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学的学科定位与理论体系——兼论纪检监察学科建设何以可能

廉政学是专门研究国家廉政活动和廉政制度建设的独立学科。建立廉政学是促进反腐败与廉政建设事业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廉政学的学科使命包括:通过学科建构,回应中国廉政制度与实践中的一些特殊问题,论证廉政制度设置的科学性及其具体内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基本规律,推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构建廉政学体系应当以国家廉政活动和廉政制度建设为研究对象,以廉政制度为逻辑起点,以廉政建设为核心范畴,以廉政理论为基础支撑,以廉政制度、廉政活动及其规律性研究为体系范畴,用发展、开放的思维和方法进行廉政学体系构建。     

论我国文献学学科体系设置

文献学是一门具有边缘性、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目前将文献学类等专业分别设在了文学门类以及管理学门类下属的二级学科中,存在分级地位过低、分类不清的问题。许多专家学者主张将文献学设置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     

改革开放40年中国艺术学发展总论

当代中国艺术学的巨大发展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探索的代表性成就。纵观当代中国艺术学"这40年"的发展历程,共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潜学科"时期,20世纪90年代的一级学科"艺术学"建设时期,21世纪第一个10年一级学科"艺术学"蓬勃发展时期,2011年进入独立门类后的艺术学发展时期。当代中国艺术学的总体发展,无论从学科体系建设还是理论体系建设方面,均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思想环境下,在艺术学界创新性理论研究成果的引导下步步推进并有序迈进的。当代中国艺术学不仅从无到有,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由一级学科跃升为独立的第13个学科门类,同时初步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本土艺术学理论体系和学科架构体系,为中国艺术学健康、有序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石。     

海洋科学的学科结构和发展对策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传统上一直隶属于自然科学的海洋科学,由于一系列具有哲学社会科学属性的分支学科的先后萌生和进入草创时期,逐渐具备了演进成为一个介于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科学学科门类的基本条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海洋科学需要实施三项基本发展对策:集聚研究力量,加快基础核心学科——普通海洋学的创建;周边发散,促进更多边缘分支学科的生成;培育人才,为海洋科学研究输送一批具有哲学社会科学背景的新生研究力量,推进海洋科学作为交叉科学学科门类的整体性均衡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研究: 历史、成就与问题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经过最近２０年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学科基础建设、学术成果以及该领域许多重大问题具体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本文论述了该学科的发展历程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编辑学与出版学学科体系之比较

学科是对一种或几种相近专业通过科学研究而建立起来的相对独立的理论知识系统。人类迄今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科学知识就是一个通过对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三大现象的研究而建立起来的宏大学科体系。但由于学术研究的分工不同,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具体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任务不同,而分为相对独立的学科门类。不同的学科门类又各有其自身相对较小的更专门的学科体系。概而言之,学科体系是对科学生态总体结构的系统分类和分层描述。编辑学和出版学,是中国人创立的,极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现代传媒科学。在中国,编辑活动与出版活动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业在创造中国传媒文化结构的同时,吸收了西方文化传播过程中编辑与出版的新技术、新媒介、新理念,有更大的进展。编辑学在我国已有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作为研究创构各种文化媒体母本的普通编辑学已基本形成。而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在国外形成较早,我国尚处在建设阶段。编辑学和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对于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有着重要意义。     

英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历程

纵观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英国教育史学科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在借鉴中开拓的初创与形成期;坚持教学与研究并行的成熟与辉煌期;在盛衰之间变奏的兴盛与停滞期;在危机中求生的调整与反省期.初创与形成期始于16世纪后期的大学校史编写,标志着学科的初创.教育史成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标志是赫伯特·奎克于1868年出版的<教育改革家>.首次将教育史列为师范院校的必修课是在1890年,这就标志着其作为独立学科的形成.1967年教育史学会的成立,显示出教育史学科进入了繁荣时期.成熟与辉煌期,呈现出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专门学会与专业刊物诞生、教育史在高校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得到巩固等特点.兴盛与停滞期,一方面体现出成果纷呈的特点,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新的危机.调整与反省期,是在反思的基础上探索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新出路.     

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对象和范围

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有两个层面:实证的层面和理论的层面,而理论层面是其研究的重点。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对象的特征主要反映在这些方面:多学科交叉性特征、应用理论性特征、中国传统审美特征和美学特征。作为美术学学科的一个门类学科,中国书画鉴定学涵盖了中国书画鉴定实践与中国书画鉴定理论研究的广泛领域。     

关于艺术学科调整与发展的几点思考——以新版学科目录之“音乐”专业为中心

2022年版学科目录对艺术学门类做出了较大调整,其中对专业学位的调整是一大动作：专业学位首次与一级学科并列出现,属同一个学科目录范畴;专业学位与一级学科之比为6比1,占据绝对优势;并且专业学位的培养层次还可上升到博士学位。这就预示着,未来艺术类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体是在专业学位领域。“艺术学”作为新版学科目录里唯一的一级学科,它的边界得到极大拓宽,它与专业学位形成依存互补、平等并列的新型关系。这些变动,在学科制度和知识体系层面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体系做好了铺垫。     

