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辞新注求确》的注疏方式和学术贡献

在楚辞学史上,胡濬源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楚辞学者。目前,学术界尚未对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的注疏方式和学术贡献作全面的专题论述。胡濬源在注疏楚辞时,并没有刻意追求字句训诂、名物考证,而是奉行以寻求通节旨、脉络为主的治学宗旨,采取了别具一格的楚辞注疏方式,即求楚辞于注家求楚辞于史传求楚辞于本辞,分别从学术家的眼光、史学家的精神、文学家的意识,来对楚辞作品的创作时地、作者归属、文体属性、主旨大意、词句寓意、脉络章法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究,从而作出了较大的学术贡献。     

论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的成书与体例

在楚辞学史上,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是一部相当重要的《楚辞》注本。目前,学术界并未对胡濬源的生平履历、《楚辞新注求确》的成书过程与著述体例作全面的专题论述。笔者考证,胡濬源生于乾隆十三年(1748),卒于道光四年(1824),享年77岁。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成书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时年胡濬源69岁。该书版本主要有国家图书馆藏的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长沙务本堂刊本和日本早稻田大学藏的和刻本。日本和刻本存在不少错误,其价值实不如国内藏本。《楚辞新注求确》在篇目次第、笺注编纂等方面自成体例,均融入了胡濬源本人的编著理念和学术风格。     

汉至明代的《楚辞》注本概说

文章首先对《楚辞》注本作了界定和选择 ,然后结合时代特点和训诂学的特点 ,对汉至明代的《楚辞》注释情况作了概要的描述     

戴之麟《楚辞补注疏》评介

戴之麟是民国时期湖北钟祥的著名学者, 与赵鹏飞、关云门合称为\     

论先唐所传王逸《楚辞》著作之名实为《楚辞注》 ——兼谈其传播时间

范晔《后汉书·文苑传》较早提出王逸撰《楚辞章句》的说法,此后学者撰述引用而无疑.但《隋志》等目录并未见"王逸《楚辞章句》"之所载;而汉魏晋南北朝时人称引《楚辞》时也无一例外皆不见称引王逸《楚辞章句》.而据李善《文选注》以及其同时代人著作来看,其所称引皆谓"王逸《楚辞注》"而已.且据《文选注》称引其它《章句》如薛君《韩诗章句》、蔡邕《月令章句》等著,以及其言《章句》与"王逸《楚辞注》"等并列而皆不言《楚辞章句》等作法来看,李善等所见王逸《楚辞》著作之书名实为《楚辞注》而非《楚辞章句》.且其著述始为人知当大致在范晔之世,而其初步与广泛流传则当裴骃与顾野王之时,至于唐初方取得权威之地位.     

清代楚辞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评陈欣教授《清代楚辞学文献考释》

陈欣教授勤奋治学,潜研于清代楚辞文献之渊薮十余年,通过多方考证、钩沉索隐,撰成《清代楚辞学文献考释》一书。该书对清代楚辞学文献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体现出以下三方面特点：旁搜远绍,资料详实;引证博赡,考证细密;视野开阔,思路新颖。该书以新颖的视角揭橥清代楚辞学的特点与成就,不仅将清代楚辞学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学术水平,并且为建构楚辞学史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山带阁注楚辞》

文章分析论述了清代蒋驻对《楚辞》研究的贡献,着重评价他突破旧说,摆脱儒家保守思想的束缚,从整体上研究屈赋的方法,指出他在字词释义、时地考证、驳正旧说、创立新说等方面的成就。     

论清代的《楚辞》文本传播与接受

在楚辞学史的学术背景下,对清代《楚辞》文本传播大致情况进行了简要描述。从文人接受的角度,以五家《楚辞》文本为重点考察对象,具体分析清代文人在屈原人格精神、楚辞音义主旨及楚辞艺术美学等方面的接受情况,从而体现出清代文人在楚辞接受史上的突出贡献,总结出清代文人楚辞接受在研究重点、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三方面的新特点。     

王勃和《楚辞》

王勃前期受儒家传统诗教观影响,对屈原的认识有偏颇。个人的不幸遭遇,使王勃对屈原有了新的认识。继承屈原“发愤抒情”的创作精神,扩大了王勃作品情感表现的内容。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浪漫风格是屈原和王勃作品的共同特点。在比兴手法的运用上,王勃也受到了屈原的影响。     

楚辞研究方法拓展的新向度——与毛庆同志漫议楚辞学方法兼及《屈骚艺术新研》

纵观楚辞学方法演进历程,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必须将思考焦聚于抒情诗篇主体,以文本的情感性、审美性等文学艺术内涵为检索根本,综合运用融会贯通其他诸种方法,吸收其他方法优长之处,从多重视角、多种方法突入楚辞文本内核。     

