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资产组合激励合约在公募基金中的应用研究

文章从委托代理模型出发,研究基于绝对和相对业绩的委托资产组合最优薪酬合约及其对管理人的激励作用。研究表明,管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是其剩余价值分享额度的增函数,线性合约能激励管理人的努力水平。基于相对业绩的薪酬合约能显著提高管理人的剩余价值分享额度和最优努力水平,更好的激励管理人的行动。此外,在绝对业绩的薪酬合约中投资人代理成本与管理人的风险厌恶程度、基金投资组合的风险正相关;而在相对业绩的薪酬合约下,随着管理人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加,代理成本将先增后减,最后稳定在一个相对较低的范围内。     

公平偏好下双重逆向选择的激励契约设计及效率分析

传统的逆向选择模型建立在代理人“纯粹自利”的假设基础之上,忽略了人的公平心理偏好对激励契约的影响。从个体心理偏好的异质性出发,将作为隐藏信息的公平偏好心理因素嵌入传统逆向选择模型,设计出当代理人能力水平和心理偏好特征均为私有信息时的最优契约,可以发现公平偏好以及双重逆向选择的信息结构对于最优激励契约及其实施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双重逆向选择情形下最优契约是“部分混同”的,而公平心理会导致部分代理人通过隐藏其真实心理偏好以获取额外信息租金。最优契约是在信息租金抽取、公平心理补偿与配置效率之间权衡产生的结果,因此与传统的逆向选择情形相比,公平偏好会导致低能力代理人的配置向下扭曲变大,而不同能力代理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随公平心理强度增加而增大。     

公平偏好视角下的行为合约激励理论研究评述

作为经济学发展的前沿之一,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合约激励理论在近年来开始将一些行为心理因素引入标准委托-代理分析框架,设计非对称信息下的激励合约,逐渐形成了基于社会偏好的行为合约激励理论。公平偏好作为重要的社会偏好之一,被博弈实验证据反复证明具有重要的经济学意义,而基于公平偏好的激励合约对于实际合约亦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经典合约激励理论。     

我国上市公司CEO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基于代理理论的视角

以中国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公司规模、负债代理成本、收益风险、董事会治理、权力自利与股权性质对我国上市公司CEO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上述六个特征均能对业绩敏感性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财务杠杆和收益风险与业绩敏感性负相关,符合经典代理理论的预测,说明我国薪酬契约的设计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研究

高管薪酬管制是伴随我国国企改革进程产生的制度设计,激励理论引入公平偏好理论又为薪酬管制提供了进一步的学理支撑。基于公平偏好的政府薪酬管制在我国国企高管薪酬确定过程中实际存在,这有利于政府部门提升社会公众公平认知、降低自身代理成本。与此同时,外生的薪酬管制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企业绩型报酬方案的实施空间和激励效率,可能导致更多在职消费,增加企业代理成本。国企高管薪酬管制可作为提升政府部门公平感知的一项措施,但归根结底,深化国企改革,加强国企监管,从制度层面上为合理的国企高管薪酬提供保障才是根本之举、治本之策。     

高管层报酬契约构成与标准——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对高管层报酬契约结构与业绩评价标准进行了问卷调查,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研究结论:在我国目前上市公司中,高管层报酬契约存在着实行长期期权激励和没有实行长期期权激励的二元结构,具有激励高管层最大化股东财富行为选择的报酬构成是长期期权激励,而没有实行期权激励的公司中,效益报酬具有激励作用;高管层业绩考核指标包括评议性指标和定量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业绩评价指标进行了因子界定。     

公司股权结构、经理市场与管理层激励

公司股权结构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公司管理层(代理人)的利益实现,大股东控股比例越高则对于代理人的均衡激励也越多,反之亦然。另一方面,经理市场的存在使得委托代理合约均衡中的最优剩余索取权分配变得更加有利于委托人而不是代理人。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研究——基于2008年批发零售贸易业的实证分析

