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与大城市育龄妇女的超低总和生育率--以京、津、沪为例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京、津、沪三大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0.67、0.88和0.68的超低水平.分析表明,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和高等院校在校生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无户籍"漂泊"人口的增加是造成大城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超低水平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总和生育率指标在功能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既不能反映大城市育龄妇女真实的时期生育率水平,也不能反映大城市育龄妇女实际的终身生育水平.     

超大城市人口—自然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研究——基于Laplace混合政策模拟

人口增长与集聚为超大城市的发展提供动力,也给其自然资源系统带来极大扰动,使之呈现脆弱性特征;为实现超大城市人口—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政府实施了大量调控政策,但因对城市人口—自然资源系统的复杂互动难以精确量化,导致超大城市人口与自然资源关系治理困难重重。基于此,以北京市为例构建人口—自然资源系统可持续性评价框架,从政策干预视角,分析不同类型调控政策(如人口调控、技术改进、资源管制等)与人口、自然资源的因果关系,并利用Laplace准则结合决策者风险喜好,模拟混合政策干预对人口—自然资源系统可持续性带来的影响。结果显示:政策干预是保证北京市人口—自然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其中,人口调控政策是北京市人口—自然资源系统可持续性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资源管制和技术改进是次要影响因素;随着政策干预强度的增加,由于人口系统安全性和自然资源系统脆弱性的互动博弈,北京市人口—自然资源可持续性逐渐趋于稳定;在Laplace情景下,人口安全性减弱了1.82%,损失不大;而自然资源脆弱性减弱了12.13%,收益较高;最终使得人口—自然资源系统可持续性增强了6.23%。因此,对于超大城市的政策干预需...     

大城市人口郊区化与住宅空间分布的效应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人口郊区化已经成为一些大城市 ,尤其成为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人口郊区化与城市住宅空间分布呈现出新的关系 ,本文以上海市为例分析了人口郊区化与大城市住宅空间分布的效应关系。     

青年流动人才的城市选择及影响机制——基于人才特征视角

文章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多值Logit模型,从个体特征、流动特征、经济特征三个维度,探究青年流动人才选择流入Ⅱ型大城市、Ⅰ型大城市、特大超大城市影响因素差异。回归结果显示,女性、非农户籍青年流动人才大城市偏好明显,小家庭模式增加特大超大城市选择概率;流动年限越长、流动距离越远,流入城市规模越大,基于经济原因流动,特大超大城市选择概率下降;雇员倾向规模更大城市,雇主倾向规模更小城市,职业、单位正规性越好,社会声望越高,越倾向特大超大城市,就业收入、居住支出随城市规模扩大,影响由负转正。为提高城市人才引进效率,规范城市人才引进秩序,建议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扩大社会资源覆盖范围;减少公共服务使用限制,保障随迁人员福利;充分发挥城市比较优势,打造核心竞争力多维体系;突出城市行业特色,完善城市行业结构。     

人口迁移、户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性分析——来自262个地级市的证据

本文以2000-2016年26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城市规模视角探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问题,分析人口迁移和户籍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及不同规模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大城市的绝对收敛速度高于中小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的条件收敛速度高于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从分周期的"动态收敛"看,整个周期内无论是绝对收敛还是相对收敛速度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收敛速度逐渐超过了绝对收敛速度,在中小城市则表现为相反的走势。进一步分析影响城乡收入不平等因素,发现人口迁移显著缩小收入差距,且通过户籍城镇化机制发生作用,迁入人口若能顺利转变为城镇人口可缩小收入差距。目前在大城市中迁移人口获得城市户籍较难,而小城市相对而言获得城市户籍较为容易,在低于526.48万人的小规模城市中户籍城市化更加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些发现对解决日益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人口城市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意义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新时代的奋斗目标,人口城市化则是实现全面小康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中国实现社会公平、提高经济效率、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矛盾以及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国目前的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同经济发展不同步、大城市发展缓慢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优化经济结构,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基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实证

以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中国超大城市的代表,探讨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总体而言,常住外来人口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要高于常住户籍人口,且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错位形态存在差异。分行业来看,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公共服务业常住外来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高,而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高。由计量分析发现,住房价格水平、就业集聚规模、高端产业比重和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差异均产生相似的影响;而租赁户数比重和低端产业比重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则产生差异性的影响。     

特大城市如何调控人口规模?

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我国的大城市发展迅速,特大城市①从1997年的34个增长到2007年的63个。近年来,某些特大城市显现出来的一系列交通拥堵、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住房紧张、公共服务失衡等城市问题,引发了各方热议。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如何调控?如何管理,越来越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以往在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优先发展小城镇方面一直存在着分歧,对城市人     

中国大城市人口居住郊区化现状、问题与对策

人口居住郊区化对城市发展具有有利与不利两方面的影响,以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苏州、沈阳、大连等大城市为例,可以总结出当前我国大城市人口居住郊区化的现状特点与成因机制,中国与西方国家人口居住郊区化有同有异,为适应城市郊区化应采取一定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对策。     

