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经济赋权：现实与未来的挑战

前言 1975年墨西哥城召开世界妇女大会,到今天已经30多年了。在那之后又召开过3次世界大会：1980年、1985年和1995年。自最后一次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大会以来,又召开过两次世界大会（2000年和2005年）来检讨北京行动论坛阐述的12个重要领域中所作承诺的实施情况。在此期间,全球还签署了世纪发展目标,其中的一个目标关注的就是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尽管在这12个重要领域中的很多方面都能看到显著的进步,但大量事实也表明,为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我们仍需做大量工作。     

我国妇女从政现状分析

"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经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之后,立即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此后,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签署《千年宣言》,把赋予妇女权能列为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对此,世界各国政府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参政方面都做出了积极努力。本文扫描我国推动女性从政的最新进展;详细阐述女性从政的整体状况;分析提炼我国女性从政特点及转变趋向。     

马拉维的性暴力与妇女对艾滋病的易感性:权利问题

本文探讨性暴力、性别不平等与艾滋病传播之间的联系。本文的前提是:艾滋病是一种有性别倾向的泛流行病。作者指出了艾滋病病毒传播的模式如何由性别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建构。其原因部分在于妇女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受社会文化期待的控制,受妇女社会地位低的影响。本文以非洲国家马拉维的个案为例,说明性暴力对妇女艾滋病易感性以及妇女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的影响性质如何,程度如何。文章特别注重性暴力概念的形成以及当地经济和渔业中的性交易,并关注性别和性的建构,因为它影响着文化习俗以及妇女对艾滋病的易感性。本文认为,马拉维妇女所处的环境,在社会、法律和政治经济上维持了不平等的性别权利关系,这种关系助长了针对妇女的暴力,使她们面对艾滋病的感染和自身性健康、生殖健康权利的侵害而无能为力。     

有关妇女理论问题的四点反思

“妇女解放”口号在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工作中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妇女就业本质上是妇女的生存问题,在“异化”劳动中还谈不到“解放”。人的解放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男女性别分工受到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性别分工是明显的,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下,性别分工趋向模糊,不能将性别平等与性别分工混淆起来。当前妇女运动应当关注底层妇女的生存条件的改善,而不应受到极端的“反文化”的女性主义的论调影响。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的两性关系,必须克服我们普遍的极端主义和专制主义思维方式。     

在全球性时代测量妇女的进步

北京 10进程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妇女生活?本文提出了这样的评估中所包含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将性别平等概念化并对其加以测量的问题。文章首先对“改善”概念化的三种不同观点进行了思考,在这三种不同观点中,“改善”分别被视为经济发展、人类潜能或性别平等。接下来,对三种性别平等模式之间的紧张进行了分析。最后一个部分是对这些概念发挥作用情况的批评性回顾,和对评估联合国《北京行动纲领》12个重要领域中的每一个所取得的进步所必需的数据之搜集情况的批评性回顾。尤其是,什么是最好的指标?文章与关于性别平等的国际标准之确立紧密联系在一起,重点是这些标准在欧盟地区的应用。     

编者按

1990年代的联合国会议———特别是1993年的人权国际会议、1994年的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1995年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确立了妇女的权利是人权。性别平等对发展和民主的进程至关重要,妇女的赋权(妇女运动长期以来的要求)应得到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北京行动纲领》(The     

权利、自由与公正——对女性主义“男女平等”观念的思考

实现两性基本权利平等是男女平等的核心内容,权利平等还可以引出两性之间机会平等.男女平等理论需要自由对平等作出必要的制约和限制,在强调权利平等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女性自由的实现.男女平等实质上是平等与差异统一之上的性别公正,它一方面肯定在同一性基础上的权利平等,同时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差异性上的分配结果的平等,以结果平等为目标来保障妇女权利,其关键就在于弥补妇女因其不利地位而失去的平等,使妇女得到与男人平等的发展机会.性别公正是在保障两性基本权利的平等上的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自由与平等的统一.     

多维视角下透析当代中国妇女参政问题

妇女参政是衡量妇女地位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客观要求。建国后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妇女的参政地位,但目前仍存在着妇女参政中民主参与比较普及而权力参与普遍滞后的问题。本文运用政治学和社会性别研究的方法进行分析后,认为这与我国当前存在的传统性别文化偏见、现有的培养选拔制度不完善、立法滞后、男性领导认识不到位、城乡与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均衡等因素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为此,我们从构建性别平等社会文化、完善妇女参政的制度建设、健全妇女参政民主监督机制以及提升妇女自身能力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妇女参政的相应对策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性别不平等：现实窘境、议题反思与应对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性别不平等窘境主要体现在疫情加剧女性的就业困难和脆弱性、无酬照料增长和家庭暴力激增、疫情对女性健康产生差异化影响、新的不平等教育和数字性别鸿沟形成,以及疫情中女性领导者的缺位和女性形象的矮化上。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的思路应聚焦于将女性置于恢复决策和进程的核心,对女性全方位赋权,并以预防机制的建立作为应对风险的长期方案,从政策制定、就业平等、家庭责任、健康维护、教育与技术公平、政治与文化参与等方面着力探索性别平等治理工具。     

性别、赋权和沟通:回顾与展望

本文探讨全球化、交流与民主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涉及性别平等与赋权。它对全球妇女网络的发展做了历史的分析,特别是对媒体和交流技术的诸多领域,对其中的政治,对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分析。论文审视了媒体和交流技术的融合,特别着重分析这种融合在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高峰会议和2005年世界信息社会峰会之间的延续和变化情况。它还探讨性别政治和世界信息社会峰会过程中出现的与性别有关的问题,特别是信息和通讯技术社会(ICTS)对于发展的日益重要性,以及纯技术思路的局限性。本文认为性别视角可以用来对全球问题如交流的民主化、民主的交流以及世界妇女解放等等进行整体的分析。     

