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社会的幻想和幻灭———托马斯.莫尔和乔治.奥威尔之对比

乌托邦文学是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到了20世纪,鸟托邦文学更是发展到了它的反面——反乌托邦文学。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中描绘的理想王国到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却成了一个梦魇般的人间地狱。两位作者对乌托邦社会的幻想和幻灭,究其原因,主要是二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个人经历和所受到的文学影响的不同。     

人文主义从《乌托邦》到《一九八四》的嬗变

在西方乌托邦小说对未来的令人激动的描绘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人文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又在反乌托邦文学中怪异荒诞地折射出来。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文学永恒不衰的艺术魅力,都归因于其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核。本文试析莫尔在《乌托邦》中体现出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和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的人文主义,从而探究人文主义从乌托邦小说到反乌托邦小说的嬗变。     

乡土乌托邦的复归与迷失——张炜、阎连科乡土小说的现代性书写

张炜与阎连科都通过写作思考传统乡土遭遇现代性这一问题。张炜采用了重建乌托邦的叙事策略,他试图划分传统与现代的边界,重塑道德乌托邦;阎连科则采用了解构乌托邦的叙事策略,演绎了乡土共同体瓦解过程中的种种荒诞。虽然二人使用的叙事策略不同,但本质上二人都陷入了一种简化操作、自我复制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模式令传统乡土与现代性关系的书写沦为顺应大众想象、迎合大众阅读口味的消费生产,反映出知识分子型作家在乡土文学创作过程中把握自我定位的巨大难度。     

精神家园的乌托邦建构——论废名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

废名、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集中描摹了祥和静谧的乡土生活,彰显和放大了近乎原始的本真人性,传达出对传统乡土文化的认同与肯定,表现了对生命存在的深切思考与理想追求,建构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     

《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中的乌托邦文学现象解读

《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两部小说跨越了时与空的界限,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本文从乌托邦文学角度阐述二者的契合与相异之处。契合主要体现在二者都是通过小说主人公到海外游历的奇异的经历表达作者的政治理想,二者均属乌托邦文学。而两位作者的经历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是造成两部作品之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超越古典乌托邦——晚清政治小说新论

晚清政治小说以全新的叙述起点,设计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也开启了中国小说关注社会现实的大门。在传统农耕社会人们的社会理想是陶渊明《桃花源记》里描绘的古典乌托邦图景。晚清政治小说想象和描绘了未来国家景象,实现了对古典乌托邦的超越。政治小说内容的功用性超过形式的艺术性,另外政治小说本身属于上层知识分子的集体愿望,没有体现普通民众的想法,因此没有实现最初的设想。但政治小说毕竟带给人们无限的的憧憬。     

在现代文明夹缝中的乡土对抗与悲吟--由《受活》看当下农村面临的文化困境

阎连科的《受活》通过虚构的受活庄曲折离奇的生活改变和遭遇,展示了中国乡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困境: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尖锐对立、冲突,乡土文化不可避免地被现代文明整合、吞噬、掠夺。     

乌托邦:道义与消极——论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乌托邦诉求表现为对理想社会的怀想,同时意味着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国家主义乌托邦具有强大的道义感召力,而个人主义乌托邦作为人性的自然权利具有消极的一面。在非常时期,国家主义乌托邦与个人主义乌托邦之间的冲突会造成人存在的困境。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作为文革时代社会精神分析的文本,表现了个人主义乌托邦诉求对于道义强制的反抗与消解,并揭示了道义乌托邦的虚妄以及对人性的扭曲。     

乌托邦：道义与消极——论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乌托邦诉求表现为对理想社会的怀想，同时意味着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国家主义乌托邦具有强大的道义感召力，而个人主义乌托邦作为人性的自然权利具有消极的一面。在非常时期，国家主义乌托邦与个人主义乌托邦之间的冲突会造成人存在的困境。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作为文革时代社会精神分析的文本，表现了个人主义乌托邦诉求对于道义强制的反抗与消解，并揭示了道义乌托邦的虚妄以及对人性的扭曲。     

自信的“解构”与迷失的“建构”——对早期新感觉派小说集《都市风景线》的再解读

刘呐鸥开“新感觉派”小说风气之先,《都市风景线》策略性地解构了“爱情乌托邦”和“乡土乌托邦”的流行话语,揭示了“乡土中国”和“海派中国”的差异幻象;他对都市现代空间的悖论性书写表明小说价值判断的复杂性和隐含的进步趋向,这对于学界重新认识和评价“新感觉派”小说具有建设性意义。     

