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之争: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正值中国社会新旧更替的年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痕.历史教科书不仅成为晚清各派势力表述政治信念的特殊场域,而且也是新旧史学派系阐述史学观念的媒介,尤其西方政治概念如"国家"、"国民"、"社会"引入到历史领域,对推动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而且促进了历史叙事方式的更新,章节体或课本体逐渐取代传统编年体或纪传体,成为历史书写的主要体裁.     

中国传统史学对民族融合的作用

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深层原因,是学术上值得探讨的问题.民族融合的关键因素在于文化的认同,而传统史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为发达的组成部分.从先秦到汉代,华夏文化中系统的礼制伦理文化和"大一统"的政治历史观,成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核心.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史学凸现为民族融合的先导和最稳定因素,这源于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竞相仿从汉族政权的官方记史、修史体制,从而导致历史观、史学意识的文化认同,以及祖先血脉的认同,构成持久的民族凝聚力.隋唐以后直至清朝,传统史学始终发挥着这种凝聚力量.因此,中国传统史学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学引导了历史.     

新中国成立初期嵇文甫史学教育思想述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史学研究开始从多流派共存向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学术争鸣转变。为构建和完善新史学理论体系并运用新范式研究中国历史,嵇文甫等老一辈史学家围绕传统文化及历史观的批判和继承、新史学教育理念的运用和普及、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以及历史和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命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宣传、教育和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     

超越决定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大变革

建国后至"文革"前,一种片面的、极端的决定论的历史观,长期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旨和核心。1978年开始启动的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突破和超越决定论历史观的支配。学者们重新审视了历史决定论与选择论、历史规律、历史中的偶然与必然、历史主体性等问题。这场具有相当深度的讨论,不但使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面目,还对具体的史学研究产生了积极效果,动摇了五种生产方式学说,将关于社会形态问题的探讨推入一个新境域,对社会史的繁荣也起到了催化作用。不过,它也存在不小的局限性,留下了些许遗憾。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秦史学与法家思想

在中国史学史上,秦史学(包括秦代以及统一之前的秦国史学)总体而言不够发达,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秦人在历史观方面则具有"时变世异"、"今胜于古"乃至"厚今薄古"等思想。秦史学基本状况及特点的形成与法家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主导性作用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意义。     

五四运动与新史学的命运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写的《新史学》打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对封建史学展开猛烈批判。他在历史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新史学的历史观，建立起历史哲学，论说历史有客观的公理公例。五四运动后，到了本世纪２０年代，梁启超否定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同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和近代社会，提出建设现代史学的主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２０年代中国新史学发生的变化，留给人们的启示是：要发展新史学，就应当处理好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关系，处理好理论与史料的关系，处理好输入新学理与史学理论创新的关系。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的要求，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唯物史观的中国化预期

唯物史观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其基础则是对中国传统历史观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准确把握。通过考察中国传统历史观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新史学"与"新汉学",即史观学派与史料学派之间的关系,可以探索中国传统历史观在传统社会中承担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中国化的唯物史观应当对传统历史观所承担的角色和作用有所回应,因而可以通过这种角色与作用,对唯物史观中国化作出合理的预期。     

论章学诚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在18世纪的中国史家中,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史学做了全面总结,达到了传统史学理论的最高水平。除此之外,章学诚还深入考察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历代学术思潮以及史籍文化的演变,形成了鲜明的朴素辩证历史观,在历史理论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就给人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史家对历史理解得越深刻,能够上升到历史理论的层次,那么,对史学认识得也就越透彻,能够形成丰富的史学理论;反之亦然。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动因,共同促进中国史学之理论水平的提高。     

论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主题

论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主题屈小强卷帙浩繁的中国古史典籍一以贯穿着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主题。这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去把握。一、大一统的历史观大一统的历史观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融合。中国走向大一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大一统的历史观，也有一个发...     

