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寺院、僧侣、活佛的法律地位与财产所有权刍议

一、问题的提出与提出问题的必要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寺院、僧侣、活佛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地与其他法人、公民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关系,而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则是这些关系中最基本、最直接、最敏感的关系。目前的审判工作实践表明,在执法过程中,处理寺院、僧侣、活佛财产关系比处理其他法人和公民的问题更为复杂、更为棘手。究其法律根源,目前法律界对寺院、僧侣、活佛的法律地位以及财产所有权取得,各自如何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财产责任等均没有比较全面、系统、明确的阐述和法律规范。究其宗教思想根源,一些活佛的…     

西藏佛教的活佛转世制述略

西藏佛教对蒙藏各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对西藏佛教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对蒙藏各族历史的深入了解。本文试就西藏佛教的活佛转世制的发生和发展,作一简述,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一西藏佛教是公元七世纪前后,分别从祖国内地和印度传入的,是在结合当地习俗,融合吸收当地原有宗教的许多内容,并在吐蕃王朝大力支持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简析西藏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

西藏佛教,俗称喇嘛教。研究其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实质,对于进一步研究西藏佛教和西藏经济、文化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一、何为活佛转世活佛转世是以佛教的灵魂不死投胎复生的唯心观念与寺庙集团的经济利益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制度。喇嘛教认为,修行好的喇嘛的灵魂是不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死亡的,而且能     

活佛传奇与活佛转世

活佛传奇：梦与神话交织的现实 活佛转世现象在藏传佛教中独具特色,透过这种现象,我们会获得有关生命的一种新的学说,这种学说给人类生命赋予永恒的意义,使生命有了宇宙一样无始无终的意境。如果说,生命是一条线段,这种学说则把这个线段挽成了一个圆环,并把线段的两头对接起来,     

西藏民主改革前的寺院经济

寺院经济在民主改革前西藏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寺院通过同世俗贵族政权结合、掌握了西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寺院住持既是教主,同时又是封建主。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一定阶级建立自己的上层建筑,最终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     

西藏昌都帕巴拉活佛与帕巴拉呼图克图名称沿革考释

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和实物印章的考证与梳理,对"帕巴拉"活佛和"呼图克图"名称的来源及含义进行了说明,并清晰地勾勒出昌都帕巴拉从"活佛"到"那门汗"(诺门罕)再到"呼图克图"职衔的大致沿革过程。这不仅对全面了解活佛转世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有意义,而且对现实也有启示意义。     

西藏噶玛巴活佛系统与多康藏区关系考述

噶玛巴活佛系统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最高活佛系统,该系统对多康藏区的政教影响巨大,其与多康藏区间的关系成了11世纪以来藏区政教关系的一大特点,在错综复杂的古代藏区政教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噶玛巴活佛系统宗教实力是以西藏及多康各地属寺和信徒为基础,以周游各地,传法收徒,调停地方纠纷,联结地方势力来保持的,从而加强与多康藏区的互动关系,在多康藏区拥有众多信教群众,并有部分地方性政教势力.同时,在西藏地方与多康藏区、多康藏区与历代中央王朝间的关系中也起到积极的中介作用.     

西藏昌都历代帕巴拉活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研究

帕巴拉呼图克图是西藏昌都地区藏传佛教最具权势和名望的大活佛,其传承可追溯到明朝正统二年(1437年),从清顺治帝到乾隆帝期间,受封博善禅师、诺门汗、呼图克图尊号,受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领导,直接管辖察木多(即今西藏昌都一带)地方。帕巴拉活佛的驻锡地为昌都强巴林寺,现已转世到第十一世。在其世系建立过程中,一世至十世帕巴拉间接或直接与祖国内地和中央政府发生亲密友好的历史,尤其是十一世帕巴拉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把历代帕巴拉与中央政府的亲密关系再次推向高潮,帕巴拉活佛之所以在宗教和政治领域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与威望,除了自身的宗教造诣赢得广大信众的拥护爱戴外,更是与历代中央政府封赐和扶持的结果是完全分不开的。而这点不仅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广大僧俗群众,尤其对藏传佛教活佛高僧具有很多有益的历史启示。     

西藏寺院旅游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目前寺院旅游收入分配问题突出.通过对西藏寺院的调研,发现寺院旅游收入分配中存在居民利益未得到重视;寺院旅游收入差距大,僧人生活补贴相差明显;生活补贴偏高,公益和教育支出偏低;寺院财务管理的规范性有待提高等问题.寺院是宗教活动场所,寺院旅游应适度;僧尼参与寺院旅游获得的是生活补贴,不是薪酬;社区是寺院旅游的基础,利益应得到保障;僧人的补贴不宜过多,差距不宜过大;寺院应进一步增加人才培养和社会公益投入;作为经济实体,寺院财务管理应更加规范.     

