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朱维之的《基督教与文学》是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而美国学者罗宾逊的《两刃之剑》,则是该课题的奠基之著。进入90年代,国内先后出版了《十字架下的徘徊》、《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旷野的呼声》和《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等四部重要专著,打破了这一课题研究中的长久寂寞。这些研究或将宏观视角和微观分析相结合,或从宗教文化角度观照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或以自己的研究填补现代文学史领域的某些空白,或进一步拓展该课题的广度与深度,形成了在文化传布和影响下的深入探索。但更为宏观和理论化的研究、文学本体的研究和与同类现象的国别比较研究等,仍是该课题所需要的。     

现代文学批评本体的寻绎及其文化阐释——评《文学的秩序世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论》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研究和撰述较之此前有了较大幅度的进展,众多批评家、批评文本、批评思想、批评方法得到了较为集中的学术关注和学理阐释。如何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拓宽研究的视野,调整研究的路径,以更接近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本体,更有效地阐发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本体建     

文化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文化阐释一直是最重要的研究角度。由于近百年来文化视角自身经历了从多元并存到狭隘化、再到多元整合这三个阶段的演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面貌。文化视角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促进了文学研究的繁荣,时至今日,文化视角已由一种文学研究角度上升为一种批评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何运用文化视角提出了新的要求。     

评汪树东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研究》

汪树东的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研究》,细致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道家自然精神、酒神自然精神、女性自然精神以及后自然精神的发展脉络,显示了较强的理论体系建构特色,对现代文学深层价值迷误的揭示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也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较为深入的价值追问。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东亚视野——评《从鲁迅到老舍——兼及东亚的视野》

“东亚文化视野”是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视角。其关键之处在于,走出单一的中国视阈,摆脱“中国／西方”二元化想象,在更多元的地域文化维度,思考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轨迹,     

中国文学何以成为当代——《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的意义阐释

1949-1976年的中国文学,是国家整合各种政治和文化资源制度化建构的结果.和现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在形式和意义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如何揭示这些变化的内外原因,这就牵涉到新中国国家文学的具体形成和展开过程.     

评《理陛与革命：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阐释》

2009年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贾振勇的《理性与革命：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阐释》（以下简称《理性与革命》）,以开放的多维度的研究视角对中国左翼文学重新解读,力求还原它的本真面目,并以全新的理论模式对左翼文学研究中的不少难点或疑点作出了令人心悦诚服的阐述。     

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东方现代文学》

国内东方文学断代的研究专著并不多见,优秀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侯传文教授的新著《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东方现代文学》便是其中之一。作者把时间限定在19世纪前期到20世纪东方社会转型的一百多年间,透彻地分析了东方现代文学所处的多元文化语境,“从社会文化基础,发展轨迹和思想艺术特色三个方面,回顾和反思近百年东方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他并非想去纠正和批判历史,而是希望从历史中获得教益。     

建构抒情学的努力——评李珺平《中国古代抒情理论的文化阐释》

一 多年来，曾见过不少叙事学著作，有些是翻译过来的，有些是我国学者自己的。说实话，对其中有些我十分叫好。我承认，由于西方文化和文学的特殊性。叙事学能在西方出现是正常的。我国学者借鉴其经验，根据中国文学实际写出这方面的著作，也是应该的和必要的。可是，长期以来却没见过抒情学著作，这又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黄帝内经》的文学与文化阐释研究

《黄帝内经》是我国古代医学名著,同时又是一部具有丰富文学特征和文化内涵的文学典籍。与先秦历史散文相比,该书有着明显的文学特征,可以成为医学专业五年制高职语文教材的教学内容。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角度进行阐释,充分论证了作为医学经典的《黄帝内经》的文学性。作为一部内涵丰富的古文化典籍,《黄帝内经》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对《黄帝内经》进行高职语文化的解读,无论在教学改革还是教材建设方面,都是一种改革的尝试。     