高管薪酬与公司经营业绩密不可分,依据委托代理理论提出高管薪酬与公司经营业绩关系的六种假设,经过实证分析得到相应的结论。     

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委托-代理模型及风险分析

从实际经济生活出发,描述了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一种委托代理模型,通过对模型最优解的分析发现,代理人的风险偏好能够直接影响最优激励机制的形式和委托代理双方的风险分担。同时对激励合同中的一个参变量赋予了新的经济阐述。     

货币薪酬结构与在职消费——替代还是互补

经理人显性的货币薪酬具有一定的内在结构，不考虑权益性薪酬，经理人的年薪一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和超额薪酬构成，不同的组成部分拥有不同的效用。基本薪酬是无风险薪酬，与经理人劳动成果无关，提供安全的功能；绩效薪酬是与业绩挂钩的薪酬，属于风险薪酬；经理人的自利本能和委托人的有限监管能力形成了超额薪酬，是需要被限制的薪酬。在职消费是指经理人工作中的消费。文章区分经理人薪酬的内在结构，研究其与隐性薪酬在职消费的关系。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文章采用全样本和小样本两套数据进行检验。全样本数据利用断点回归的思想。假设略微盈利和亏损的公司经理人才能相同，略微盈利公司经理人获得绩效奖金，而略微亏损公司经理人只收获基本薪酬。文章选取ROA亏损和盈利2%以下的样本按照行业、年份和资产规模进行配对，略微亏损样本中高管薪酬低于与之相配对的盈利样本中高管薪酬的薪酬数据，作为高管基本薪酬的代理变量。同时使用高管的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指标，作为绩效薪酬的代理变量。薪酬前三高管的薪酬总额对相应公司特征进行回归后的残差，作为超额薪酬的代理变量。另外，根据《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手工收集基本薪酬、绩效/基本薪酬比例以及超额薪酬三个薪酬结构数据，形成150个的小研究样本。通过两套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在职消费越高，经理人的基本薪酬越低，绩效薪酬比重也越小；在职消费越高，经理人的超额薪酬也越高。基本薪酬、绩效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国有企业中在职消费与超额薪酬的正相关关系要显著大于民营企业。经理人薪酬收益构成复杂，对经理人的投入产出效用也各不相同。当在职消费这种隐形薪酬与货币薪酬体现为安全和激励功能时，二者可以部分替代；当表现为代理性质时，二者重叠，存在互补关系，而且代理成本叠加现象在国企中更加严重。研究结论说明在委托人代理人薪酬博弈条件下，代理人行为具有一致性。对待自利的经理人，改变薪酬模式不能减少其侵占行为。文章从货币薪酬的结构入手，分析其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创新。     

浅析业绩评价对公司治理的意义

规范公司治理主要解决的是在建立、健全企业的内部和外部监控机制的同时激励代理人的行为，使其与企业的战略目标相一致。而企业的业绩评价与公司治理中的激励和监督机制密切相关，能够为这两者的运作提供信息上的支持。传统的企业业绩评价指标已不能适应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的需要而要加以变革。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具体阐述业绩评价对于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并对公司治理中的业绩评价提出改进建议。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企业内部激励有效性分析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企业内部代理成本和监督成本等同于激励成本,并构造出一个企业内部激励成本理论模型,在对模型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激励有效性边界条件,并得出结论:对风险厌恶型代理人来说,激励一般是无效的;对风险偏好型代理人,只有监督程度较高、可置信的惩罚力度较大,代理人自身成本较低,激励才可能是有效的;同时要避免激励的无效,必须给定代理人一定的固定报酬。     

薪酬委员会设立、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

以自愿披露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以“最优契约论”和“经理人权力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了不同产权性质下薪酬委员会设立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中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而非国有企业中则相反;进一步细分国有企业发现,央企中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薪酬业绩敏感度,而地方国企则相反;通过对相对业绩和业绩变化的进一步考察发现,在相对业绩高和业绩上升时,地方国企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其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在相对业绩低和业绩下降时,央企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这意味着薪酬委员会的设置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央企和地方国企以及企业不同相对业绩和业绩变化的情况下,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作用不同,地方国企薪酬委员会的设置具有为其高管辩护的经验证据,更符合经理人权力理论.     

