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生活运动之缘起

１９３４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中国国民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近现代中国历史也有一定影响。这场历时１５年之久的社会改良运动．所以出台，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政治上与“九·一八”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推行有直接联系；思想上与蒋介石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势力对“五·四”运动的排斥与仇视相关；而从根本上讲，则是希望借此机会重新恢复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统治地位，作为控制人民，维系政权统治的有效工具。     

评旧道德与新生活运动

一、旧道德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发动的新生活运动,断断续续地经历了十多年,最后在1949年准备逃往台湾时,它的组织机构和名称才寿终正寝,变成历史遗迹。新生活运动名曰“新”,实则“旧”。说它“新”就是说它把中国传统道德完全运用于现代社会生活;说它“旧”,就是说中国封建的传统     

新生活运动在甘肃（1934-1937）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了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并成立了领导新运的机构——新运促进会。新运开始于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终止于1949年2月蒋介石被迫下令＂暂停办理＂,历时15年之久。新运是民国时期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蒋介石和宋美龄等倡导者发挥的个人因素,对其产生深刻影响,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摆脱内忧外患的强大动力。新运以＂礼义廉耻＂为中心思想,以＂三化＂为行动指南。甘肃省新生活运动是在全国新运的大背景下开展的,新运前期为抗日战争爆发前即1934~1937年。甘肃省在全国新运的影响下,为从制度上保障新运工作在省内的开展和实施,省政府陆续成立了各级新运促进会,主要内容涉及卫生、救济、禁烟毒、妇女解放等;通过采取宣传、指导纠察、实施检查的方式推进新运的开展。     

新生活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以南昌为中心的讨论

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是为了动员民众对他的支持,他的动员是依赖政府权力的组织化动员,在对各机关、学生、民众团体以及下层民众动员的过程中,都借助了政府的权力。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动员方式,在于蒋介石所采用的“礼义廉耻”已失去了起作用的基础。新生活运动的社会动员由于不顾民众的实际需要,其动员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以“外国”为鉴: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的外国想象

蒋介石在设计新生活运动时常常以"外国"作为中国应该仿效的对象。本文分梳蒋介石在外国的经历及其在新生活运动中关于"外国"的言论,指出蒋介石对外国的直接经验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日本,他主要通过间接途径了解外国,并局限于欧美强国。在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建构中,蒋介石将"外国"的"现代文明"视为反映中国"传统道德"的镜像,从而解决了新生活运动既要求民众行为西化和现代化,又要求复兴民族固有道德的内在张力。而新生活运动中借用了西方殖民话语中"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关系,则将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霸权,内化为国民党政府对国民居高临下的态度。因此,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对"外国"的借用和想象,不可避免造成了该运动的内在缺陷,使之无法真正动员民众。     

关志钢教授

关志钢教授 1959年 6月生，北京市人。 1988－ 1991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师从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张静如教授，获法学博士学位。 1991年 7月至今，任教于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 1999年晋升教授。兼广东省邓小平文艺理论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曾获广东省高校“两课”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目前主要从事近现代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尤以民国史及蒋介石研究见长。已出版个人专著有《新生活运动研究》、《 20世纪中国十大历史事件评说》、《走向特区的香港政制》，主编教材《中国革命史教程》，参加《中共党史学史》等多部著作编写。曾在《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民国研究》、《亚洲研究》（香港）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其中《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 13篇。代表性论文有《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哲学思想点评》、《阳明心学与蒋介石力行哲学》、《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孙中山、蒋介石“党治”观之比较》、《蒋介石、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之关系》、《国民党“中政会”述评》等。     

蒋介石与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性的社会改良运动，而是蒋介石借助“礼义廉耻”的传统道德，配合剿共反共的政治运动。同时，它也派生出了一些积极作用，客观上支持了中国抗战，特别是前半期的积极作用，应予以客观评价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对国内外形势的判读与培养现代国民思想的“新生活运动”实践

"新生活运动"之倡导与发动是与蒋介石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密不可分的。蒋介石认为,要救国,要复兴民族,一定要从组织国民与教育国民两件事着手,而新生活运动是组织与教育的最佳形式,实为救亡图存复兴民族之基本的革命运动。新生活运动本质是通过强化民众的日常行为,使之符合所谓的礼义廉耻,以达到铲除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目的。这注定了新生活运动是有很大历史局限性,甚至是反动的。     

新生活运动"失败论"析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新生活运动的评价有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历时15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其结果“收效甚微”,是一场“骗局”,“不得人心”,“根本行不通”。本文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主张对新生活运动须作分阶段的具体、细致分析。     

