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散文理论概观

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是一位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作家、理论家。他的同时代人曾评说：“讲到现代中国的散文，周作人先生是第一个不能忘记的人物，我们首先不能不感谢他的提倡的功绩。”①“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①确实，作为一种现代文体的倡导者，一个文学流派的公认的领袖，周作人对现代散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然而纵观肥年来的有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往往注重肯定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成就而忽视了他的理论建树，这对于周作人研究、对于中国现代散文史的研究，都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     

大师待客

有一回，叶淑穗和友人一起去八道湾拜访周作人先生，他们走到后院最后一排房子的第一间，轻轻地敲了几下门。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位戴着眼镜、中等身材、长圆脸、留着一字胡、身穿背心的老人，他们推断这位老人可能就是周作人，便说明了来意。可那位老人一听要找周作人，就赶紧说“周作人先生住在后面”，于是，叶淑穗和友人就往后面走。     

试论周作人后期散文的历史地位——兼与舒芜先生商榷

舒芜先生是周作人研究专家,但他认为周作人散文的“真正大成就还是在他的后期”的观点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本文以驳论方式,指出舒芜先生之所以出现这一失误,乃是因为他采取了不正确的研究方法之故,如割裂思想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未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双重标准来衡度作品等等。正因为如此,舒芜先生的周作人散文研究,存在严重的自相矛盾、主观化、片面化等毛病。作者认为,周作人后期散文艺术上的退坡,是他政治上消沉与堕落的必然结果,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了他前期散文中的固有光彩。     

强作解人说知堂──写在周作人生辰100周年

今年1月16日，是周作人生辰100周年。与四年前鲁迅诞辰100周年相比，周作人的百岁生辰自是静寂无声；除了一些周作人作品爱好者和现代文学研究人员之外，恐怕绝少有人会记得周作人的百岁生辰。作为一代文化名人，周作人并不寂寞。他的作品还广泛刊布；在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人们在熙熙攘攘之余，忽然想到去寻找那一泊宁静的港湾了。散文随笔热的如火如荼，使周作人的作品也火了一把，那盛况差不多可以与本世纪三十年代周作人在文坛叱咤风云时期相比了。但是，周作人又是寂寞的，这寂寞，在我看来应自“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始。1…     

是“诗化” 不是“散文化”──废名研究之三

是“诗化”不是“散文化”──废名研究之三饶新冬自从周作人一语道破“废名君是诗人”①之后，废名小说的诗化倾向、诗式文体就成为文坛的公认的事实。废名自己也承认“一向自己作文也是兴会多佳，那大概是做诗”（《（泪与笑）序》）、“躲起来写小说乃很象古代陶渊明、...     

现代语言学意义上周作人的现代白话语言观

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管窥周作人现代白话语言观念所蕴含的现代性维度，是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周作人对语言与思想、内容与形式的认知和理解，以及提出的“采纳新名词、及语法的严密化”的主张，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现代语言学语言本体论的思想。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论废名的乡土文学观

废名的乡土文学观受到周作人的影响，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周作人。“趣味”是废名乡土文学观的核心，对废名的创作思想及其乡土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周作人到废名，“趣味”的内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胡适、周作人早期文学观比较谈

胡适侧重于从文学自身谈文学革命,周作人则侧重于从社会、政治方面谈文学革命;胡适文学理论源自进化论,周作人源自人道主义理论;胡适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文学研究方法,周作人主张文学研究应“宽容”,否认研究的原则、标准。     

胡适、周作人早期文学观比较谈

胡适侧重于从文学自身谈文学革命,周作人则侧重于从社会、政治方面谈文学革命;胡适文学理论源自进化论,周作人源自人道主义理论;胡适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文学研究方法,周作人主张文学研究应“宽容”,否认研究的原则、标准。     

“传统”包裹着的“现代”——周作人的“启蒙”文艺批评

周作人的文艺批评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是那么“传统”却又如此“现代”，因而分析周作人1927年以前的文艺批评及批评思想，尝试探求它既“传统”又“现代”的缘由就显得尤其必要。周作人的文艺批评可在较为外在的形式、韵味层面和较为内在的思想内容两个层面上考查。他的文艺批评在文体形式、语言韵味及审美情调上更多地汲取了传统的养分，而在批评的内容和思想上由于对“人”的发掘和关注而更多地体现了其现代特征。此时周作人的基本批评心理和态度是指向社会与人的“启蒙”，而且从启蒙的角度看周作人的观点至今都发人深省。     