从晚清乡土社会天主教民的圣母崇拜看中西宗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教会的着力宣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引导了教民崇拜圣母的热情,使教民的圣母崇拜在语言、仪式等方面与教义的规定基本一致,但教民的圣母崇拜又自发地与中国民间的女神信仰传统相接洽。经由乡土传统的筛滤,中国教民的圣母崇拜往往无法呈现为其自身应该具备的清晰的图景,带有浓重的本土化特色。     

农耕文明的变迁与中国法治之路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 ,农耕文明根深蒂固 ,造就了中国传统法律的东方特质 :伦理性、政治性、权利义务不平衡、封闭性。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立法模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浓厚的农耕文明传统使中国法治建设并不怎么成功。农村问题已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瓶颈” ,因此 ,中国法治建设必须顺应农村城市化、乡镇企业建设、户籍制度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历史进程 ,充分考虑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 ,中国法治方可告成     

圣母崇拜在中国近代天主教民中的兴起与扩展

文章从在华天主教会的宣教与中国民间的女神信仰传统两个方面,探讨中国近代乡土社会天主教民圣母崇拜的形成过程。教会的着力宣扬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和引导了教民崇拜圣母的热情,这种热情又自发地与中国民间的女神信仰传统相接洽。中西宗教文化的交融由此得以实现。      

民族志视野与战时中国文学乡土叙事研究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乡土和农民往往承载了沉重的民族、历史想象,尤其是在血与火的战争时期和激烈的文化转型期,乡土文学通过其深切的生存母题、臆喻模式、强烈的现实相关性和在文化表述中的重复使用,而成为一种具有高度修辞功能的情感力量,也是现代中国人接续文化传统、连通集体意识、呈现现代困境和政治忧惠的重要途径.将文学性的乡土叙事与民族志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基于"写文化"层面的跨学科凸显和"修辞"研究获得的科学性地位,通过清理乡土诗学与文化政治、乡土叙事与民间经验及"民族-国家"想象的细微关系,有助于理解、解释现代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修辞幻象"及其"诗性逻辑".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渊源、流变与当代发展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项具有传统特色的制度,曾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称赞。在我国历史上,医疗互助共济源远流长;现代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于抗日根据地时期,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冒进式发展主要是毛泽东的魅力型权威推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时期党中央为解决农民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而构建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发展演进的历程表明,制度变迁必须超越"构建"与"演化"的分离,坚持理性构建与延续传统相统一的原则。     

改革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逐渐进入重大转型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工的出现、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农村城镇建设等新事物、新现象的出现,为乡村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带来了动力和契机,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抗战时期晋北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特点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晋北根据地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妇女社会教育,使极少有机会读书识字的晋北广大农村妇女的身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于受晋北农村特有的地理、历史、习俗、经济以及封建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处在严酷抗战的特殊环境中,晋北农村妇女的社会教育明显表现出阶段性、不平衡性、多样性、政治化及男性化的特点。     

中国当代乡村旅游根性诉求及其表达的异化

乡村旅游的本质实是乡土–人性结构的回归与重建。乡村旅游根性诉求的历史基础为人的亲土习性与心理结构、人对乡土的心理认同与回归诉求、乡村审美的历史传统与中国人的田园精神;其社会背景则包括现代生产与人性异化、全球化文化冲突与民族社会身份认同危机、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与时空危机紧张。但是,多媒体“伪乡村”的旅游形象建构导致了乡村从生产性到消费性的转换、乡村旅游根性诉求的异化与“伪乡村旅游”意识形态的形成。然而人们对乡村根性价值仍表现出极为珍视的信念,乡村旅游需要在传统回归中逐步实现乡村与人性的文化救赎。     

社会变迁背景下外来宗教与乡村传统的共生

本文通过对长春市近郊的一个村庄的实地考察，探讨了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外来的基督教与本地的乡村传统融合的具体过程，认为乡村传统在被基督教消解的同时也反作用于基督教，使得乡村的基督教具有了乡土特质，从而构成了对传统的延续。中国的乡村基督教具有发散与制度二重性。     

论现代乡村人民调解制度的建构

随着乡村社会的逐步转型，以调解为主的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呈现日趋弱化迹象，严重影响新农村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这种新形势下，有效整合本土资源，构建现代乡村人民调解制度就显得十分迫切。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史延续性的尊重，更是顺应乡村社会变迁，在制度上对传统解纷机制的一次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