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诗学观念下的《诗经》阐释

《诗经》因无限阐释被推到一个至高无上的经学经典地位。刘勰以宗经观为本位,又逸出宗经观,以“雅丽”为诗学准则对《诗经》进行了解除经学经典的文学性阐释,突破了汉儒美刺论《诗》的传统。齐梁时期,经学与文学的纠缠、刘勰文质并重的诗学理想等因素促成了《文心雕龙》雅丽释诗的倾向,因而从《诗》学到诗学,刘勰的诗学思想逐渐走向圆满。     

徐璈《诗经广诂》考论

清代嘉、道间桐城文士徐璈有两部重要的诗学著述,即《诗经广诂》与《桐旧集》,前者为其治三家《诗》的成果,后者则为桐城诗人总集,二者辅成相弼,共成其诗学思想。徐氏曾与桐城诗学家马瑞辰、光聪谐参加京师万柳堂公祭郑玄活动,然其治《诗》则以主"三家诗"而与马氏(马宗琏、马瑞辰)"毛诗学"并为桐城诗学两大宗。由于徐氏解《诗》秉承桐城学术,所以最为推重钱澄之《田间诗学》,对桐城诸家如方苞、姚范、姚鼐、叶酉的论《诗》语也多有引述。而予"三家诗"之阐发,《广诂》则以明源流、博引证、重考述为特征,并通过引史明礼与章句释义,彰显其辑考成就与经世致用思想,从而具有树立经典的诗学传统意义。     

世界轴心时代的诗学双峰——与亚里士多德《诗学》并峙的荀子《乐论》

在世界轴心时代,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之间,在诗学的历史上出现了两座并肩而立的高峰:一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是中国战国末期荀子的《乐论》。人论是二人诗学思想的共同出发点,亚里士多德是性善论者,荀子是性恶论。荀子在诗学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关于诗的存在论、诗的创作论、诗本与诗象论、诗的价值论几个方面。荀子的诗学思想影响深远,应在世界诗学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论《蒲褐山房诗话》中的诗学观念

王昶是清代乾隆时期著名学者,师从沈德潜,是清代格调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清代格调派副将.他在诗文方面颇有成就,其《湖海诗传》所选诗歌可与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相承接.《蒲褐山房诗话》是其诗集中为诗人写的小传的集合,反映了他的诗学思想.概而述之,他的诗学思想大致包括诗歌内容要有风雅之旨,语言要清新典雅,意境要高远恬淡几个方面.     

孟子与两汉《诗》学

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传经的一大功臣 ,他的诗学思想对汉代诗学有深远影响。孟子的某些观点为汉儒所继承或发挥 ,四家诗皆与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而孟子的诗论则初步限定了汉代《诗经》学体系的框架 ,奠定了汉儒说《诗》的规范 ,至此 ,“仁义”理念成为诗学的焦点与亮点。     

船山诗学片论

王夫之(公元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晚年居衡阳西北石船山著书讲学.世称船山先生。王夫之是我国明末清初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其学识博大精深,举凡哲学、宗教、艺术、天文历算,无不洞其精微,贡献卓然。他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最杰出的代表,其哲学体系,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从人性观到历史观都洋溢着伟大哲人思想睿智的光辉。他的诗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三部诗歌评选集:《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以及《薑斋诗话》中,余则散见于《尚书引义》、《诗广传》等著作。他的诗学思想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其诗学本体论略作阐发,以纪念这位伟大思想家     

钟嵘《诗品·晋阮步兵诗》条疏证

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发生在一个儒家诗教与其他亚文化形态诗学观念的张力场中。这种背景下的诗学是不能脱尽诗教思想的支配的。钟嵘在其《诗品序》中提出了“滋味”的论诗范畴 ,但笔者认为 ,在钟嵘的诗学理论中所隐藏“诗教”思想是其理论的真正支点。无视此点 ,将导致对其诗学的误读。本文拟对钟嵘《诗品·晋阮步兵诗》条作出疏证 ,以证此论     

叶燮《原诗》诗学思想研究述评

30 0年来 ,学者们对于叶燮《原诗》诗学思想的研究 ,可分为四个阶段 :清初、民国、2 0世纪六七十年代、2 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这些研究有发展 ,有进步 ,不能一概否定。学者们对于《原诗》诗本体论的理论性质的认识 ,存在重大分歧 ,对《原诗》诗学思想研究方法 ,是反儒还是归儒 ,历史地位如何 ,以及《原诗》的成书时间等 ,也存有争议 ,本文分别对它们作了述评。     

《齐诗》情性论新探

汉代儒家学者接续先秦学者对情性的关注,运用情性论《诗》,在汉代经学视野下对于文学内部规律进行了有益探讨.汉代四家诗中,《齐诗》学者的情性论颇有特色.同出一脉的匡衡与翼奉对此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翼奉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情性,体现出汉代阴阳五行思想对于诗学的渗透.作为同受儒家正统文艺思想牢笼的汉代各家诗学,不管“匡氏”学与“翼氏”学,还是《齐诗》学与《毛诗》学,其最终目的都是干预现实,经世致用.     