关于新生话运动初期的评价

新生活运动的开展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第五次“围剿”红军的战争正在进行之初。由于日本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又执行误国误民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当时中国的形势是极其复杂而多变的,要给“新生活运动”以全面、正确地评价是不容易的,以前许多作者对其反动性、落后性方面,作过不少评论,这是应该的。但细究当时的形势,从“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纠正过程情况看,在批判其主要方面——反动性和落后性的同时,仍然应该看到它具有“攘外”、“抗日”的表示和愿望,尽管当时不是主要方面,但随着国民党政策的不断转变,这个方面后来逐步地增强。本文拟从几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求教于大家。     

《大公报》与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由蒋介石亲自发起、南京国民政府主导推行的一场全国性"生活革命"运动,即把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礼义廉耻"体现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以求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实现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目的。在新生活运动施行的15年间,《大公报》进行了大量报道和评论。《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总体上持赞同、支持态度,但对其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刻批评,尽到了监督政府之责。《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体现了它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诤友"关系。     

新生活运动“反共论”析

本文主要就史学界有关新生活运动“反共论”这一传统说法，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新生活运动自始至终存在着两面性，应予全面、准确的把握．     

薛仙舟与《中国合作化方案》

薛仙舟起草的《中国合作化方案》是中国近代合作运动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他企图借助合作,在中国建立一个“合作共和国”,以实现三民主义。虽然南京国民政府没有按照该方案开展合作运动,但它对20世纪中国合作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它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是近代中国乌托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     

抗战文化语境下蒋介石新生活运动评析

新生活运动既有政治上的反动性，也在精神动员、文化联合、民族理念等方面为当时抗战文化的推动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该运动在“安内”与“攘外”、新生活与旧道德、民族主义与民权民生之间陷入矛盾困境，致使其积极作用没有发挥到应有程度。     

抗战前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创建及活动

自1934年新生活运动推行以来,各地虽有妇女新运组织,不过内容名称不一致,且工作缺乏联络.为统筹全国妇女新运,1936年2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特增设妇女指导委员会,聘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为指导长.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后,从事的多为指导与设计工作,各种方案虽多,付诸实践的却少,而且国民党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手法及其背后的动机与负面效应,引起社会各界的批评,不可避免影响到对妇女指导委员会的评价.     

赶超式富强中的国家与个人——基于新生活运动的考察

在"救亡"压倒"启蒙"的现实压力下,近代中国追求富强的路径经历了由强调启蒙个体的"渐进式富强"向依靠国家权力改造社会的"赶超式富强"的转向。发起于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是赶超式富强模式的首次实践。在这场运动中,作为发起人的蒋介石试图利用国家权力全面规训个人生活,以达到"复兴民族、改造社会、报仇雪耻"的富强目标,然而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效果却与其初衷相去甚远。国家与个人关系是分析近代中国寻求富强路径变迁的重要视角,也是解释新生活运动"赶超式富强"尝试为何落空的关键因素。     

论新生活运动的发起

新生活运动的发起经过了组织上与理论上的准备,它是在蒋介石亲自领导和推动下由力行社员负责发起的。之所以在1934年首先在南昌发动,是由于当时政治环境以及南昌当时的政治中心地位所决定的。必须注意的是,其目的是为蒋介石政权提供更多的合法性。     

韩复榘抓女学生

1934年,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韩复榘以大老粗著称,也是搞笑大王。一次,他到学校给学生们作报告,开口就是"俺特地从山东赶到     

见与不见：再论韩复榘与山东新生活运动

借新生活运动加强专制统治的山东韩复榘政府，在社会问题的整治上颇为用力，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然而长期以来史家和坊间在评论韩复榘的时候，不是着墨于其政治生命后半程“印影”，就是湎于渲染韩的各版本“闹剧”的生产。尽管韩复榘的新生活运动呈虎头蛇尾之相，但即便摒弃后现代史学中的断裂地方史、小叙事的范式，史者也应有义务继续加力破除笼罩在韩复榘式的历史人物身上的流言，更客观地“见”他们曾有的“虎头”。     

规训日常生活: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国家的治理

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了旨在通过改良民众日常行为而复兴"固有道德"的新生活运动,在汪精卫的影响下,蒋使用道德教化的方式督促民众遵守新生活规范,但他仍然把新运与政府工作整合在一起,依靠国家机器的力量,尤其是警察,来确保运动的推行。时论将此运动视为在德治衰退、法治未建的国家治理疲软状态中维系社会秩序、培养合格国民的有效手段。因而,新生活运动表现了政府在德治与法治框架以外规训民众日常生活的尝试及其遇到的困难。以培养"驯顺的肉体"为目的而言,新生活运动与福柯所归纳的西方国家对民众的规训机制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它其实是中国自身近代化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晚清以来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中间状态。处于"训政"阶段威权政治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新生活运动中用警察等强制性国家权力结合传统的德治话语来规训民众日常生活,但这一规训机制并不能纳入法治的框架,也未能为现代国家介入民众日常生活设定明确的道德和法律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