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碳排放与能源强度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核算了天津市2000—2009年三大产业所使用15种主要能源产生的碳排放量,并利用LMDI分解方法将天津市三大产业的碳排放分解为碳排放因子、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结构、经济发展五个因素。结果表明:2001—2009年间天津市的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因子促进了对天津市碳排放的增加;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因素对碳排放增加起抑制作用,其中,能源强度是对碳排放抑制作用最大的因素。为进一步明确能源强度的变化特征,利用完全因素分解法将能源强度分解为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结果表明:1999—2009年天津市能源强度下降主要得益于效率因素的变动,即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第三产业能源使用效率提高对能源强度的下降起到的作用最大。     

中国区域工业碳排放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以天津市为例

本文首先计算了2001-2008年天津市34个工业行业的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然后,运用LMDI法将碳排放量分解为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四个因素,从轻工业与重工业比较、重点行业两个层面对分解结果进行了分析。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建议。     

能源与碳排放强度完全因素分解——基于东盟五国的实证分析

基于完全因素分解模型,对东盟五国1971-2007年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东盟五国总体来说,强度效应是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碳排放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则随着时间推移从强度效应转向碳排放系数效应。(2)印尼强度效应以及菲律宾结构效应的正向作用是东盟五国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3)就国别而言,影响碳排放强度总效应变化的因素中,印尼由强度效应向碳排放系数效应转变、泰国由结构效应向碳排放系数效应转变。最后,根据研究结果给出政策建议。     

北京市终端能源消费及碳排放变化影响因素

近些年,北京市能源消费需求不断增加,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资源瓶颈问题日益突出.基于LMDI方法定量分析了1996—2009年北京市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终端能源消费的变化特征,研究影响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主要因素及各因素的贡献程度.研究结果表明:调整产业结构起到的影响作用正逐渐减弱,而降低能源强度能够有效抑制终端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虽然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的作用在目前并不显著,但未来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因此,北京市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应该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调整,降低能源强度及碳排放系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减缓能源消费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速度.     

辽宁省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分析——基于LMDI分解法的实证

文章基于1995～2007年辽宁省分行业能源消费数据,计算了辽宁省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并采用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分解法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经济规模的扩大是辽宁碳排放增加的决定性因素,产业结构的重型化也起到了一定的增排作用;能源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碳排放增长,而能源替代效应对碳排放抑制作用不明显。因此,要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兼顾节能减排,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基于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视角的湖南省碳排放研究

利用IPCC提供的碳排放计算方法,得出湖南省2007-2012年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量,并从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两大视角深入分析湖南省碳排放特征。研究表明：湖南省能源利用效率逐步提高;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是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碳排放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中的高耗能行业,碳排放相对强度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     

数字经济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

从数据价值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四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测度2011—2018年中国分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升、结构固化,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马太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能源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可以使能源强度降低0.26%,作用强度具有边际递减特征;技术进步和制造业升级是发挥数字经济“抑制”作用的主要渠道。上述“抑制”作用在能源分类、数字经济分维度、能源强度分解和分区域检验中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北京产业发展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本文在阐述北京市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变化关系的基础上,对北京能源强度变化的特征作进一步分析,最后通过能源强度的结构分解分析,得出：北京市产业结构变化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是促使能源强度下降的两大主要因素,后者的影响更大;第二产业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是导致综合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动力;但第三产业的发展阻碍能源强度下降。针对上述情况,提出了应对措施与建议。     

北京市能源强度影响因素的分析

本文应用完全因素分解法,对北京市2000-2008年九年的能源强度变化进行分析,得出北京市能源强度的总体变化趋势是下降的结论。研究表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的双重作用促进了北京市的能源强度近十年来逐渐降低,而第二产业能源效率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作者结合北京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改善产业结构和积极开发新能源等措施和建议。     

安徽工业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脱钩研究

以2005—2018年安徽省工业行业为研究对象,基于LMDI方法将工业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脱钩的内在驱动分解为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经济产出、行业结构、人口效应五个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安徽省工业行业碳排放量态势前期巨幅上升,后期逐步趋向平缓;(2)能源效率是促进安徽省工业行业碳排放脱钩的主要因素,经济产出是抑制碳排放脱钩的首要原因,其次是人口效应因素,能源结构对碳排放脱钩抑制效果最弱;(3)在整个研究期间,安徽省工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存脱钩效应经历由长期的弱脱钩转变为短暂强脱钩,最终进入弱负脱钩3个阶段.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对安徽省绿色经济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全国碳市场扩容策略的经济和排放影响研究

