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公共行政领域个人信息保护分析

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正在逐步从传统的隐私权范畴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崭新而又重要的法律问题.针对公共行政领域对与个人信息有关的行政相对人权利侵害的危险,从基本原则、具体制度以及与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有效衔接三方面出发,阐述政府如何实现对公共行政领域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     

电子政务领域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以公共数据为主要内容的电子政务建设,日益成为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向现代化政府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电子政务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差强人意,主要体现在政府不当收集、管理、公开公民的个人信息。电子政务领域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半空白状态,是政府信息权力与公民个人信息权利之间呈现失衡状态的重要原因。我国应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做好电子政务领域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实现政府信息权力与公民个人信息权利之间的良性互补与动态平衡。特别是要从源头规范、机构管理、机制评估方面入手,构建电子政务领域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制度。     

我国公共行政领域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构想

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正在逐步从传统的隐私权保护范畴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针对公共行政领域对个人信息权利侵害的危险,我们有必要在借鉴美国、德国、日本公共行政领域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域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公共行政领域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构想.     

个人信息权二元利益保护

个人信息权是信息主体对于自身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权利,该种权利除了体现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外还囊括了相应的经济利益.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包舍着对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双重保护,二者缺一不可.当前学界对于个人信息权二元利益的保护存在多种保护路径,但均存在不合理之处,并且会破坏现有法律体系的架构.因此,可以在现有法律体系下,依靠侵权法保护路径对个人信息权利进行全面救济.     

网络环境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个人信息关系到人格尊严及人格自由发展,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是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必然要求。由此,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成为全球最为瞩目的立法运动之一,中国也不例外,数年前即开始酝酿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为此,有必要广泛参考国外的经验特别是欧盟的模式;以民法典和单行法的二元立法模式来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为了保证立法的实效,必须针对信息和网络技术发展为个人信息所带来的挑战,提出有效的原则和措施。就此而言,中国的行政机关已开始进行探索和尝试,其中所包含的成就和不足,对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来说都是十分有益的参考。     

多元共治视域下银行自动化决策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与算法技术的发展,自动化决策广泛应用于银行领域。自动化决策有力地推动银行业提质增效并助力数字化转型,但它也带来算法错误、算法歧视、隐私泄露、认知偏差等多重风险。当前我国自动化决策面临国家规制难以适应现实需求和社会主体参与治理动力不足的双重困境。在多元共治视域下,这些困境的解决需要合理确定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强化多元主体间的合作,采取多元路径推动算法治理不断完善,实现银行自动化决策算法的规范发展。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现状及立法思考

信息社会中,个人信息作为主要财产形式之一,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个人信息的经济价值使其参与到经济社会中,并被最大限度地收集、使用和处分.由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缺失,致使个人信息泄露并被非法利用等行为大量存在,严重威胁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乃至国家安全,而现有法律法规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分散规定不利于保护个人信息,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迫在眉睫.     

个人信息保护基本原则的本土化移植

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集中反映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本质和规律,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相对滞后的我国,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布的文件确立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国家标准,但其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还有待商榷。我国的学术研究和政府文件借鉴了域外立法,分析域外立法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结合我国的国情,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透明度原则、目的原则、安全保障原则、责任原则。     

行政法学视角下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初探

行政法学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与个人信息具有基本相同的含义并为各国立法使用的其他概念主要有个人资料、个人数据、个人隐私三种。控制行政权力、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个人信息权是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基础。行政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会发生冲突,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据以建立的权利基础迥异,前者是行政知情权,后者是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保护法与行政信息公开法的关系应加以合理厘定。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路径分析

个人信息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目前,中国对个人信息保护不容乐观,特别在云计算环境下,个人信息被盗用、滥用现象极其严重。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本身跨越了宪法、行政法、刑法和民法等法律部门的界限,如果仅仅从某个部门法的角度观察它难免会顾此失彼。中国应该制定一部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科学的基本原则,准确界定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主体制度,明晰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客体制度及其对象,同时构建合理的个人信息权利救济制度。     

