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当代宗族:一种传统嵌入现代的社会组织

宗族复兴现已是不争的事实,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宗族复兴的作用机理进行全面透视可以得出:传统宗族具有社会组织功能与特征的品质即传统宗族的社会资本特性,其内含传统宗族的社会资本信任机制、规范机制和网络机制;当代宗族正是在当代社会现代性的发展面临困境的社会背景下,基于传统宗族的社会资本特性,出现了"路径依赖"的社会现象而勃兴的;当代宗族是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获得重生的传统,不可避免的带有传统宗族的某些性质,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农村现代化大潮的涤荡与洗礼而发生异质性的变化,从而带有某些现代性的气息;因此,复兴的当代宗族是一种传统嵌入现代的社会组织.     

先富能人治村条件下村党组织发展经济的新模式探究

如何发挥先富群体村官在村经济发展方面的带动作用,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村党组织要积极应对市场经济和农村改革的新形势,建立一种既能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服务作用和先富群体村官的带动作用,又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工作模式和党建工作模式。     

当前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互动关系探讨

主持人:以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互动关系为视角来透视中国乡村社会的性质,并进而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2005年7月12日至14日,数十位专家学者,汇聚南昌,对宗族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主要围绕宗族的治理功能及其现代变迁、宗族及其结构与活动、宗族、派系与村干部的选任以及宗族与民间社会、经济等主题进行。     

石棚山上说石棚

辽河流域有许多石棚,其中营口的石棚山石棚最具代表性。石棚建造的年代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器时期,是当时的墓室(亦称“石桌坟”),是中国最早的地上建筑,是巨石文化的杰作。营口地区石棚众多,有石棚山石棚、石棚峪石棚、牌坊石棚群、三道河石棚群等等,物换星移,风吹雨蚀,大多都已坍塌破毁,惟有石棚山石棚保存最好。     

亲族聚居现象与我国当前农村的宗族活动

自然村落中的亲族聚居现象,是中国农村许多地区居处形式的突出特征,为捉村宗族活动的发生提供了土壤。亲族聚居有三种基本类型,每一类型都有之相对应的一种宗族组织形态。在突出父权和夫权的原则下对亲族中的血缘亲属关系进行有意识的“重组”,即形成宗亲范畴,是亲族聚居向宗族形态转化的关键。当前农村中存在的为宗族活动发生所需的各种物化的和智力的资源,是农村亲族聚居向宗族形态转化的重要社会条件。但从整体上说,当前农村宗族组织的发育程度还是低水平的,只要控制住宗族资源的生长,就可以减弱这种转化趋势。     

论杏花村意象的文化内涵

杏花村意象是杏花意象与村意象相结合的产物,首先出现于晚唐。现存许浑、杜牧、温庭筠、薛能的四首诗不约而同地创设了杏花村文学意象,其中只有杜牧《清明》诗与酒家义项相关。明中叶之后,贵池杏花村被认定为杜牧当年吟咏《清明》诗的地方,从此,贵池杏花村与杜牧、《清明》诗的关系确定,地方风物也日渐丰富起来。康熙二十四年,贵池邑人郎遂编成《杏花村志》十二卷,后被《四库全书》存目书收录。民国四年,贵池人胡子正编成《杏花村续志》三卷。杏花村作为地方文化资源不断地被保护开发。杏花村意象包含四种文化形态,即村诗文化、村酒文化、村落文化和村游文化。     

"新农村建设理事会":中国传统村治的成功借用与改造

"新农村建设理事会"是在江西赣州市农村涌现出来的一种新型基层村治组织,它是对中国传统村治的借用和改造。在性质上,它不是抵制或对抗政府和准政府组织(村"两委会")的组织,而是沟通上下的桥梁和中介;在职能和作用上,它既贯彻政府和准政府组织的意志和要求,又代表和反映村民的利益和愿望;在运作原则上,则具有传统绅治所缺乏的现代民主品格。"新农村建设理事会"是一种新生事物,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应该给予肯定和推广。     

村域社会资本与农村老人的社区治理参与

基于对全国11个省份1137位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从村域社会网络、村域信任和村域规范3个维度考察了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社区治理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村域社会网络、村域信任和村域规范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的社区治理参与,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村域社会网络、村域信任和村域规范对农村老人社区治理参与的影响存在着性别、年龄和政治身份的群体差异,特别是村域社会资本的各个维度仅显著影响了非党员群体的社区治理参与,而对党员群体的影响不显著。研究进一步发现,村域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公平感提升和支持获得状况改善影响农村老人的社区治理参与。要发挥村域社会资本的作用,须打造社区参与平台及空间,为积累村域社会资本提供土壤;还须通过培育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促进村域社会资本的积累,延续村域社会资本的生命力。     

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

明清时期山西洪洞刘氏与当时南方的宗族一样,从明中后期开始组织化.刘氏从默默无闻的家族崛起,成为当地的望族,发展起宗族组织,并从明中叶维持到清末,主要原因在于科举的成功,农商结合的经济以及响应政府的教化活动,此外与大族联姻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洪洞刘氏虽然经历了明清鼎革,但是其宗族建设进程并未断裂,在清朝继续保持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刘氏宗族在清代通过进一步加强宗族建设,使宗族组织化,宗族经济增强,反映了明清华北宗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构建精英主导下的“三位一体”村治模式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精英来治理的。由精英主导村庄治理,并不与“村民当家作主”有必然的矛盾,相反,村治精英引导了村庄民主的发展,而村庄民主实践也为精英的培养提供了舞台。民主的要义并不在于由谁来掌握权力,而在于权力是否用来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因此,要保证精英主导下的村庄治理的民主取向,需要构建起村干部、草根志愿性组织以及村民“三位一体”的村治模式。     

