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与南中开发

刘备去世前后,南中地区先后发生了大规模的反蜀叛乱。为使蜀汉政权在巴蜀地区站稳脚跟,并实现北伐曹魏、复兴汉室的政治目标,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年)亲率三路大军,直指南中叛乱的大姓和夷帅。在战斗过程中,他不断运用“攻心”战术,一举平定了南中,揭开了全面开发南中的序幕。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入手,对南中进行了较全面的开发和利用,为巩固蜀汉政权、兴师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亦对南中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融合,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化表征与历史建构:“爨文化”研究之反思

爨氏作为汉唐时期南中大姓中的重要一支,对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国内众多学者的重视。现阶段对于"爨"的研究逐渐由"史"的视角进入到"文化"的视角,但从众多研究成果来看,只是形式甚至是词语上的转变。对于爨文化的研究不仅要解决爨氏的兴衰、爨地的区域、爨区的民族族属以及中原王朝对南中地区的经营等问题,更要解决爨文化的内涵、变迁以及地域关系等问题。在理论方法的运用上,更要注重多学科的交叉,注重运用区域社会史的相关理论方法,进而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深度。     

爨碑和石城碑

我省曲靖地区的“二爨和“石城”碑,在我国碑刻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爨”即《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前者因形制高大,故称“大爨”;后者因形制较小,又称”小爨,均被誉为“南碑瑰宝”。1961年国务院将其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爨”是两晋时期的南中大姓之一,在南中大姓割据的情况下,其势力以今曲靖、陆良为中心,统治南中长达500余年。爨宝子和爨龙颜就是这个家族的两个成员。     

诸葛亮西南边疆治理及影响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

秦汉时期疆域大为拓展,汉代则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中国很早就有“大一统”“华夷一统”观念。继秦始皇、汉武帝开发、经营西南,诸葛亮在平定南中后,对该地域进行了多方面治理：健全郡县制,树立中央权威;削弱夷帅大姓势力,尊重其习俗;推广内地生产技术,减轻剥削;修复道路,加强与内地的联系;等等。诸葛亮儒法融通的思想与治理西南边疆的策略,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西南各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十六国时期的坞堡壁垒与汉人大姓豪族经济

坞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相结合的产物,坞壁主是乡里大姓豪族的代表人物。十六国时期,在社会动乱的时代,坞壁获得空前发展。坞壁不仅是军事组织与生产组织的结合体,而且兼具地方社会基层组织的职能。十六国统治者从坞壁攫取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故优抚坞壁主,承认坞壁主的合法身份和坞壁作为社会基层机构的地位,使坞壁经济得以继续发展,依附关系走向普遍化和完全合法化。因此,十六国时期大族坞壁经济及依附关系的发展,对十六国封建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作用不可低估。     

《爨龙颜碑》补正

云南古代著名碑刻《龙颜碑》,立于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碑主龙颜历经晋末宋初二代,是当时的宁州霸主,南中“大姓”。碑阳撰文凡九百余字,至今除少数残损外,其余仍清晰可辨,它是今存的晋宋时期最富有学术价值的珍贵文物之一。碑的研究工作,始于清代嘉庆年间,许多学者通过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碑的     

诸葛亮与汉末襄阳大姓

东汉末年，诸葛亮避乱寓居襄阳，与当地豪门大姓结下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与蔡氏、蒯氏、庞氏有姻亲关系，又是庞门名士的高足，还与马氏、习氏、杨氏、向氏交谊深厚。与襄阳大姓的交往．对诸葛亮政治抱负的形成及社会知识的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襄阳大姓中的不少人还成为诸葛亮出山后辅佐刘备共图大业的得力助手。     

历史上云南的对外贸易

历史上云南的对外贸易吴兴南云南对外贸易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云南就同中南半岛及南亚地区发生了贸易联系。随着中原内地王朝对西南边疆开发治理的深化,云南社会经济逐步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外贸易的地域范围也进一步拓展。先秦荆楚、巴蜀经由南中...     

经济增长存在与经济意识、心理的能动作用

半个多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突破古典经济学的范畴,而是仅就某些具体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因此,不可能超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增长存在要素关系模型的创立,建立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与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及模型的再研究基础上,是从整个大的社会经济着眼,从具体经济领域着手,从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构成、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建立科学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既然是基本而不是全要素,就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提炼丰富;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发展,生产关系要素对生产力的影响程度也不断变化。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二象性演化机制分析——基于“热气球”结构模型的验证

现代经济是由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经济系统的二象,具有非线性、自组织、亚稳性、高风险性和寄生性等复杂特征。以金融为主要内容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构成一个完整动态的二象“热气球”系统,作为热气球系统底层的“吊篮”（实象）的实体经济系统与作为“气球”部分（虚象）的虚拟经济系统之间是动态演化的,二者的规模总量共同决定了现代经济的整体规模。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的稳定性和仿真分析结果,可以发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规模演化存在着内在的数量关系。从现代经济“二象性”及数量关系的演化出发,要切实防范化解虚拟经济无序发展导致的金融风险,确保经济系统安全。     