全球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全球化问题主要是文化问题,文化多元主义是当代全球状况的一个构成特征。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探讨中国文化的命运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民族危亡和中西文化碰撞中发生的,现代文学的这种发生语境决定了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有着密切关系,其具体表现和发展趋势主要有两点,一是对文学进行文化批评,一是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     

贬谪文化的当代阐释——评《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

在唐代文史学界，尚永亮教授是以研究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而知名的，15年前他就已出版了《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一书（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10年后他又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原有研究并推出《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一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经过10多年的思考和积累，最近又隆重推出由他主撰的50余万言的煌煌巨著——《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下文简称尚著），这是作者对自己多年研究所作的进一步理论提升，也是对唐五代贬谪文化史和贬谪文学史的重新书写，更是对古代贬谪文化体系进行的一次再建构和新阐释。     

探寻文学叙述与中国现代性别主体建构的关系——评《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

《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这个课题具有综合性系统研究的性质，又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点一不要说需要涉及的学科，诸如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和文学史学、现代叙事学、女性主义批评学等门类繁多，就说题目标示出的“社会性别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间的跨度就足以令人望而却步。     

“中国模式”的中国阐释——一种基于文化的视角

中国崛起是中国模式的载体与叙事。作为表征中国崛起的事实的本体论意义论上的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而作为探求中国崛起之道的认识论意义论上的中国模式仍在建构之中。西方关于认识论意义论上的中国模式的解读差强人意。正如国际性的现象需要国际性的阐释一样,中国模式也需要一种中国的阐释。只有从文化角度切入,才能深入中国模式的内核。从文化视角考量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意指一种软实力的崛起。让世人理解中国模式并产生一种新的认同感,中国知识界责无旁贷。     

《三国演义》接受的文化阐释

《三国演义》[1]的创作是作者个人心理与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集大成,而本书的接受过程也是在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在接受过程中,虽然表现出来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在这纷繁复杂的表象之外,其实还是有些文化含义贯穿始终,本文择其要者加以论述,分别是强烈的政治教化功能,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深重的忧患意识。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构建——评冯光廉先生的学术贡献

冯光廉和他带领的青岛大学学术团队,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上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大步：第一步,对近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考察,写出了关于中国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概论;第二步,对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进行再认识,写出了三部系列性史著;第三步,对近百年中国文学的体式流变进行梳理,写出了关于中国近百年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批评体式的流变史等五种系列性著作。冯光廉是这一系列著作的总策划人、总设计师,他为诸多著作所撰写的序言与跋,深刻而清晰地阐释了诸多系列研究的要旨和意义,提出和解决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他的研究既有鲜明的理论建树,又有细腻的文本分析,能在细微处挖掘大精神。同时又能将自己的学术研究自觉地置于关于民族和人民命运的思考基础之上,有着浓烈的使命意识与担当意识,闪现着他所崇敬的鲁迅遗风。     

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两次转向

新时期文学话语先后发生了"文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参与了这两次转向,并引起对自身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术规范以至学科性质的重新认定。     

探究现代派文学的文化语境与文化精神——评李洪华著《上海文化与现代派文学》

自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从形式批评的角度细读文本成为一种倾向,改变了以往仅仅关注作家、时代、思想等外部研究的格局,学术研究开始关注意象、隐喻、象征、文体、叙事等文学内部研究.     

中国民族神话研究的独特探索——评王宪昭《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

中国各民族神话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已成为人类不可再生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化创新中不可多得的武库。近期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王宪昭博士的《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是一部从母题视角综合研究我国各民族神话的专著。细细读之,令人感到新鲜而凝重。这不仅源于该书所论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更因为书中所展现的对民族文学研究的那种充满责任的执着和令人折服的学术价值。概括来讲,这部专著体现了两个方面的开拓创新。     

论徽州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徽州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有鲜明特点和重要影响的文化现象,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徽州文化对新文学先驱者及现代新文学发轫期的影响;徽派朴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渊源;徽商在徽州文化和白话文推广中的作用;徽州文化对现代文学创作的浸润。徽州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体现了文化阐释与文学新变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传统文化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