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式铜剑的类型、嬗变与传播

吴越式铜剑有空茎剑和有箍剑两种。西周至春秋早期的此式铜剑已有多件出土。吴越式铜剑春秋时在吴国臻于成熟,吴亡后为越国接受,越亡后又为楚国继承。此式剑亦向北传播,为中原诸国所用,成为东周式铜剑的重要剑型。     

巴蜀文化对李白诗歌艺术风格的浸润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王朝,诞生了一代文学巨擎——"诗仙"李白。在唐朝文学大家中,李白的诗歌独树一帜,风格独特。李白出生、成长的地方——四川绵阳江油青莲属古巴蜀地区。巴蜀地区所孕育的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李白自小受到巴蜀文化的浸润,其独特的诗歌艺术风格不可避免地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本文试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探讨巴蜀文化与李白诗歌艺术风格之间的关系。     

越剑剑格纹饰与越国政教文明

越剑上存在一种特殊的文字画装饰现象,即将饕餮兽面与越王名同铸于剑格之上。这种特殊的纹饰风格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图腾崇拜,更体现出越地文化与古老良渚文明的继承关系,是越国贵族统治者寻求文明心理认同时的有意为之,反映出越国礼制构建中的政教关系,是先秦铜剑礼用功能的典型表现。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间的巴蜀诗人诗作

本论文立足于巴蜀诗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探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论文试图梳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间,巴蜀作家位于的坐标位置.论文从大学校报、纯文学刊物等报刊杂志群体现象分析巴蜀整体的思想文化氛围与全国的思想文化氛围之间的差异性;从周太玄、叶伯和、郭沫若等个案研究中,透视巴蜀作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独特贡献.     

宋代巴蜀学术文化述略

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时代,也是蜀学发展的极盛时期.此一阶段,巴蜀大地社会安宁,经济富庶,加之本地的尊儒重教传统,带来了巴蜀文化的发展和蜀学的繁荣.本文系统总结了宋代四川地区在家族文化、经学传承、史学创新和小学研究等方面的成就,系统展示了此期巴蜀文化的面貌和蜀学繁荣的历史.     

传承江南藏书文脉精华弘扬瞿宅琴剑书香风尚——铁琴铜剑楼修缮体验

铁琴铜剑楼是清代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它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自1980年以来，政府遵循铁琴铜剑楼的修缮原则及设计依据，集展览、收藏、研究于一体，彰显了铁琴铜剑楼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建筑价值，传承了江南藏书文脉精华，弘扬了瞿宅琴剑书香风尚。     

巴蜀民俗文化略论

影响巴蜀民俗文化形成的因素涉及巴蜀自然地理环境、物产资源、生产方式、民族迁徙分布等等。巴蜀民俗文化的特点,为“超稳定性”、“和谐共生性”,“通俗多样性”。重视研究巴蜀民俗文化,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是颇有益处的     

鲁迅与巴蜀文化

鲁迅对巴蜀文化给予过强烈关注,将《蜀碧》视为“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并直接体现在对国民性的思考中。又在邹容《革命军》关于国民奴隶劣根性的批判中,找到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他对“五四”青年时期巴蜀作家群给予了充分地评说,并且大量编选巴蜀青年作家的作品。对巴金、沙汀、艾芜、周文等巴蜀现代作家给予过热情扶持。现代巴蜀作家沾泽于鲁迅甚多,他们对“鲁学”的建立,也贡献颇大。吴虞、郭沫若、敬隐渔等对“鲁迅学”的建构,都作出过开创性的贡献。     

巴蜀哲学的特点、历史地位和影响

巴蜀哲学作为巴蜀文化各发展时期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具有蜀学之魂,长于思辨;多元会通,兼容开放;释经创新,超越前说;沟通道欲,情理结合;躬行践履,注重事功,批判专制等主要特点。并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和巴蜀地域文化精神的体现,不可分割地与中国经学联系在一起,从而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促进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古梅山地区上游出土先秦时期青铜器概论

古梅山地区上游出土的先秦时期青铜器较多,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商代的虎纹青铜钹、歪颈堕腹瓠壶、扁圆体提梁铜卣,春秋时期的凹字形铜插、变形夔龙纹铜鼎、云雷纹铜钺,战国时期的兵器如双纽青铜矛、几何云雷纹铜短剑、扁茎短剑、弧刃铜斧、双箍铜剑、四环纽铜矛、铜铲、青铜戈等,这证明古梅山地区上游早在先秦时期与中原地区交往已较多,且战争频繁,而战争直接导致了＂梅山王国＂的形成。     

民元前后的南社报人

在中国近代历史和报刊业发展史上,南社成员都曾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于右任、雷铁、汪精卫、柳亚子、邵飘萍等人,先后创办了多份宣传革命思想的报纸杂志。他们以媒体为阵地,在国内外掀起了反清、讨袁、揭露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舆论高潮,为革命事业的开展创造了积极条件。南社成员宣扬革命,文人集团利用文字为武器,展示自己的力量,实际上代表了近代中国在野知识分子的一种价值取向。     

论吴文化冶铸(上篇)--吴国青铜器铸造与地方特色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青铜冶铸技术的文明古国之一.青铜器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对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夏商周三代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青铜礼乐文明,而江南吴国青铜器在中国青铜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吴地青铜器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为中原型铜器;其二为江南与中原融合型铜器;其三是江南地方特色的青铜器.这些吴地风格的青铜器脱离了中原的范式,充满江南人的匠心与巧思,灵动而清秀,在中国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与中原青铜器如春兰秋菊,交相辉映,彪炳千秋.     