李则纲《史学通论》的历史教育思想

李则纲的《史学通论》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高潮中出版的一本史学理论研究著作，同时也可说是一本历史教科书。书中，李则纲对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关史学功能的认识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史学应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认为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增进人们的科学精神，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李则纲在《史学通论》中还提出了一些历史教育方法。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论吴玉章的历史观与史学思想

吴玉章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历史学家之一。分析研究吴玉章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对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史具有一定的意义,予我们今天亦不无借鉴和启示。     

批判和重构:福柯对传统历史观的改造

福柯的历史观呈现为一种"断裂式"的思考方式,是对传统"线性"历史的批判和质疑.福柯对传统的西方社会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发现线性的历史考察方式不可避免的加上人们的目的和意图.为了修正这种在人们从事历史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主观性认识误区,还原真正的历史事件,福柯重构了断裂和非连续性的历史考察方式,这种历史观试图克服人的理性对真实历史事件考察过程中产生的主观影响,使得历史开始由"理性诉说"走向"事件诉说".福柯的历史观具有深刻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理论在现实面前是无力和苍白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社会科学运动与史学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近现代意义的新史学,自20世纪初发轫,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了第二次突破性发展.这次发展,与当时新社会科学运动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社会科学运动,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一次介绍和传播西方文化的高潮,是当时各个政党和政治派别以及面对时局茫然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前途和命运努力思考并积极寻求答案之热忱驱动下的文化产物.这场新社会科学运动,促进了社会科学理论对史学的渗入,特别是扩大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历史学界的影响;在给历史学者带来新的观察社会和解释历史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促使中国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学术境界.     

论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的融合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呈现出水乳交融的态势。历史考证中的纠谬、考异、商榷等是史学批评的重要形式,历史考证中蕴涵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同时,史学批评也离不开历史考证,史学批评总要涉及历史考证的问题。历史考证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可以给予史学批评以学风上的滋养。     

中日两国传统政治历史观的纠结

中国相当成熟的传统史学与政治历史观,传入社会发展尚属早期的日本,经其作出一定改造之后,对整个日本的社会政治起到导引路向、改铸结构的作用.日本史学是在中国影响下诞生的,其早期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无不明显表现出中国史学的影响.日本古代天皇“万世一系”的政治面貌,实际是在中国儒学历史观和正统论影响下形成的,但却被用为日本优越于中国的根据;在“大一统”观念和“华夷”思想上,日本同样在接受中国理念时有所改造,造成同源文化之间相异之处的纠结.从历史文化根源上对此予以探研,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现代史学视野下的胡适——从唐德刚相关言论出发的讨论

"中国传统史学"、"新汉学"与"新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三大形态,三者的优劣比较也构建了评判20世纪中国史学的多视角坐标。通过此坐标可发现,胡适尽管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史学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历史学家之一,但他却未能完全冲出种种束缚而带领中国史学健康发展。个中原委,在于胡适的史学研究存在着忽视对历史本身的探讨、偏离世界史学发展主流、严重的门户偏见等局限。这些局限不仅制约了胡适自身学术成就的取得,也阻滞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健康转型。学界在对胡适的史学贡献及遗产重视和继承的同时,对于其局限,不仅重视得不够、反思得不够,而且改正得也不够。时至今日,中国史学再一次面临关键的转变,我们需借助对胡适的深刻反省,为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寻找有益的借鉴。     

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借鉴

20世纪初期,李大钊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借鉴近代西方史学思想,介绍、吸收和发展了其中进步论的历史观、非神学的历史观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观等合理因素,从而形成了他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核心,涵盖近代众多优秀史学思想的具有鲜明个性和丰富内涵的史学理论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何炳松的历史观和史学观

何炳松的历史观和史学观是其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历史、历史记载的区分和对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功用及历史学家的素质等的论述,有助于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的建设。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进步的,历史学能使人们明白过去、把握现在、预测将来,人们应批判地继承手富的史学遗产。何炳松史学理论是中西史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其对陈旧的封建史学起过冲击作用,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