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政府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并计划通过碳交易政策促进减排目标的实现。2021年全国碳市场从电力部门展开运行,将逐步覆盖其他部门。构建加入碳交易模块的动态CGE模型,评估中国碳市场不同扩容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碳市场在2022年即纳入其他七个碳密集部门的减排成本和宏观经济损失最小。此时,到2030年碳价为110元/吨,较基准情景累计减排5.11%,累计GDP损失为0.18%。若全国碳市场在“十四五”规划时期内未完成扩容,将导致单位减排的GDP损失较加速扩容情景提高32.77%。从部门角度,纳入碳市场的部门中,电力部门在碳交易政策下的减排量和经济损失最大,非纳入碳市场的部门中,煤炭生产加工部门的经济损失最大。此外,还讨论了模型参数和碳市场机制设计的不确定性对结果的影响,并为全国碳市场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西北地区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研究

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对实施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该文基于西北五省统计年鉴数据,测算了1992—2011年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能源的碳排放量,并从近似关系和脱钩关系两个角度刻画了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992—2011年,西北地区碳排放总量及煤炭、石油、天然气引起的碳排放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碳排放主要来自于煤炭消费;西北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与碳排放总量的变动趋势近似,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强度的变动趋势近似;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指数类型、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指数类型表现基本上一致,且在大部分年份指向弱脱钩状态,未来一定时期内弱脱钩发展趋势可能仍将持续。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碳排放强度差异及其敛散性

依据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 选取省际区域层面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扩展Barro和Sala-i-Martin的β收敛模型, 考察中国区域间经济增长碳排放强度的敛散性, 并提出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的收敛路径。通过对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际区域样本的实证检验, 证实中国省际区域间经济增长的碳排放强度呈现条件β收敛态势。在对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子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 再次证实三个子样本的地区间呈现条件β收敛, 并且中部区域收敛速度最快, 西部区域收敛速度次之, 东部区域收敛速度最慢。鉴于区域间经济环境禀赋差异及其敛散性, 提出加速区域间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发展收敛速度的路径选择建议。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通过利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0—2019年旅游业面板数据测算其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借助SDM模型,探究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旅游业碳排放强度整体明显降低,其中以云南省、四川省和贵州省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最大;碳排放强度在研究时期向着较高碳排放强度区域集中在中游地区的趋势发展,呈现碳排放强度“中间高,两侧低”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与贸易依赖水平的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别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促进效应,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显著促进本地及相邻地区的旅游业碳排放强度下降,而贸易依赖水平提升效果相反。最后,文章对所得结论提出建议,旨在为旅游业实现低碳科学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工业碳排放及能源消耗研究

工业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部门,减少工业部门碳排放直接关系到我国低碳经济的实现。工业碳排放强度包括行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和碳排放系数4个影响因素。以建材行业为例,通过对每一影响因素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减排潜力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现阶段能源效率的提高和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仍是我国工业减排的重点。     

中国经济增长对国际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基于33个国家G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对本国能源和环境产生直接作用,还对贸易伙伴国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造成间接影响。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对国际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影响,将有助于从全球维度上理解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准确界定中国在节能减排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基于33个国家GVAR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冲击下,全球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小幅上升,并在2年后达到最大,但长期趋近于0;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均表现为正向响应,而印度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分别显示上升和下降,体现出两者在外部冲击下具有异质响应特征。与中国相比,美国经济增长冲击将大幅提高全球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其影响程度大约为中国的6倍,可见美国在碳排放与能源消费的国际传导渠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设立粮食主产区,这是国家实施的一项保障粮食安全的特殊战略。主产区作为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区域,从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来看,日益突出的生态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本文将2004年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实施作为一次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并探究粮食主产区的碳减排机制。经过研究发现：（1）从基准差分模型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即粮食主产区基本实现了“增产且减排”的政策目标。（2）从单位面积农业碳排放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显著降低了主产区整体及三大流域的农业碳排放,其中对长江流域碳排放的削减效应最大。（3）从政策效应的机制分析结果来看,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粮食主产区政策产生减排效应的重要机制。因此,应大力推进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规模化,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加低碳产业比重,从而实现“粮食增产”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