得汉城摩崖题刻叙事及其审美价值

得汉城是巴蜀地区典型的古城堡遗址之一,因地制宜的山城防御体系,其城墙附近的摩崖题刻以其自有的叙事方式展示了独特的美学风格。论文梳理其叙事系统为:内容上,题刻叙事与得汉城地理、历史人文构成互文性叙事;形式上,题刻叙事反映了古代诗歌的审美性和汉字独有的视觉艺术效果。得汉城题刻与城墙相互辉映,其内容和形式上的独特性构成了巴蜀地区古城堡独有的时间与空间交织、实用与审美并存、官方与民间协奏的审美特点。     

春秋战国楚国青铜器纹饰研究——以蟠绕龙纹为例

青铜器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历史的见证,每一件器物都是中华民族广大劳动人民智慧与汗水的结晶。春秋楚国的青铜文化相当发达。楚铜器以其富丽繁缛、曲中有直的造型使其在青铜器历史上独树一帜。所以本论文选取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这个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能够表现春秋时期青铜铸造工艺的历史国度进行研究,并针对蟠绕龙纹这一纹样,进行深入探讨,使得所研究的内容更具有典型性。     

顾颉刚与"古史辨"神话学——纪念《古史辨》出版80周年

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3年)为起点,顾颉刚所代表的“古史辨”派古史研究和神话学,以“疑古”“辨伪”为思想武器、“古史即神话”为理念,把与古史纠缠为一体的古神话剥离出来。他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亦即神话观和“历史演进法”,开了系统地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古史传说)的先河,为中国神话学的创立铺设了一块基石,成为中国神话学初创时期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之外的又一重要学术渊源和流派。“古史辨”神话学的特点,在神话学研究中被概括为“古史的破坏、神话的还原”。     

20世纪以来中国善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善书(或称劝善书)是一种劝善戒恶的书籍,在中国传统社会曾经广为流传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与此相关,对中国善书的研究较早得以展开,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大致而言,20世纪以来的中国善书研究在中国大陆、港台地区、日本学界及欧美学界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并逐渐形成了三种主要研究路径:宗教史、思想史和社会史。梳理近百年来中国善书研究的学术史脉络,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善书研究,亦即可以看到中国善书研究的三种可能走向,包括书志学的继续推进,横向的社会史视野和纵向的思想史视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善书研究仍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试论战国后期秦对巴蜀的统一及社会经济改革

古代的巴蜀由于农耕条件的优越性，其农业经济发展很快，春秋、战国时期其农业、手工业、林业、渔业进一步提高。战国后期，泰国为统一天下首先对富饶的巴蜀发动了战争，想使其成为自己的后方基地而着力经营。公元前316年秦统一巴蜀，统一后秦政府大举移民巴蜀、修建城市，兴修水利，巩固在巴蜀的封建统治。秦对巴蜀的吞并战争及社会经济改革主观上看破坏了巴蜀人民的生活现状，客观上看它的一系列政策，使闭塞的巴蜀迅速融合到中原文化之中，直至西汉中期，已不再具有原有的民族特征。正是秦在巴蜀成功的经济政策，使巴蜀经济在原来的基础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不仅在后来有效地支援了秦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而且使巴蜀在自身的经济发展中创造了条件。     

孟子“三辨之学”平议

孟子志在救治功利主义横行的整个战国时代,以“人禽之辨”拔本塞源,以“义利之辨”崇本息末,以“王霸之辨”治乱救弊,旨在开显一种不仅可为当世开太平亦可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治世之道。这是平议孟子“三辨之学”,澄清后人误解或创造性诠释,避免厚责古人或厚诬古人的重要线索与研究基础。由此出发,可以清晰判断古今学者有关《孟子》“三辨之学”的代表性观点哪些分别与孟子的“本有之意”“当有之意”与“未有之意”相对应,从而有助于在对孟子尽可能平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还原《孟子》义理架构的本来面目。      

从陶寺铜铃到中华和钟——双音青铜编钟的由来、衍变和创新

青铜双音编钟作为礼器和乐器 ,在中国历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依据史实和文献 ,概述其萌始、发生、发展、衍变 ,它的文化内涵和人文、艺术价值 ,以及在当代的复兴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