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的真面目——梁效《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的批判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的唯一的女皇帝,因而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过去人们因她“知人善任”,赞赏她的智慧;作事果敢,钦佩她的勇气;或者因她阴鸷好杀,咒骂她的残暴;或者因她内多男宠,痛斥她的荒淫。故一千多年来,毁誉不一,迄无定论。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史学界试图对她作出正确的评价,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深入的讨论;这是必要的、也是正常的。过去如此,今后仍应如此。     

江青皇帝梦的彻底破灭——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粉墨登场,在一次批林批孔座谈会上大放厥词,胡说什么:“武则天得人心,是代表中小地主的。为什么女的能当皇帝?有二十万人上书,主张武则天当皇帝,说明有社会基础,比李世民的阶级基础厚。”这通胡诌敲响了吹捧武则天的开台锣鼓。接着,“四人帮”所控制的报刊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演出了一场狂热吹捧武则天的闹剧,《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就是这场闹剧的主题歌和代表作。这篇黑文是江青的两个黑干将,按照江青的旨意出面布置,由“梁效”精心炮制出笼的。该文歌颂武则天是“我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唯一的“女     

时代呼唤政治家——读《政治家的素质》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祁茗田同志所著的《政治家的素质》一书。与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一样,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家。而由于政治最直接地影响着社会的重大发展,甚至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命运与前途,所以,政治家的作用就更为人们所注目。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处于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国际形势也错综复杂,极需建立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而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以政治家为骨干的。１９９６年,江泽民同志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要建设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就是由具有社会主义政治家素质的领导骨干带领的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     

《离骚》“求女”辨

屈原《离骚》有一段求宓妃、佚女、二姚的浪漫主义描述。对此“三求”,历来注家解释不一。王逸以为往求“天下贤人”,“与俱事君也”(见《楚辞章句》);赵南星以为是“托为远游,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见《离骚经订注》);贺宽以为“女以比郑袖”,“求女”即欲走郑袖之路,“转以达于其君”(见《坎骚》);朱熹、蒋骥则以为是“求贤君之意”(分见《楚辞集注》、《山带阁注楚辞》)。诸说纷纭如此,实有一辨之必要。怀王无贤内助,《离骚》“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此说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屈原     

辽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承天皇太后

据地方志专家杨中华先生研究考证,辽代杰出的女政治家萧太后,系我市肇源人,堪称肇源乃至大庆历史第一名人。了解萧太后的治国之道、文治武功,对于从更广远的视角认识大庆历史不无裨益。     

宋代政治家与《庄子》

宋代以王安石为首的政治家纷纷阐释《庄子》,把其作为变法的理论基础之一。王安石论证庄子精通、遵守、敬畏儒家,其论证方法在庄学研究领域是个突破,其子王雱、其弟子吕惠卿等均解读过庄子。     

评《武则天本传》

在中国历史上,武则天其人其事,是一个萦绕着光环和弥漫着浓雾的谜.胡戟先生以“摹写复原历史本来面目”为宗旨,写出了我国史坛上第一本关于武则天生平的传记——《武则天本传》(以下简称《本传》).这在武则     

兼美作为方法——中国文化兼性智慧视域中的《红楼梦》

《红楼梦》中的兼美思想及其表现形态,是中国文化兼性智慧的体现之一。兼美思想作为一种创作方法,表现在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编织故事情节等方面。作为人物描写之方法,兼美指的是不带伦理偏见、尊重人物个性的描写方法;作为叙事架构之方法,兼美则体现为作者将各种原型性的事件模型组合镶嵌以形成叙事之整一性的叙述方法。曹雪芹文化身份的兼性特点,使各种文体、文本、艺术形式相容互通,《红楼梦》文本体现出鲜明的兼性特征,其中尤以诗画交叉叠置之设计最富代表性。作者既努力用各种方法实现兼美理想,同时也深刻认识到“美中不足”的广泛存在,使其兼美思想具有丰富的辩证性。     

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新解

<正> 1959年和1960年,郭沫若接连发表了两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那正是大搞阶级斗争(反右派)和路线斗争(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并以此为纲推进狂热的“大跃进”的年代。文坛上泛起了为错误路线呐喊助阵的“假大空”风气。这两部历史剧却发出了另一种热切的声音:珍惜人才,抓紧文化建设!“以道德化天下”,让人民“安居乐业”!这是非同一般的。由于各种原因,郭沫若本人和研究者对这两部历史剧的意旨都没有如实地阐发。现在有必要做一番揣摩了。     

《周易》占卜灵验辨说——兼与杨伯峻先生商榷

在《左传》、《国语》等古籍中常常可以看到用《周易》进行占卜的现象,而且有时还很灵验.如《左传》闵公元年载:"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初,毕万筮仕于晋,……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毕万是周代毕国的后裔,到他本人,早已衰微,沦为一般自由民.到这时,他刚到晋国作官,作战有功,得到魏邑的赏赐,职位为大夫.《左传》作者说毕万所占得的卦是"公侯之卦",他的后代一定会"复其始",意思是恢复为国君.后来,毕万的后代魏斯果然称侯,是为魏文侯.     