戴震《毛诗补传》与《杲溪诗经补注》比较

《毛诗补传》与《杲溪诗经补注》分别为戴震早年以及中晚年治诗作品,二者相较可以发现,戴震前后诗说大同小异:二者均遵循“思无邪”宗旨,以铺陈诗教的思想说诗,诗说中的契合处颇多;在摆脱旧说附会、关注三家诗以及整饬行文上,《杲溪诗经补注》比《毛诗补传》更显得成熟。戴震与朱熹均有不同时期的治诗作品,戴震治诗思想的一贯性与朱熹治诗思想的反差性,分别源于各自不同的诗学背景。     

齐《诗》“五际”说新探

在西汉今文三家《诗》中,齐《诗》最能反映汉代诗学的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阴阳五行思想对诗学的影响,其代表性思想就是齐《诗》的“五际”说。“五际”说与律历、性情等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其具体内容应该指仁、义、礼、智、信“五性”,这与《诗纬》中的“四始五际”说是不同的。二者虽然都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但侧重不同:齐《诗》“五际”说的根据主要是阴阳说,《诗纬》“五际”说的基础则主要是五行说。     

论《石洲诗话》的神韵诗说倾向

《石洲诗话》前五卷成书于翁方纲任广东学政期间,代表了他的早期诗学思想。分析蕴含其中的辨体意识及对唐宋诗的讨论可知,王士稹神韵诗说对翁方纲此期的诗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说苑》引《诗》和上博简《孔子诗论》再看孔子诗学

为了重新认识孔子诗学理论,将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说苑》对比分析。分析认为,《说苑》引《诗》内容与传统理解中的孔子诗学理论相和,而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的解读虽然有其实用性、功利性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从诗本身的意旨出发,揭示诗的文学艺术特质和诗人自身的情感抒发。从《孔子诗论》到《说苑》引《诗》,诗的教育功能与诗的艺术功能并重发展为偏重于对诗的教育功能阐发,对《诗》解释路径的发展趋势是清晰的。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试论《红楼梦》中的诗学思想

诗化小说《红楼梦》写了许多质量上乘的诗歌,作者通过代人物所作诗与写人物论诗,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诗学思想。从人物诗的个性化特征、人物论诗表达的诗学观念以及作者诗学观念形成渊源三方面进行论述,可以揭示出人物诗与人物个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人物论诗体现出作者的诗学观念,进而找到作者诗学观念的理论渊源。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诗学意义

孟子诗学思想为古代文学理论之奠基,历来为学者所重并多方探讨研究。然对其"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一语所蕴之诗学意义,学界却似有忽略。笔者拟就此略陈管见,从中寻绎其文学批评因子,期以抛砖引玉。     

孔子诗学研究的系统化工程——评蔡先金教授《孔子诗学研究》

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诗学的国度。早在春秋末期以上,做诗、教诗、学诗、用诗便在我国蔚成风气。孔子生当春秋末期,既是既往诗学的集大成者,又为后世中国儒家诗学奠定了基础。他在学《诗》、用《诗》、教《诗》、研究《诗》、整理《诗》的过程中,必然有所主张,而且应该自成系统。全面揭示孔子诗学的理论体系．对于更为深刻和全面地了解孔子,了解中国传统儒学,     

王夫之“兴观群怨”说的美学阐释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曾对儒家诗学的一个古老命题“兴观群怨”说作了重新诠释，以往的研究者往往仅从接受的角度来解读船山的这一理论命题，未得船山诗学的要义。其实，“兴观群怨”说与船山的“诗道性情”说一样，同属船山的诗学本体现。“兴观群怨”说在船山诗学中被本体化、美学化、系统化了，这是船山对儒家诗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无疑，船山的“兴观群怨”说仍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     

试论吴幵《优古堂诗话》的禅宗基因

宋人吴幵的《优古堂诗话》借鉴禅宗心性理论、法眼思维以及二道相因的思维方式,以禅喻诗,彰显出禅宗美学思想基因。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上,从历时性还是共时性上看,《优古堂诗话》在两宋以禅喻诗的诗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对其他诗话类著作均有一定的影响。当然,除了共性,《优古堂诗话》更彰显出鲜明的个性。探究《优古堂诗话》的禅宗美学基因对于探究宋代诗学生成发展的内在机制、对于探赜宋代禅宗与诗学的关系均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对江西诗派的诗学理论的重新体认,因而具有诗学与美学的双重意义。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