析中国传统企业功能的基本特点,以及在企业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意识形态管理弱化所导致的“道德风险”。     

新制度经济学视域中意识形态及现实意义浅析

将意识形态作为影响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分析工具是新制度经济学颇具特色的创新之处,这一理论包括意识形态的实质、成功的意识形态的特征、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意识形态经济功能等。学习研究这一理论,对于转型期我国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具有极大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中的几个关系

新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步生成,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了新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与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人类以往价值理念、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因此,总结和分析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规律中的几个关系问题,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试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辩证统一关系的角度,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命题,并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构架和现实价值一致性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拓宽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深度和维度。     

科学意识形态的科学性辨析——从《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一文说起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它的科学性表现为社会历史发展理论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真理性耦合.不存在单纯作为社会分析理论或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聚焦网络意识形态最新态势:挑战与思考

在全媒体网络时代,西方国家始终强化其对全球意识形态的操纵,网络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 在这场无硝烟的新战场上,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遭遇了新的困境,其主要态势表现在:网络上涌现的社会思潮、文化霸权以及不文明言行等现象,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 对此,全面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务必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网络话语权;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网络主旋律;增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树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捍卫国家网络新疆域.     

新时代发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路径探索

发挥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效能是建设网络强国,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关键。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受到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技术风险、话语风险及传播实践中知行断裂等现实挑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发挥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创新、对网络非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揭露与批判、网络技术意识形态化与意识形态传播网络化的深刻影响。应对这些挑战应当在强化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推动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创新网络传播技术和增强网络意识形态真实感等方面优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效能的路径,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