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委托-代理模型及风险分析

从实际经济生活出发，描述了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一种委托-代理模型，通过对模型最优解的分析发现，代理人的风险偏好能够直接影响最优激励机制的形式和委托-代理双方的风险分担。同时对激励合同中的一个参变量赋予了新的经济阐述。     

公司制企业委托代理契约的模型设计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代理人的报酬是其绩效的函数。依据代理理论和契约理论,公司制企业应以明确的代理契约来定义代理人的绩效与报酬之间的对称关系,绩效评价是支付报酬的标准;因此,契约中除了应有明确的激励约束机制,还应包括科学有效的业绩评价机制,这样才能有效激励经营者朝着委托人的利益目标方向努力工作。只有给予经营者足够的剩余索取权才能从根本上调和经营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以控制代理问题。根据代理理论的要求,在借鉴西方先进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考虑代理人所在企业的特点,我们对代理契约模型的核心内容———业绩考核、报酬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等,进行了总体设计。     

基于过度自信的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运营研究

本文将代理人的过度自信心理引入到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运营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中,研究了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运营中代理人的最优激励合同。在建立基于代理人过度自信的双重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基础上,讨论了任务独立和任务关联时的最优激励合同,给出了相应的经济学解释。研究结果表明,若代理人对风险控制任务(任务不可观测)的过度自信程度超出该项任务的不可观测程度,则对该项任务应该提供激励,反之应该采取固定工资制;提高收益率任务的最优激励合同受任务是否独立、代理人对风险控制任务的过度自信程度与风险控制任务的不可观测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偏股型开放式基金经理风险转移动机度量和影响分析

通过自激发门限回归模型估计基金业绩在不同宏观经济状态中的分段个数和门限值,以分段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业绩-资金流关系的变化,发现在经济上行阶段中基金业绩-资金流为非线性关系,在经济下行阶段为线性关系.根据模型回归得到的参数计算基金经理人“自利”性的风险转移动机,构建基金风险转移动机变量,结果显示这种由“代理冲突”导致的风险转移动机在经济上行阶段总体为负值,而在经济下行阶段则不具有这种风险转移动机;最后,发现这种在自利性动机驱动下的风险调整动机对基金业绩的影响为负面的.     

企业业绩评价的战略沟通功能研究

解释了企业怎样选择业绩评价指标以及对不同的指标怎样进行平衡,以使业绩评价系统能有效地向企业的各个职能部门传递企业的战略信息。同时,将业绩评价系统视为战略沟通的手段与将其视为激励手段的传统观点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通过向代理人传递企业的战略目标,企业业绩评价系统在改善企业决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企业家业绩评价

分析了国内关于企业家的业绩评价、综合评价两类评价指标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创新性地提出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构建新的企业家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从财务业绩、经营业绩、企业成长业绩、企业社会贡献业绩等四个方面对企业家业绩进行全方位的衡量，以期对企业家业绩做出科学、客观、公正、规范的评价，为企业家选拔、考核、引导和激励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并购业绩承诺与"良性"商誉减值 ——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

近年来商誉"爆雷"事件频频发生,资本市场对于商誉减值已然风声鹤唳.基于2009—2017年创业板并购事件,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并购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出于自利的动机往往会操纵商誉减值时机,进行一次性、巨额的"恶性"商誉减值,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秩序;业绩承诺对于商誉减值具有风险识别与风险缓释的作用,降低了管理层操纵减值的能力及动机,当被并企业业绩未达预期时,及时、分次、小额的减值计提,可以确保商誉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有助于"良性"商誉减值机制的形成.进一步分析中排除了替代性假设,佐证了业绩承诺的监管作用及机制.因此,建议监管层通过制定政策,推广业绩承诺在高商誉减值风险并购中的应用,并对高商誉企业进行持续监管,以缓释资本市场商誉减值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