试比较鲁迅与周作人作品中的乡土性

周氏兄弟的一些作品带有浓郁的乡土色彩：对绍兴风物、风俗的描写，对故土的怀恋，对家乡人民的关切。但表现不尽相同，而是各有特色。鲁迅的故乡景物描写是“点染性”的，而周作人则主要是“全染性”的，具有“深浓”的特点，且又冲淡自然；周作人虽对故乡有一定的怀恋与情感，但没有象鲁迅那样热烈，往往只记叙个人情趣，抒发自我性灵；鲁迅对家乡农民命运与前途的描写与探索，自然要比周作人深刻。在周作人的灵魂里，潜伏着“绅士”与“流氓”两种不同的“鬼”．     

论周作人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

五四时期，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与宗教关系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但是由于宗教本质上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因此，它与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文学是根本对立的。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又对中国文学的“准宗教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应该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办差”。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探讨新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使周作人的思考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对话性。     

周作人早期儿童观初论——兼述“以儿童为本位”观的提出

我们把1923年周作人出版他的文艺论集《自已的园地》作为划分周作人儿童观发展前后期的标志,是因为在此之前,周作人的儿童观经早东京留学时启蒙于西方儿童学及回国后致力于教育实验已初具雏形,又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检验而发展臻于成熟,且与那个时代的精神相吻合的积极面最为突出。“五四”退潮后,周作人于旁徨中埋头耕种“自己的园地”,理性的清朗与现实的黑暗又使他在矛盾的磨砺中逐渐丧失了“热”与“力”,最终成为一个“生错了时     

郁达夫“病态人格”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

本文认为:“人格病”是郁达夫病态现象的根源。郁达夫是一个病态人格患者,他的文学创作首先鲜明地表现了这种病态人格。在郁达夫研究史上,最早发现并指出病态现象的是周作人。在《沉沦》出版受到封建道学家围攻时,周作人却认为:“《沉沦》是显然属于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这里,许多研究者仅注目周作人否认“不道德”的后一句话,却未细究他所指出的前一句话”非意识的不端方文学”的内含。周作人用弗洛伊德的性原动说解释了“非意识”,用“猥亵”解释了“不端方”。值得重视的是,他要我们区别“病态”与“常态”的不同,他说:“倘若因追压而蕴积不发,便会变成病的性欲,即所谓色情狂了”,对于“那色情狂的著作”,“我们要辩明他是病的,与平常的文学不同,正如狂人与常人的不同。”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周作人不能够整体地研究郁达夫创作历程的病态人格,加上他在进行文学批评,所以,周作     

一条启事、一则报道与一次讲演——新发现有关周作人的三则史料

笔者在阅读民国报刊时,偶然发现与周作人有关的三则史料,即周作人1937年1月5日在北平<世界日报>"明珠"副刊第94期所刊登的一条启事,北平<世界日报>1937年12月16日第4版教育界所刊发的一则有关周作人的报道,天津<每月科学画报>所刊登的周作人1943年在南京模范女子中学的一次讲演.这三则史料不见于周作人个人文集及钟叔河先生编订的<周作人散文全集>,亦不见于有关周作人的传记、年谱及研究文章中,对周作人研究有一定史料价值,故笔者把它们整理并发表出来,期待方家批评指正.     

论"自己的园地"文学观念的思想谱系与历史意义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学观念建立在“消极自由”的“个人主义”思想基础之上,这一文学观念是一个有益的探索。但可惜的是,周作人没有将自己对“消极自由”的“个人主义”的正确理解贯彻到底。不过,探索者的失足落水并不能归咎于“消极自由”的“个人主义”,不能否定这一文学观念的正当性。     

"原人之文学"的审美功能——论周作人之教育童话观

2 0世纪 2 0年代初 ,周作人提出了教育童话的观念 ,主张应用童话进行儿童教育。周作人的教育童话观蕴含了民俗学的方法和儿童心理学的成果 ,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建立了一个“现代”的环节。同时 ,周作人的教育童话观也存在着儿童本位主义的弊病。     

浅谈兰姆对周作人随笔的影响

周作人心仪兰姆，已是不争的事实。周作人随笔的特征：舒徐自在的闲话风，“说我所知道的实话”，浓厚的趣味性与丰富的知识性，都留下兰姆影响的痕迹。     

在文学和音乐之间──黎锦晖和他的儿童歌舞作品

在文学和音乐之间──黎锦晖和他的儿童歌舞作品杨佃青“五四’时期是一个永远值得中国儿童文学怀念的时代，这个时期的儿童文学几乎取得了全社会的关注，不仅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周作人、郑振锋等文学大师的直接介入，而且吸引了教育界、出版界、音乐界等众多领域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