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京师宣南士乡

清前期京师宣南士乡吴建雍顺治五年（１６４８年），根据清廷颁布的谕旨，京师实行“满、汉分城居住”。此后历经一个多世纪，在宣武门外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族朝官、京员以及士子为主要人口的社区，人们习惯上将它称为宣南。笔者将宣南称作“士乡”，是沿用春秋时期对士民...     

从中俄《尼布楚条约》到中朝长白山定界——穆克登查边定界动因再探

随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清初边疆局势逐步稳定,一统格局初步形成。在此形势下,清朝统治者一方面继承历史传统进行《一统志》的编纂,一方面利用传教士的西方测绘技术绘制《皇舆全览图》,以展示其"天下一统"的政治成果;而厘清中朝之间尚不明晰的边界,则成为推进这两项政治工程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朝鲜李万枝越境杀人事件,不仅为清廷派员进入朝鲜勘测边界、绘制地图提供了契机,而且成为清廷下决心彻底解决越界流民问题的导火索。在这一过程中,此前中俄解决边界冲突的模式为清廷提供了重要借鉴。     

别拿老太太不当回事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4个月后的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发《清帝退位诏书》，中国大地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然而，最后一次按清廷皇室仪仗举办的大丧却在1932年2月，清廷退位20年之后。这次皇室大丧沸沸扬扬，报端多有评论。而这场轰动京师的喧嚣的起端，就是俩老太太。     

清代异姓世爵世职封赠的阶段性变化及其特征

清代对军功人员的世职封赠始于开基立业的天命年间,至顺治定鼎燕京,实现天下一统,开国封赠达到空前规模;康熙以后,伴随清廷的平定藩乱,拓土开疆,复有为数众多的旗人得到封赠;咸、同之际,在安内御外等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中,汉人的特殊功勋使得清廷对他们的封赠呈急剧递增趋势。     

跨越百年的追问

<正>有人说,时间是最好的医生,可以治愈倒可伤痛。有人说,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可以证明一切正误。然而,有一种痛,却跨越了时间的界限,历经120年没有愈合;有一个追问,却在百年的岁月里,时时响起,连绵不绝。这,就是甲午战争的伤痛;这,就是对于甲午战争的追问。中日第一场战争——甲午战争发生于1894年7月25日,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但作为主战场、遭受旅顺屠城的辽宁,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其悲惨程度,足以让120年后     

清代吉黑“三音哈哈”送京备选侍卫制度及其实效考

终清之世,吉林、黑龙江旗籍官兵是清廷侍卫挑补的重要来源。清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部分吉黑旗籍官兵已通过一些渠道送京备选侍卫。然而,清廷正式辟设吉黑地区三音哈哈送京备选侍卫制度是在道光十五年。晚清吉黑旗籍官兵整体上对三音哈哈送京以及在京充任侍卫兴趣不强,主要原因有四：赴京当差路上川资数额巨大,在京当差饮食起居成本更是高于在原籍生活,这是经济因素;吉黑旗籍官兵因上无法赡养父母、下无法与妻子团聚的家庭困难,经年饱受亲人离散之苦,这是家庭因素;个人仕途升转与家庭利益得失的综合考虑是吉黑旗籍侍卫等热衷回籍当差的又一主要原因;晚清吉黑旗人群体谋生渠道多元化也是侍卫等选择返回原籍的一个重要原因。晚清之际,清廷先前在吉黑地区建构起来的“首重军事”统治体系日趋解体则是出现上述现象的社会大环境。     

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教育观

甲午战后,清廷在变法图强的过程中,需材孔亟。而人材的培养,有赖于教育。以中国传统的科举式选拔教育,已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１９０５年科举虽停,可刚刚起步的学堂式新教育尚不足依恃。为发展教育、培养人材,视日本为师仿对象的清廷,一方面不断地派学生赴日留学,...     

再论清季“海防”与“塞防”之争

19世纪70年代以来,囿于有限财源分配的两难与"华夷秩序"思想的禁锢,日甚一日的边疆危机触发了晚清政界"海防"与"塞防"之争。这场辩争历经了两个阶段:复奏"阶段,地方督抚就"海防"与"塞防"具体事宜陈述了各自的主张;"廷议"阶段,清廷中枢在斟酌地方督抚意见后作出了"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战略决断。尽管这个战略最终在实践中破产了,但它却促进了近代国防战略的转型、强化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管理。     

甲午赔款与晚清财政大变局

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清政府甲午战敗后,与日本侵略者签订的《马关条约》,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化过程的急剧加深,出现了被“瓜分”的危机。而《马关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也给晚清财政带来一大变局。从此不仅使清廷财政趋于全面崩溃,而且导致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最后覆灭。甲午赔款与晚清财政大变局,是晚清财政史乃至政治史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本文就此问题略作论述如下: 1 随着清王朝由盛而衰,清廷财政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已很拮据。鸦片战争后,由于大量军费开支、巨额赔款,以及鸦片、洋货源源不断涌入中国,使得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情况愈加严重,清廷财政出现危机。十年之后,一场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各族人民反清风暴席卷全国,与“内忧”相随而来的外患——第二次鸦片战争也爆发了。清王朝为了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和对付英法联军的侵略,连年征调不绝,兵饷日不暇给,清廷财政几乎崩溃,清王朝面临覆灭的危险。但由于1853年清廷开始     

清前期河道总督的权力及其演变

清代前期,治河是国家的重大政务,清廷设立河道总督专管河务。就政府职能而言,清代河务由工部总其责,并委以河道总督专其职。但从国家政务运行上讲,工部却逐步失去了对河务的控制,河工治理最终成为"总河专责",这一格局在康熙中晚期形成。同时,在河务决策中,河道总督的话语权也稳步提升,在乾隆中期河道总督取得了对"谈河积弊"(河议)的全面胜利。清前期河道总督权力的扩张,是清廷对河务技术特征认识深化的内在要求。     