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人口结构体系分析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人口结构体系中各种不同规模城市的比重发生变化,其中特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比重下降。另外,通过比较东、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人口结构发现,西部地区的城市人口结构不合理,大城市的比重过少。     

空间城市化机制和人口城市化目标——对中国当代城市化发展的一项研究

无论从城市人口变化还是城市空间变化角度观察,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中国的城市化都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90年代中期以来的城市化是以地方政府经营土地使用权为内在动力的空间城市化过程,这一机制是由一系列土地法规催生形成的。这一城市化机制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无意于解决人口城市化中跨省市流动人口的异地城市化问题;它造成空间意义上低效率的假性城市化;更为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具有宏观影响的土地金融风险。本文基此认为,应该制定相关政策调整和规范地方政府策动的空间城市化机制,规避其产生的问题,通过激励设计促进城市化在机制与目标方面的协调。     

城市规模成长经济的边际分析

城市人口规模的成长经济效益,与城市的人口规模本身所处阶段有关,与人口规模成长的速度有关。城市人口规模成长的经济效益由城市的自组织能力的增长速度与人口规模成长速度的相对关系即缺口决定。城市人口规模的成长经济效益,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城市与区域的不一致性,即对城市来说出现了成长不经济,但对区域来说却存在成长经济。     

城镇人口过半的挑战与应对

我国城镇人口历史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1.27%,但这一社会结构历史性转变的背后却存在城镇化水平虚高的问题。如果将城镇人口总数扣除被迫城镇化且生活困难的失地农民,以及未享受市民待遇的流动人口,我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约为41.6%。同时,城镇人口过半以后也面临诸多挑战:整个社会没有建立起顺应城市社会形态的价值体系;对于城镇的作用以及应该怎样发展城市缺乏清醒认识;城市管理对城镇化发展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城市常住居民享有平等的市民待遇任重而道远。因此,应对城镇化挑战,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城市化的作用和实质,遵循城市发展的自身规律以及积极探索建设顺应城市社会形态的文化体系。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

利用公安部 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和国家统计局 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 ,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 :(1)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人数、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显著 ;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 ;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2 )流动人口超过 5 0万以上的城市 ,其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回归效果较好 ,回归方程可以用于预测     

中国西北地区人口增长对土地退化的驱动作用分析

文章通过定性定量分析西北地区人口增长与粮食生产系统和土地压力响应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人口的增长主要与耕地面积的扩展有较强相关性,与单位粮食亩产增加等变量指标的关系较弱。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便是在人口增长与耕地扩大的关系中,实际的耕地增长和粮食需求也远远大于实际人口增长的需求,由此可以看到在西北地区粮食生产和耕地面积扩大的过程中,人口增长并不如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大,人口增长对土地退化只能承担一部分责任,不构成最重要的原因。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特征分析

９０年代初,中国学者开始对流动人口进行理论研究。城市流动人口在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文化结构、户口结构上特征鲜明。流动原因同中有异,流动前后职业结构的变化与所在城市的经济结构明显相关。     

外来人口长期居留倾向的Logit模型分析

本研究提出流动人口长期居留的“融入决定假没”,即外来人口进人城市以后,逐步深深地卷入城市的生产、生活中,他们与城市运转结合越紧密,他们将具有越强的长期居留倾向。随着长期居留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增加,其所关联的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居住、就业和家庭婚姻等社会经济问题势必逐步积累,需要城市管理者相应加以重视和管理。     

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障

中国人口发展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证程度研究表明,随着人口增长和消费扩张,中国未来的耕地规模和人均耕地面积会进一步下降,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和粮食需求总量将进一步提高;2020年在人均粮食420~435kg的消费水平上,基于18亿亩耕地保证的粮食生产能力可以基本满足14.36亿人口的粮食需求;在人均450kg的消费水平上,中国未来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足以支持人口高锋时间的14.73亿人,但受耕地资源有限约束,人均粮食占有水平很难有进一步提高。从耕地、粮食与人口关系看,中国未来人口的粮食安全必须向食物安全转变,从耕地资源约束的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驱动的食物消费两端着眼:一方面要重视耕地与粮食安全——藏粮于土,全面提高土地资源综合生产能力;一方面要关注食物与消费安全——倡导适度消费,建立动植物并重型食物结构;从生产与消费两方面来认识和解决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的食物安全与耕地保障问题。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人口数量问题研究

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作为基础数据的人口数据与土地利用数据同等重要。文章研究了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存在的总人口数量的高估与重估、常住人口的城乡比例与人口当量系数混乱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Population and housing

The analysis described here was carried out in response to a political crisis in Australia. In 1994, a Member of Parliament who opposed the use of foreign aid funds for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blocked the passage of the national budget. The impasse was resolved through a compromise. The use of foreign assistance for population activities was frozen pending an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 team of nine researchers prepared background papers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ealth, education, food supply, housing, poverty, the environment, family planning, and human rights. The overall conclusion of the inquiry was that slower population growth will yield more rapid development in most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relatively poor, agricultural na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contribution to the inquiry was to assess how population growth was affecting the housing sector and, in turn,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other questions, does population growth increase the demand for residential land, housing, and urban infrastructure? Demographic methods were critical to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especially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the demand for hou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