廉政风险管理的分析框架：理论、过程和机制

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推进廉政风险管理成为新时期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廉政风险管理是风险管理理论和方法在反腐败工作领域的实际应用,有利于化解廉政风险,提升政府应对廉政风险的能力。廉政风险管理是一个动态过程,由廉政风险识别、廉政风险评估、廉政风险处理和廉政风险管理绩效评估等阶段组成。当前,推进廉政风险管理要重点构建风险分析机制、风险预警机制、风险防范机制、风险应对机制和风险沟通机制。     

中国足球领域腐败与反腐败的标本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但我国的反腐败形势却持续严峻。足球领域的腐败和反腐败,是我国总体腐败和反腐败的一个缩影。文章以我国足球领域的腐败和反腐败为案例,通过分析足球领域的腐败并对比2002年反黑行动和2009年反腐风暴的过程及结果,从腐败后果的再认识、反腐的政治决心、反腐策略和反腐措施四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对我国整体反腐工作的标本性意义。     

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形势及对策研究

基于新时代背景,通过理论研究与问卷调查法,对反腐倡廉的内在关联及其治理进行了研究。发现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成果、发展存在的问题、权利意识与廉政期望、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四个方面呈现出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厘清了新时代反腐倡廉的内在关联,提出了反腐倡廉的治理四项重要举措,即加强制度反腐、着力惩治腐败、加强反腐教育、采用综合反腐措施。

     

关于腐败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对腐败概念科学统一的理解、把握与运用关系到反腐败斗争的全局。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腐败概念做了多种解读,在形成反腐败概念理论上\     

探究当前反腐败背景下党纪和法律的有机衔接

十八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上,王岐山指出,要注重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党纪与法律作为我国反腐败 的两大利器,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但目前党纪与法律衔接程度还不够,需进一步完善。文章主要从两者的关系、衔接不完善 的表现及成因、相关对策四个方面来探讨分析,以推动二者的有机衔接,应对当前我国的腐败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法律体系

腐败是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政府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任务。依法反腐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构建中国特色反腐败法律体系是其前提要求。我们要积极加入或签署反腐败国际公约或区域性公约,集中力量制定综合型反腐败法典,适时修订和完善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努力推进反腐败的地方性立法工作。     

列宁反腐倡廉思想述论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反对官僚主义;要从严治党、纯洁队伍、保持党的先进性;建立和实行政务公开的制度;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是搞好廉政建设的重要保证。列宁关于反腐倡廉的思想对于我们搞好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当前腐败的表现特征与反腐败的认识误区

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强，腐败的生存空间在不断缩小，腐败的形式也不断变化。为了规避被惩治和逃脱法律责任，当前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表现特征，腐败之所以出现形式变化和呈现新特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及其成效。但目前，一些民众在反腐败认识方面仍然存在不少误区，需要我们准确把握腐败现象的表现特征，厘清反腐败的认识误区并加以正确引导。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腐败综合治理研究

腐败的严重后果直接影响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对国家的整体发展产生致命的危害,反腐倡廉迫在眉睫。论文首先对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梳理,着重揭示了腐败产生的根源和类型,然后以翔实的数据为基础剖析了我国反腐现状及主要问题,最后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了国家廉政体系构建策略,以实现对腐败的综合治理。     

创新要素集聚、反腐与创新效率提升

如何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转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亟待破解的重要命题。既有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表明,创新驱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点,而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则是实现创新驱动的必要条件。因此,现阶段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均大力推进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从理论上看,在创新要素集聚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腐败作为一种阻碍资源有效配置的政府行为,可能不利于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文章将腐败行为引入创新要素集聚与创新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理论分析的结论初步表明创新要素集聚有利于创新效率提升,行政腐败则抑制了这一正向效应;当反腐力度加强时,这一抑制效应可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基于2002—2016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Tobit空间面板回归模型、IV-Tobit模型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政府主导的创新要素集聚有效促进了创新效率的提升,而腐败行为的存在则抑制了这一正向效应。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保持一致。同时,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即各地区之间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缺乏区域协同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之后反腐力度的加强有效地缓解了腐败所造成的负向效应,同时也使创新要素集聚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得到了纠偏,表明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行动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释放了制度红利,提供了有利于创新要素有效集聚与配置的生存土壤。以上研究发现对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据此,文章认为腐败行为的创新抑制效应意味着加强反腐力度、简政放权能够改善创新要素集聚的制度环境。反腐虽然能够降低寻求政治关联的激励,提高创新效率,但市场机制扭曲才是腐败影响创新要素集聚的根源所在。因此,现阶段应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入手,转变政府的职能,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最终形成以市场配置为主、以政府引导为辅的创新要素集聚模式。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倡廉的理论与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在认识上将反腐败斗争提高到事关“亡党亡国”的高度,要求“老虎”、“苍蝇”一起打。党在实践上强调,要更多地依靠制度和法律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更好地完善全方位反腐倡廉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以更快回应人民的反腐败要求。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反腐倡廉建设,推进巡视制度,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通过网络微博等新媒体率先发力,引起网民热议监督、纪委迅速回应查处等新方式,加速形成党内党外、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全方位联动反腐机制。通过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公务接待、公车改革等切实纠正“四风”,铲除腐败滋生的温床,加大对高级领导干部、责任缺失、失职渎职行为的查处力度等举措,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若干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