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梁启超研究”导论之一

一、梁启超研究简述 梁启超研究近年已渐成显学,这从梁启超研究著作的数量之多即显示出来.此次为备课,检索国家图书馆目录,在"题名"一项输入"梁启超",结果中文文献出来了245条.单是传记,就有30多部,这还不包括连环画、儿童故事、长篇小说之类,并且,已经剔除了合传与重版,后者包括两岸的同一版本或同书异名.其实,这个统计仍不完全,起码,香港亚洲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毛以亨著<梁启超>,国图就没有收藏,而这部传记是早期梁启超研究中最有分量的一部,虽然它放在"少年丛书"中,且篇幅不大.     

论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文学家的曹操

我们可以认为曹操和文学有一种特别的亲缘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君主中间,他是唯一一位在文学方面保持着两项长期不败的纪录的人物: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所创作的诗篇属于中国文学史上那些最最富有生气、雄浑嘹亮的作品之一。他还是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他被描写为一个十分阴险狡诈,但同时又是极具雄才大略的杰出的政治家。如果说他的第一项纪录在进入20世纪之后,终于被另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兼诗人毛泽东     

读罗元贞先生的《武则天传》

读罗元贞先生的《武则天传》王常则罗元贞先生毕生从事于武则天研究，是解放以来运用新观点重评武则天的第一人。他的遗作《武则天传》问世（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拜读罗先生大作，获益匪浅，仅将一些心得贡献于读者。一、重在写...     

《离骚》:原型追索——兼论求女之本真意涵

作为楚辞浪漫主义的典型代表,《离骚》文本充满难以索解的巨大疑难。其中最为独特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莫过于抒情主人公屈原在诗篇后半部分邀游天界的求索历程（Questprocceeding）中设置了三次求女的奇异情节。如果说诗章前半部分是情感的直抒性表露,是诗人内在世界的自然呈现,那么其后半部的求女情节应该如何理解把握呢?作者为何求女?所求之女指寓什么?在整篇弥满着浪漫意绪的文字中,求女情节的性质归属为何——是实写,还是虚写?这些处于隐喻象征体系与现实人物之间的暖昧难解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自秦汉以降数千年的楚辞阐释者和注解者,这直接关注和影响着《离骚》诗作内涵的体悟与艺术价值符码的解读。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说:“此辞难通处,无如中间求女三节。然文意坦然明白,寄情属望之恳到全在此段……历来往家莫有得其说者。”近人游国恩先生也指出:“《离骚》有求女一节,他在登阆风,反顾流涕,哀高丘之无女以后,又想求宓妃,见（女戎）女,留二姚,而三次求女都归失败。这一节的真正意义,从来注家都不了解。……越讲越糊涂、越支离,令人堕入云雾。这是《离骚》中一大难题。”传统学者对“求女”一义的假说性阐解大致可归结为六种:（一）求君;（二）求贤臣;（三）求隐士;（四）求诸侯;（五）     

诗体之辨——兼论《沧浪诗话》中初唐诸诗体

从文体论的角度看,“诗”作为一体从“文章”中独立出来而与其它文体明确相区别,最早当属曹丕的《典论·论文》;明确地区分诗歌体制的是南朝·梁钟嵘;诗的体派的出现要晚于体制,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体有时代之体和作家之体的是南宋的严羽。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诗体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沦浪诗话》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严羽《沧浪诗话》中所涉及初唐诸诗体的风格内涵进行辨析,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诗体内涵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读者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些特定的诗体提供一些帮助。     

《古史辨》辨名

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     

《辨骚》四辨

古代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为主“依经解骚”。尽管刘勰内心激赏屈骚的巨大艺术成就 ,但由于遵循“原道”、“宗经”的宗旨 ,他无法对楚辞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屈原的行为价值、人格魅力乃至楚辞文化的整体价值 ,作出公允的评判 ;刘勰以“雅颂”的准绳 ,试图清理屈骚中“异乎经典”的“荒诞”成份和“楚文化”因子 ,而这恰是楚辞最具光彩的东西。结果由“辨骚”滑向了“废骚”边缘。刘勰的尴尬并非孤立现象 ,传统中国楚辞学历两千年而缺乏创意、成果单薄 ,愧对高耸入云的楚辞文化 ,盖在于历代学者都囿于正统儒学价值观而管窥楚辞的缘故     

明代贵州彝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奢香

(一) 奢香,是十四世纪贵州西北部彝族“默部”第六十六世霭翠的妻子。霭翠是元末明初贵州彝族的各部落中权势较大的一个土司。早在元朝末年,霭翠就被封为顺元宣抚使、八番顺元沿边宣慰使。朱元璋于1368年在金陵(南京)建立明朝中央政权后,霭翠便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与宋蒙古歹,普定女总管适尔等先后归附”明朝。朱元璋“皆予以原官世袭”,“赋税听其输纳”。当时霭翠一度为了本部落的利益,曾请求明朝政府出兵讨伐陇居部落。朱元璋不同意,说“中国之兵,岂外夷报怨之具”。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明朝政府鉴于霭翠在西南的重要地位,决定“升贵州宣抚司为宣慰司,以霭翠为宣慰司使,宋钦为宣慰同知。令霭翠位     

《辨骚》和“变乎骚”——兼谈刘勰文艺思想的矛盾

《文心雕龙》研究中,对《辨骚》篇和“变乎骚”原则歧议较多。见仁见智固是重要原因,但刘勰本人思想上存在矛盾似乎更是主导方面。这矛盾表现在他对《离骚》四事合经、四事异典的分析和“词赋英杰”、“自铸伟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总评价中。《辨骚》是“变乎骚”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结果。所以,弄清上述矛盾的思想原因,“变乎骚”的含义和用意就不难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