屈辞《大招》释疑

楚辞《大招》和《招魂》文本之异同乃巫祭文化使然。"二招"共用于为楚怀王举行国丧活动的招魂礼,一事而二用。《招魂》用于野外,《大招》用于出殡前宫中举行的大型祭典。"二招"均为屈原据巫觋及巫官祭辞改创而成,并因招魂时地及行招者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体制和风格。其题旨均是: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明招怀王之魂,暗寓忠君爱国之意。     

杜甫诗中的议论

杜诗中的议论是一种抒情手段,具有韵味深长的基本特征。诗人一方面保留议论的普遍特征如意见的外指性、判断的鲜明性以及推理的层深性和曲折性,一方面又通过对日常逻辑的变形使其成为诗的议论。其特殊表现功能,在于由此派生的互相对立的表现效果之融合。杜诗中的议论还具有积极的结构功能:或是对形象和抒情加以点化以升华主题,或是在诗中起组织的作用而兼得气势与骨力之美。     

关于《楚辞·招隐士》的几个问题

王逸《招隐士序》其义明顺,它强调的是淮南小山在共时性的心理时空平台下招屈的创作依据;代屈原而“章”其“志”是《招隐士》得入《楚辞》而《吊屈原赋》等与屈原相关的作品不得入之重要原因;从屈原幽隐山中的悲凄身世和时人对隐士的认识与接受等角度考察之,屈原被称为“隐士”没有任何问题,《招隐士》所招对象为屈原不容置疑;以《文选》、《艺文类聚》等否定淮南小山的著作权,似得而实失。     

论楚国的屈氏家族和屈原的故乡

屈氏家族从屈瑕授封屈地为侯开始,世代享受“莫敖”的殊荣,春秋战国500年间一直是楚国的支柱。屈氏家族涌现了一大批人才精英,特别是产生了世界文化名人屈原。从《鄂君启节》有关铭文和汉寿县沧浪水畔楚墓群“武王之童督”铜戈、“郢室畏户之玺”铜印等文物的出土,沧港镇的遗存遗迹及相关文献的记载分析,屈原的故乡不可能是湖北的秭归,很可能是洞庭平原中心的汉寿县沧港古镇。     

楚辞研究传统的承继和创新问题

建设楚辞学术文化,离不开对楚辞研究传统的承继,但承继的应该是传统的优点而非短处。发展楚辞学术文化,尤其需要创新,但这种创新须靠坚忍不拔的实践努力,而不是标新立异的叫卖,或是对西方新说毫无鉴别眼光和扬弃精神的套用。有志气、有自信的楚辞研究者,完全不必理会学术界风来风去的变幻,宜将研究的根系深深布展在地底,靠坚毅的探索之芽顶破厚土,长成风雨难撼的参天大树。     

论王九思的曲学观念和散曲创作实践

明代七子之一王九思的曲学观念表现在重视曲体的抒情功能、娱乐功能和努力提高曲的地位三个方面。王九思的散曲创作是对自己曲学观念的实践,既书写了失意士大夫的苦闷,也反映了宴集赠寄之作的游戏心态;在散曲艺术方面,能熔炼词藻意境,努力提高散曲的境界和格调,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楚辞服饰描述的象征作用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楚辞中的服饰描述有着丰富复杂的象征意义和极为重要的表达作用,这主要表现为：楚辞所写到的服饰常常是对人格之美的象征,并且楚辞中服饰所象征的美好人格有着多方面的内涵;楚辞中人物的服饰之美及有关描述象征和表现着一种强烈、执着的用世之志及此用世之志所遭受的重重打击;楚辞中有关服饰的某些描述还是人物在人格之美不获赏识、用世之志屡遭打击的情况下产生的忧结之情的表现或象征。楚辞中服饰的纷盛华美和香草服饰的频繁出现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楚辞服饰描述对人格和情志的象征和表达也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根源。     

德山与楚文化和屈原

半个世纪以来,考古部门在常德德山发掘楚墓近千座,出土大量珍贵楚文物,并尚有千余座楚墓未发掘。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常德德山是一处楚文化繁荣之地。从古籍记载来看,德山一带时称“枉渚”,是楚国江南一处要塞之地,极可能就是楚国“洞庭五渚”之一。屈原在沅水下游一带留有许多踪迹,屈赋《涉江》中明确提到“朝发枉渚,夕宿辰阳”,可见德山一带是屈原十分熟悉、经常往来的地方。     

《楚辞》重言的分析

<楚辞>的语言与先秦诸子的风格相比有很大特色.重言是其中特色的一个部分.以重言为基点,以语法分析为主要手段,从重言的语素构成,所属词性和语法功能等角度来考察,得出如下结论:重言的词性不是单一的,它包括形容词,拟声词,叹词,动词,副词和其他词性;重言的语法作用也是多样的,它可以做谓语,状语,补语和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