汉晋时期的数字化标榜与取士制度

汉晋时期,名士相互之间兴起一种数字化标榜之风。此风由东汉时开始,最先表现在"郡国之书",随着世家大族及其文化的形成,又渐渐朝谱牒或家谱的方向转移。在九品中正制度关于人才选拔方面的弊端逐渐明显化之后,乡党清议和"郡国之书"失去了择士的现实功能,名士间依然盛行此风,但往往更多地称述于"志好"相同或"同志"间的士人集团。     

汉大赋体制形成过程中的时代因素

汉大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和汉代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联系。除了文体的继承发展因素之外,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的具体状况都直接影响着汉大赋的内容和形式,帝王的提倡、贵族文士的具体生活状态、文化教育发展、政治制度的具体规章、文学审美观念的特定形态等等都决定着汉大赋诸方面的基本特征。     

黄淮流域和中古学术文化

在中古学术文化史上,大多数重要人物的籍贯在黄淮流域一带。三国到东晋南朝时期重要的学术、政治人物多出于这个地区。东晋一代,南迁的黄淮流域的士家大族把持着政坛和学术文化界。南朝以后,这一区域人士在政坛、文化艺术界的影响逐渐下降。黄淮流域在中古学术文化史上的兴盛,有其传统和经济上的原因。春秋战国以来,这一区域的文化就处于领先地位,即使两汉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长安,但活跃于政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仍多出于这一地区。当时黄淮一带经济繁荣,人才辈出,门阀制度也维护着黄淮流域高门的文化地位。     

魏晋时代门阀势力的钳制与知识分子的焦虑感

门阀势力的兴起是魏晋时代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随着司马家族的崛起 ,东汉以来的士族阶层演变为门阀势力 ,并开始对社会进行奴役。门阀势力的兴起 ,破坏了封建政治的正常运作机制 ,造成了社会空气、政治空气的严重逆转。首先向门阀统治发起冲击的是有名的竹林七贤 ,尤其是他们的领袖阮籍和嵇康。他们的反抗方式是佯狂纵酒、攻击名教、行为放荡。在貌似怪诞的思想行为背后 ,隐含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痛苦与精神焦灼。继承阮籍、嵇康的叛逆倾向 ,继续对门阀统治进行反抗的是晋宋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由于地位和处境不同 ,陶渊明选择了归隐田园的道路。但归隐并不能隔绝他和现实政治的关系。所以 ,在看似悠闲的人生背后 ,同样隐含了知识分子痛苦的心理折磨与精神焦灼     

辽代上京留守选任研究

着重从家庭出身、入仕途径和仕宦资历等三个方面分析辽代上京留守选任,大量契丹世家大族和少量汉族入选为上京留守,体现出选任上京留守的民族性和一定的开放性,民族融合明显,契丹皇帝在选任上京留守时具有主导权,这些将对推动辽代五京留守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吐蕃王朝早期的韦氏家族

韦氏家族是吐蕃王朝时期主要的贵族家族之一。以韦氏为代表的贵族集团在吐蕃王朝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复杂的。韦氏家族在王朝早期的活动集中表现在不同内容的盟誓和贵族家系间的关系上,显示出吐蕃贵族们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吐蕃政治的发展。可以说,吐蕃政治是王室与贵族间妥协的产物,这一思路对于古代吐蕃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宅、坞堡与客家民居

汉族民系之一客家的民居，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社会特征是宗族共同体聚居，其建筑特征是围堡式大屋。前者渊源于汉魏晋北朝中原宗族共同体聚居制度和坞堡宗族聚居方式，后者渊源于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宅与坞堡建筑。中原地区这两种居处制度与南迁后的生存、发展需要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客家民系特色的住宅和居处方式。客家民居的两个基本特征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在客家民系形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凡实行这种居处方式的南下流民，就有可能形成为客家人；凡是没有实行这种居处方式的南下流民，则没有成为客家人。     

唐宋茶道大行之原因分析

唐宋茶道,萌芽于魏晋六朝,成于唐中叶,盛于宋代。在鉴茶、选水、赏器、取火、炙茶、碾末、烧水、煎茶、酌茶、品饮等方面,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和建立了一系列的程序、礼法、规则。唐宋时期,茶道大行,究其原因,社会经济条件是其物质基础,茶之药用价值的进一步发现及养生理念促进了茶道嬗变,唐宋文人的品格特征引导茶道发展,饮食文化的贵族化特征使茶道趋于精致。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的影响下,唐宋大行茶道的出现绝非历史的偶然。     

唐蕃古道探析

唐蕃古道在汉藏文化交流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重点对唐蕃古道的唐蕃段、蕃尼段的形成原因及其所承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意义进行重新探讨。唐蕃古道的唐蕃段并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在文成公主下嫁吐蕃后才迎来了短暂的黄金期,这条道路在汉藏关系紧张时期同样是两国使者和后勤保障部队的主要通道,在大部分时间也是畅通的。蕃尼段在中印、藏印文化交流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条道路对于吐蕃王国的重要意绝不亚于在中印文化史上的意义。     

近二十年来秦汉商业经济研究述评

近二十年来,学者们对秦汉商业经济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商业政策、商业思想、商品经济体系的运行、商业市场、商人、区域商业等诸多方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亦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对地域商业经济关注不够、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单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