为西藏和平解放而献身的格达活佛

在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长河中,为了祖国的统一、独立和完整而献身的杰出人物何止万千。西藏和平解放前夕,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毒杀而壮烈殉国的藏族爱国人士的楷模——格达活佛,就是其中英气豪发、才华横溢的一位。格达活佛(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耶),于1903年(清光绪29年)生于四川省甘孜县白利土司辖区的德西地村。父亲是白利土司属下的一名差巴。1910年格达被选为甘孜县     

西藏庄园的周转——活佛转世制度下的土地与政治

西藏传统政治生活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政治领导阶层,特别是地方政府内部世俗贵族集团之间,争夺权力和特殊地位的角逐。整个政治体系的主要活动是内部的互相倾轧、争吵和财产纠纷。从某一特定时期观察,这种斗争是一种经常的周而复始的现象,但如果从历史上考察西藏的政治制度,那么这种表面的、经常状态,就是不断进行     

活佛转世与金瓶掣签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的活佛“转世”,最早是由噶举派(白教)的噶玛噶举创始的。噶玛噶举的宗教领袖噶玛巴喜(公元1204—1283年)于1253年在绒域色堆地方见过元世祖忽必烈。1256年,他又在喀喇和林见到了元宪宗蒙哥皇帝。蒙哥赐他金边黑帽一顶,后世称为噶玛黑帽派。噶玛巴喜后来回到西藏,于1283年(元世祖至正二十年)死于楚布寺。据藏文史料记载:噶玛巴喜死后,于1284年“转世”,名昂迥多吉(公元1284—1339年),成为噶玛派(黑帽派)的第三     

西藏传统寺院教育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教育是传递和延续文化的主要形态,它“使文化得以继承而连贯为历史,并成为每个人作新的文化创造的基点”。教育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民族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1951年以前,西藏的主要教育是寺院教育,寺院既是僧人学习、研究佛教经典和进行各种宗教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传递文化和培养地方政府官员的教育机关。寺院教育在旧西藏教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西藏传统寺院教育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宗教神学的范围,广泛涉及各个方面,对传播藏族传统文化确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研究西藏传统寺院教育并不等于留恋过去,而是为了从它的形成、制度、内容和方法去认识寺院教育的社会地位     

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寺院并非一方净土

1959年3月西藏上层贵族反动集团为了维护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远不变而发动了载装么乱.乱被平息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各族人民的意愿,解散政府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黦行将就木的落的的制度,实行民主改革,使世代受压硩、被奴役的百农奴翻身获得解放.     

西藏民主改革小资料

民主改革的重要政策 “三反双减”运动:西藏农区民主改革政策之一。指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人身奴役和减租减息。未叛地区实行“双反双减”。     

乾隆皇帝与第三世章嘉活佛

章嘉活佛是清代备受中央朝廷尊崇的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与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相提并论,分管京城与内蒙地区的宗教事务。由于二世、三世章嘉活佛是康乾盛世时期的国师,尤其是三世章嘉活佛才学过人,又一直在中央朝廷供职,直接参与过许     

山与藏传佛教寺院建筑

藏传佛教作为佛教的一个重要支系，是佛教文化传入青藏高原后，适应高原文化生态的结果。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不但造就了大批的高僧、喇嘛，同时也修建了力数众多、富丽堂皇的寺院建筑。作为藏传佛教主要活动场所的寺院建筑，在其布局、建筑风格、结构等方面和佛教其它文系有很大的不同，这不仅具有历史及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原因，而且与环境（即自然环境）亦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拟就山在藏传佛教寺院建筑中的作用作一探索。一山——西藏古代社会的活动中心西藏是世界上最高大、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平均海拔45…     

西藏著名艺术家十世噶玛巴活佛却英多吉笔下的汉式风格作品

十世噶玛巴却英多吉不仅是噶玛噶举派的宗教首领,而且还是西藏艺术史上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本文在综述近来研究成果的同时,结合其传世作品和文献,对其笔下唐卡中的汉式风格作品进行了分析。     

历代噶玛巴活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噶玛巴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继承人的称谓。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是塔布噶举传出的四大支系之一,这一支系在西藏最早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其实力很大,分布较广,在藏传佛教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创始人都松钦巴(1110—1193)于公元1147年在西藏噶玛地方修建了噶玛丹萨()寺,噶玛     

《西藏通史》出版学术研讨会暨“活佛转世”专题片发布会综述

正3月28日是西藏民主改革和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为纪念这段历史,激励当代各族人民奋发图强、砸砺前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于3月27日举办《西藏通史》出版学术研讨会暨"活佛转世"专题片发布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西藏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及参加《西藏通史》研究编撰工作的共70多位学者出席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