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地位转变的文化原因

埃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多元系统论,用于解释文学翻译的各种情况,其对翻译文学的地位做了详细分析。五四运动前后被认为是中国翻译史上的高潮之一。五四运动之前,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位置;五四运动之后,翻译文学跃居中心位置。本文试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文化语境,分析中国翻译文学在五四运动前后地位的转变及其文化原因。     

从边缘到中心——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的地位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翻译活动虽有所发展,但翻译文学仍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五四运动之后,翻译文学跃居中心位置。文章试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文化语境,分析中国翻译文学在五四运动前后地位的转变及其原因,兼论五四时期中国翻译文学的作用与影响。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学在文学思想、语言发展和形式库方面需要翻译文学来为其提供新的思想和文学话语。     

五四运动与近代中国先进群体救国之道再转向

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以救国为表现型态的转型路径几经重大转折,最终以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为界碑,走出纯行动救国和纯启蒙救国的误区,行向启蒙与行动结合的救国之道。这一转变为推进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开启了具有实践价值的门径,无疑应是五四运动众多光环中更具历史意义的新光环。     

五四运动于新文化运动:腰斩还是硕果?

五四运动是腰斩了新文化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结出的硕果?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五四运动既没有腰斩新文化运动,亦非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两者是中国近代救亡大树上同一花期开出的并蒂双花,在难得的自由里竞相盛放,终因救亡的急迫而此长彼消。五四运动成就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让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新文化运动亦极大滋养了五四运动。百年之际,重温五四,是希望在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此消彼长中乞得宝贵的历史经验,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要贻误时机,以回应五四的早期诉求,实现当代目标。     

翻译政治与严复的翻译选择

从翻译主体和客体权力关系的视角探讨了翻译政治如何影响严复对源材料的选择、对文体的选择,以及具体翻译中对文化内容的处理策略等。     

晚清翻译与"翻译的政治"

所谓“翻译的政治”,是指翻译过程中的各种权力关系以及相关的操纵策略。文章选取对晚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严复、梁启超、林纾等三人的翻译,探讨在其翻译活动中体现出的各种权力关系和操纵策略,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对晚清翻译思想和实践的理解与阐释,同时也为“翻译的政治”理论提供近代中国语境下的例证。     

翻译与政治的结合及翻译的政治性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形式,从一开始便嵌入了政治的符号,并在一定程度上受政治的影响与制约。当前,翻译界已经逐渐意识到翻译活动并不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涉及源语及目的语两种文化,有着复杂交往行为的过程。翻译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行为,渗透着社会文化的政治特性。     

五四运动与妇女解放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妇女解放运动。本文就五四运动中妇女斗争的背景、概况和特点等问题进行探讨,从而进一步认识五四运动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地位,以期广大妇女发扬五四精神,大胆解放思想,积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翻译与文化的互动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翻译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其对文化发展存在着互动关系：翻译促进和丰富文化的发展,文化促进和制约翻译活动。     

公意与五四前后《新青年》左翼同人的思想转向

卢梭公意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是一个中国式的化约过程。近代中国知识人将公意理论上的复杂性弃之不顾,径自以中国式的民情、民意来理解。这种化约倾向虽然避免了公意的理论纷争,但从接受伊始即凸显出公意的道德内涵,且在近代中国知识人的认知中形成了道德化的民的神圣感。而在不断从理论上提升民的道德性之后,这种具有现代性和普世性的民的神圣感与现实中的百姓状况之间产生的巨大反差,使近代中国知识人对现实中的百姓充满了失望,进而怀疑其国民资格。但是,出于对民初政情、政党政治的反感,以及来自朝鲜三一运动、五四学生运动的正面刺激,加之由公意所引发的对民主多数性的认知和国民政治的向往,《新青年》左翼同人继而认同公意理解上的简单化原则,即多数至上原则。这一原则促成了他们思想的左转,却又在接受列宁阶级理论后,实际地放弃了公意。     

杜威的五四观及其影响

杜威于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应邀来华讲学,对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作出了理性的评价,对其未来走向给予了前瞻性引导,深刻地影响了五四运动的发展。杜威对五四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感情色彩表示担忧,主张感情与理性相互配合。既反对一味的守旧,也反对盲目的趋新,提出中西文化折衷调和的主张。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缺少和平建设的环境,也由于杜威自由主义实用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缺少理性的对话,杜威思想不可能承担起改造中国社会的历史责任。     

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与发展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发展顺利并取得很大成功,或者说,使白话代文言成为国人的主要言论表达和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媒体,并非是自然而然发生,它占据了三个关键要素:一是晚清白话文的发展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做了大量的铺垫;二是由清末与民初两个不同体制的政府推出的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合流推动了白话文运动;三是五四时期现代知识分子不断尝试创新,以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价值标准,借助知识、文化、思想和精神的力量,来表现自身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思考和鲜明的"公共关怀",使得五四白话文运动最后的结果远远超出了胡适等人的预设而发生了思想革命以至现代文化和文学的转型。     

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学术界 ,一般人总认为梁漱溟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方文化论战 ,是站在陈独秀、胡适一派的对立面 ,是东方文化派或顽固守旧派的主将与代表人物 ,他的文化思想代表了更为保守的社会层面。然而事实上 ,梁漱溟并不笼统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 ,相反 ,他时常以陈独秀、胡适的同道自诩 ,并对陈、胡的思想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赞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梁漱溟没有限于当时的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之争 ,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 ,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西、中、印文化之间的关系 ,并试图寻求拯救人类文明的良方 ,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论五四前后的世界主义

受一战影响,源于西方的世界主义在20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五四前后渐成一种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群,作为活跃于彼时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的三大政治力量,都或隐或现地表现出世界主义思想倾向。于政治观上言之,他们世界主义虽各有所张,然亦显见其相类之处,或谓为原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意识在中国具体情势下之调整,其世界主义背后的深沉国家关怀清晰可见。     

试论中国五四世界语运动

中国世界语运动从发轫到“五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五四时期尤为显著,但未遂五四先驱们所愿的成功。究其发展的原因:一是合乎当时社会需要;二是世界语本身的优点;三是其顺乎人类共同理想。而其受挫的原因:一是汉字存在的合理性,改行世界语不现实;二是其传播时间不长,人们对之了解不深;三是世界语运动者目标不一致。     

五四“西化”的探析

本文首先阐释"西化"字面上含义,进而说明其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过程,然后阐明五四"西化"是中国近现代学习西方逐渐深入发展到精神文化层面的结果,最后论及五四"西化"的内容和三个重要特征。     

五四运动对《共产党宣言》基本内容的实践——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下,五四运动实践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五四运动昭示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的基本思想;五四运动体现了《共产党宣言》所表明的一切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都是意识形态革命的基本认识;五四运动彰显了《共产党宣言》所阐明的无产阶级革命具有世界性的基本特征。五四运动与《共产党宣言》基本内容的高度契合,推动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表明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启蒙运动。从此,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新时期。     

五四运动“四大领袖”论

五四运动的领袖不是一个,而是一个＂领袖群体＂。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这＂四大领袖＂在运动中各有独特贡献;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四面旗帜,他们各举一面,各领风骚;他们之间＂颜色相同＂,＂主张不一＂,这是中国现代化应走什么道路的歧见,当时还不是敌我问题;＂四大领袖＂的历史地位过去长期不被承认,＂唯阶级斗争史观＂是其祸根。     

从语言的两个层面看“五四”文学语言的建设

从语言的工具层面和思想层面来观照"五四"文学语言的建设问题,分析了从古代走向现代的特 定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语言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