甲午战后康有为变法条陈考略

近年来,史学界围绕康有为改篡戊戌变法奏议问题,颇多争议。本文利用尚未公开发表的清廷档案资料,对康有为在甲午战后的历次变法条陈分别进行了考订,对他是否曾向清廷提出选“议郎”和设“议院”等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有助于戊戌变法的真实历史的阐明。     

对清末法律移植的思考

清末法律移植是清末法律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一移植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以立法移植为主,内容上具有先进性、超前性、民族性,并深受政治因素影响。立法移植在当时维护了清廷的统治,挽救了清廷危局,通过吸收和借鉴外来法律,奠定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基础,开创了法律改革的先河。它给我们深刻的启迪是,法律移植不仅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还要立足于本国实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注重传统基础上,积极引进、吸收外来法律,并充分发挥法学家在法制改革中的作用。     

交谊舞de性色彩

交谊舞,亦称交际舞,是世界上流行的一种群众性的舞蹈活动。近些年在我国特别是在城市日益兴起。其发展之快,影响之大,为人们所关注。有人点头,也有人摇头;有人为之欢呼,也有人为之忧虑;有人积极参与,也有人消极逃避;有的人在参与中逐渐入迷,也有的人则避之犹恐不及。点头也罢,摇头也罢,不置可否也罢,大都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但要揭开其中的奥秘,首先就得弄清交谊舞的功用。     

论上海租界与晚清革命

本文说明由于特殊的政治格局,由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由于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上海租界在晚清的作用具有两重性:它既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据点,又是中外资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基地;租界当局有与清政府勾结镇压革命的一面,也有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或减轻封建清廷对资产阶级新党迫害的一面。资产阶级新党利用了租界的特殊条件,把这里变成他们在国内进行民主爱国运动的主要集结地、宣传中心和逃避清廷迫害的避难所。对于晚清革命的发展,上海租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试论洪升的民族意识─—兼评章培恒同志《洪升年谱》的一个观点

洪升及其《长生殿》是否存在民族意识,以往颇有争论。近来章培恒同志在其《洪升年谱》里(以下简称《章谱》)明确断言不存在这个问题,其主要论据有三:(一)洪升曾歌颂过康熙是“圣主”, (二)他对“三藩叛清”深表“憎恶”,对出力平藩者却大加表彰;(三)他一生想求取功名的思想未变。由此证明洪升“拥护清廷的立场始终未变”,故其兴亡之感和对清廷的不满,“仅仅反映了依附清廷的汉族地主阶级分子与满族地主阶级的矛盾”,不存在反清思想或民族意识问题。 应当承认,《章谱》材料丰富,考证详尽,对研究洪升及其作品提供了很多方便,有不少富于启发性…     

《孔宅志》其书以及相关的历史问题——日本现藏孤本《孔宅志》发覆

清康熙帝亲笔为青浦县孔宅题写匾额、对联,引发孔宅的一时兴盛局面,当时由孙执笔纂成一部官修《孔宅志》。此书今仅存于日本,已为世上孤本。对照《四库全书总目》(存目)关于《孔宅志》的,可以展现清廷在相关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变化,表明乾隆时期考据学兴盛的背景下,贯彻考据求实的学术精神与如何维护康熙帝形象、维护朝廷尊孔重儒形象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清廷采取暗中封杀康熙官修《孔宅志》的方式,以模糊康熙朝后期关于孔宅问题的历史详情。这种学术上否定孔宅“圣迹”地位,却毁掉一部颇具史料价值史书的做法,反映出清朝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扭曲的运行方式。     

救援被拐卖的人口

拐卖人口,在欺骗、绑架等非法手段中,有人在劳动的田间失踪了,有人在外出的旅程上丢失了,有人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被劫持拐骗了等等。 拐卖一个人口,如同给一个家庭投下了一枚炸弹,毁坏了一个社会细胞; 拐卖一个人口,如同给当事人服下了一枚苦果,酿造了一杯杯苦于胆汁的苦酒; 拐卖一个人口,给社会增加了一份不安定,于是演绎出了一个个寻找、解救受害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清末官宦的老宅

徐世昌与曲阜路8号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又号东海.天津人.他做过清廷高官,而且受到袁世凯的重用;并就任过民国大总统.     

中法战争前后的几次政治上书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中法战争前后，一些爱国的士大夫频频上书清廷，公开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以谋中国独立和富强的政治主张。这些政治性上书活动的发生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了解这几次上书活动，弄清其产生的原因，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近代先进思潮的演变及其走向是很有必要的。在中法战争前后，共有四位爱国士大夫先后上书清廷，提出开设议院以求实现国家富强的主张和建议。最先做出这种政治举动的士大夫是不大为人们熟悉的崔国因。中法战争爆发前夕，崔国因向清廷递上了《奏为国体不定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在这…     

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

苏报案中吴稚晖告密与否,是章太炎、吴稚晖争论不休的一桩公案。由于吴稚晖后来趋于反动,鲁迅又曾在一篇文章中道及此事,于是,吴氏告密之说几成定论。本文分析了章、吴当年论争的具体内容,列举了苏报案当事人蔡元培、章士钊对此事的看法,查考了苏报案前后章太炎等人活动情况、清廷官员镇压革命的往来电文和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认为章太炎等当时革命活动本属公开进行,亦早为清廷注目,无密可告;章指吴告密纯系诬指。作者认为,研究历史人物,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因一个人主流不好,就连其一定时期的作为也不予承认,乃至把一些不该有的污秽泼到他的脸上。作此文,为个人辨诬之意义小,求历史公正之意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