变化中的妇女政治权利支撑资源

许多考察妇女政治权利变化的研究,都集中关注国家和国际政策中妇女权利的明显改善与否,以及国际、国家和地方层级的代议机构中的性别均衡。这种研究自然会导致对关于妇女权利之舆论的关切,因为关于妇女权利之舆论为各种政策与代议机构的合法性提供了支持。然而,如果单独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与政策和妇女代表性的变化一样,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舆论变化,也产生了一个关于妇女状况的不完整图景。关于妇女权利发展趋势的统计数据背后所存在的事实至关重要,如果为妇女政治权利提供支持的来源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了转移,那么,对这些事实的了解就必不可少。我们使用来自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前后数年的科威特的数据,以证明关于妇女权利之舆论的缺乏变化如何掩盖了影响妇女的政策与实践中出现的重要社会动向。1994年时,对妇女权利的支持在绝大多数和拥有特权的公民中明显存在;但到了1998年,在大多数公众中支持减少了,而在身处社会网络之内和拥有特殊的政治与文化议程的那些人中支持则有所增加。     

从妇女人权的特性看男女平等的法律定位

对男女平等的法律定位,必须从妇女人权的特性出发,着眼于妇女的弱者地位及女性身份,而力求实现男女之间的“差别平等”及“事实平等”。对此,国内法不仅要在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增加性别观念并落实对妇女人权的平等保障,还要加强对妇女的特殊保护,以推动男女平等的全面实现。     

秋瑾的妇女人权思想述略

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先驱秋瑾,提出了系统的妇女人权思想.她猛烈地抨击了封建制度以及封建压迫,提倡妇女享有人身自由权,主张男女地位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女子有受教育权和参加革命的权利.她还指出了妇女获得自身权利的途径:要勇于与封建纲常礼教抗争;放弃依赖思想,掌握一技之长以求经济独立;要积极参加革命,去推翻封建专制统治.     

“贤妻良母”的文化演变及现实诉求

“贤妻良母”的文化内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不同的时代中呈现不同的特质。现从“贤妻良母”在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角色和地位、在妇女解放中的文化阐释以及自身的身份认同与面临的挑战三个角度加以论述。在封建社会,“贤妻良母”仅仅作为没有主体意识的性别符号而存在。近代社会以来,以培养“贤母”为目的而取得的妇女平等的教育权,打开了中国妇女解放的通道。中国共产党使妇女走出家庭,获得了参加公共劳动的权利,实现了妇女解放。然而,女性鲜明的社会性别特征,决定了她们在男性中心社会里不会完全走出“贤妻良母”的角色。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贤妻良母”的角色既得到了认同,又面临着危机。     

“创意成都2009”活动在成都市锦江区成功举办

2009年11月21日至22日．四川省婚姻家庭及妇女理论研究会筹办的“男性在社会性别平等中的参与”理论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国内社会性别工作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基层实践工作者和公共管理人员50余人聚会蓉城．共同探讨社会性别平等过程中男性参与的现状及对策。与会代表来自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其中男性代表占60％．会议收到论文44篇。     

传统性别文化视角下的妇女参政

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主要是以男性为本位的并在男性审视之下的文化，是为维护男性的绝对权威和政治地位而构筑的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给历史上妇女的参政带来了许多无形的障碍。因此，构建平等而先进的性别文化，健全和完善政策制度。全面提高女性的综合素质，使国家机构中女性影响力得到相应拓展。其结果必然是妇女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女政治家的大量涌现。     

我国促进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机制

促进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国家和政府是推进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首要责任主体,而妇女非政府组织是促进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的重要社会力量。在国家和政府的努力下,目前,我国妇女的权益得到了较好的保障,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但国家在妇女发展事业中依然面临一系列挑战,需要其他社会力量尤其是妇女非政府组织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更好地促进妇女发展事业,国家和妇女非政府组织应该建立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     

孔多塞与启蒙时代的妇女观

启蒙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就妇女本性、社会地位、教育以及婚姻和家庭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辩。孔多塞有力地介入到这场争论中。孔多塞是人权的有力倡导者和捍卫者,信奉自然权利学说,认为自然权利适用于所有人,指出妇女应当拥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积极为妇女争取选举权、担任公职、平等受教育以及家庭和婚姻上的平等权利。他的女权思想是对妇女运动的巨大贡献。     

《历代妇女著作考》所载妇女著者人名探析

《历代妇女著作考》所载古代妇女著作目录中储存了丰富的妇女人名文化和性别文化信息,是我们研究中国性别文化和目录文化不可缺少的文献资源。     

当代中国的妇女研究与性别知识建构

知识女性作为当代中国妇女研究的一支主要力量,在性别知识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不仅有着男性知识分子所不具有的女性的切身体验,而且与其他阶层的女性相比又有着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这两者的结合,使得以妇女为主体的性别知识建构由可能变成了现实。因为,知识是有性别的,性别也是需要被知识化的;而知识化了性别经验和经验化了的性别知识,在女性与男性、女性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不仅可以改变人类知识生产的体系与模式,还能够推动人类社会和谐有序地向前发展。三十年来,当代中国知识女性在总结妇女经验、阐释性别理论、传播性别知识、践行性别理念等方面所进行的不懈的努力,一方面为人类从性别角度深入了解自身奠定了知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改变现实中各种性别不平等的观念和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人们性别平等意识的增强和传统性别制度的改变,又为新的性别知识乃至人类知识的再生产提供了无尽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