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在世界主要国家已就个人信息进行专门立法保护的背景下,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的薄弱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的空白既不利于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及其与全球经济的互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研究,明确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制度的立法模式、内容和保护机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个人信息保护法刻不容缓。     

论个人医疗信息的法律保护

在信息和网络化社会,个人医疗信息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需要受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严格保护,但同时也要谨慎对待这类敏感信息的保护程度。既要使患者个人医疗信息得到妥善保护,又要确保公共卫生服务的顺利开展和医学研究的不断进步,结合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关于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国流通指南》的指导原则确定二者合理边界是当下较好的选择。     

论征信活动中保护个人信用信息隐私权之目的特定原则

目的特定原则对于在征信活动中保护个人信用信息隐私权具有重要作用:一是加强了个人信用信息隐私权的安全性;二是在保护个人信用信息隐私权与其他重要利益间维持平衡。主要包含以下内容:收集个人信用信息的目的特定,处理和利用个人信用信息的目的特定,目的变更后的目的特定,目的消失后的删除义务。     

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作为战略性资源之一的个人信息,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相较于现实环境,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的重要性愈加突出。针对我国现有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的空白与不足,从界定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入手,分析其保护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运用比较研究、系统研究等方法,明确提出对个人信息应独立进行保护。在保护模式上建议采取个人信息单独立法和行业自律的双重保护模式;在制定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础上,完善民法、刑法相关规定;健全自律规范,加强行政监管和行业自律。     

特定行业中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探讨

信息社会里,调和个人信息流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通过对大众传播、征信行业和医疗机构三个特定行业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案例分析,对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问题作了思考: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是个人经济生活、社会互动的基础,对个人信息的立法必将推动整个信息化法律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国家应在吸收国外个人信息保护经验的基础上,加快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进程,消除立法藩篱,促进信息流动与信息保护的和谐发展.     

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

在手机演变为万物互联的智能终端以及社会关系技术化的今天,科技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个人信息收集的场景,但在方便生活、提升效率的同时又面临着较大的安全隐患。在对App个人信息收集现状及其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个人信息的概念及内涵以及App收集个人信息应遵守的法律原则,提出App收集个人信息治理改进及制度设计应充分考虑创新与规制的平衡、自律与共治的协调,建议独立设置个人信息监管机构,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更为系统、周延的法律体系,进一步提高执法的稳定性与法律保护的可预期性,以便能够在科技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

     

我国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合理利用问题研究

个人信息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信息社会其作用尤为突出。在我国信息化过程中，个人信息受到了严重的侵害和滥用，制定个人信息法保护个人信息的权利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因此，对个人信息的界定，确定个人信息的原则、保护内容、客体权利、侵权责任，以及借鉴国内外立法经验就显得尤为必要。保护个人信息的同时，探讨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也是我们所面临的新课题，因此，对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问题也作了深入探讨。     

个人健康医疗信息和隐私权保护

个人健康医疗信息是个人信息的组成部分,是可以用于识别主体的符号,个人健康医疗信息的控制权为生成者所拥有。个人健康医疗信息的综合性使其价值高于单一的个人信息。个人健康医疗信息控制权丧失后,具有不可回复性。个人健康医疗信息的控制权、管理权、使用权可适当分离。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个人隐私权应当适度克减;同时,政府具有保护个人健康医疗信息的义务。     

司法数据开放中的个人信息保护研究

近年来,我国司法数据开放成就斐然,但司法数据开放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尚未引起实务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司法数据开放与保护个人信息都有着内在正当性,但司法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的保护存在着逻辑悖论与实践困境。在司法数据开放中,应当制定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规范,明确个人信息保护范围,设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组织机构,构建保护个人信息的技术处理标准,完善信息主体个人信息权利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