明清时期福建四堡的宗族发展与雕版印刷业——关于邹氏与马氏家族坊刻的调查与研究

四堡是地处闽西四县交界的一个偏僻村落群,明清时期却成为华南重要的坊刻中心。四堡从事坊刻业的主要是邹氏和马氏家族,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家族性特征。本文探讨明清时期福建四堡宗族发展与雕版印刷事业的内在影响机制,深入到宗族的发展脉络中探寻宗族内部建设、宗族之间以及与邻近宗族的矛盾与调和机制,进一步探究四堡的宗族社会所推行的宗族活动对其雕版印刷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柔性政权：“政治动员”下的乡镇和村庄——东南沿海D镇个案分析

现代工业的发展与乡镇财政的要求和杜区自治下的村庄构成了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由于村治精英的运作，得到了缓和；村治精英在此过程中还拓展了村治的空间。为此，本文提出，在理解乡镇政权、村治精英与乡村工业的三方互动方面，在理解乡镇分权倾向、村治空间的构成方面，“柔性政权”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概念。     

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本文是笔者宗族风土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近世福建义序黄氏宗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部分。笔者采用了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结构分析和福建地方社会风土考察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根据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观察和对族谱等第一手资料的解读,勾勒了宋代末期到民国中期义序宗族的历史。义序个案提示,虽然族产和乡绅的能动性时宗族的组织化具有决定性的功能作用,但父系的观念系谱和以此为基础的宗族乡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承是近世宗族存续的文化前提和社会基础。这种宗族的风土性渊源于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结构性要求和以儒教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长期渗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宗族自身亦成为晚期王朝统治和德治政治文化的基础。     

城中村改造中村集体自主改造的可行性与实现路径分析——基于广州市H村的经验考察

在当前城中村的改造模式中,压力型改造和市场化改造模式遭遇了很多问题,以村集体为主体的城中村改造模式越来越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本文通过对广州市城中村H村的经验考察,分析了城中村改造中村集体自主改造的可行性在于改造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村集体的能力增长,并进而分析了增强村集体自主改造可行性的实现路径.     

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特性及其价值取向--以近代浙江省兰溪县三泉村为个案

关于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特性问题,国内外学者一直抱着浓厚兴趣,并从不同的侧面加以认识.本文即以浙江省兰溪市三泉村这个有着700年历史的宗族村落为个案,通过考察它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所秉持的价值取向,结合该村落的发展史和公众组织组建情况,指出是宗族村落共同体化的社会特性,使之在清军与太平军的对阵中采取了以家、村为中心的地域本位主义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乡村社会的传统特性应加以创造性改造,以服务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     

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

1 998年 7月 ,我们曾在庐山脚下召开过一次“村治研究与实验”小型学术会议 ,就村治的涵义、研究方法、研究层面以及研究风格等进行了讨论 ,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庐山共识”。此后 ,在庐山共识的基础上 ,我们在强化田野调查的同时 ,每年或召开专门会议 ,或几人汇聚一处 ,就村治研究中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 2 0 0 1年 9月 5日至 9月 8日 ,我们在北京西山再次就村治研究进行了激烈而有成效的讨论 ,形成了关于村治研究的“西山共识”。现将这些共识整理出来 ,加上“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的标题 ,希望可以为更多的村治研究者提供研究参考。我们期待今后每年有更多的村治研究者继续就此问题展开讨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本文原本是供内部传阅。《浙江学刊》编辑部同志阅后 ,建议发表出来 ,会更有利于推敲问题。所以 ,关于村治研究的共识只是我们自己的共识 ,也就是我们对自己现在和将来研究的要求 ,一家之言耳。     

富人治村的类型与机制研究

富人治村在目前已是普遍现象,可以分为经营致富型、资源垄断型、项目分肥型、回馈家乡型等四种类型。前三种类型具有典型性,有着不同的具体机制。经营致富型富人治村隐含政治排斥,富人通过塑造“不用家财补贴集体就没有参政资格”的政治氛围,使普通村民丧失被选举为村干部的机会;资源垄断型富人治村依赖派性结盟,富人通过与“混混”势力联合,垄断村庄公共事务,以暴力威胁使村民噤声;项目分肥型富人治村导致精英俘获,富人通过社会关系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项目投入,从而获得村庄公共事务的支配权,使村民被动或主动地远离村务。不同类型的富人治村都产生了负面效果,削弱了村级民主,破坏了民主的外部环境,因此需要反思相关政策措施和话语。     

客家宗族组织治理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启示

客家宗族组织治理作为客家民系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具有＂崇祖、重教、自治＂特点,在客家地区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正视客家宗族组织治理问题,进行积极的引导,努力挖掘传统形态中的现代因子,使客家宗族组织治理在社会管理创新,特别是乡村治理、村民自治过程中发挥积极的正向作用。     

宗法、丧服与庙制：儒家早期经典与宋儒的宗族理论

宗族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之一,这已是学界共识,但以往研究多把宗族视为基于现实利益而产生的工具,忽视古人关于宗族内在逻辑的言说。本文分析了早期儒家和宋儒的宗族观,认为古人关于宗族的种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基于复杂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宗族之所以在中国具有如此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原因或在于此。     

脱农离村群体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研究——基于社会流动角度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472名河南省脱农离村者和338名农村及城市居民的调查,了解到河南省脱农离村者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水平高于仍然留在农村者,但是尚未实现成功社会流动的群体与已经实现成功社会流动的群体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社会阶层、收入水平和学历对脱农离村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都有一定影响,其中,学历的影响尤为重要.可以通过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学历教育的改革优化、社区和单位提供支持等办法,利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契机,为脱农离村群体提供实现上升流动的机遇,以全面提高他们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