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事实建构论的程序之维——以刑事诉讼为对象的分析

事实发现理论以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追求为目的而无视或轻视程序的作用,最终导致程序的失灵.作为事实发现理论的替代性理论,法律事实建构论在强调主体对于法律事实的主观建构的同时,特别凸显了程序在事实形成过程中的价值与意义.法律事实建构论下程序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为法律事实建构活动提供了一个空间.法律事实的建构主要是通过开场陈述、举证与质证、法庭辩论等程序展开的.     

社会建构理论视角下的社会工作者身份认同研究——以深圳市社会工作者为例

近年来,深圳市社会工作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大陆社会工作发展的＂标兵＂。与此同时,深圳市专业社会工作者流失比较严重,社会工作者流失率逐年攀升。伴随着社会工作行业的发展,如何看待社会工作者身份的建构过程和遭遇的＂重重危机＂,已成为我们必须追问的问题。本文试图在社会建构理论视角下,去探讨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社会工作机构、同工、居民等各种社会力量,是如何与社会工作者自身一起建构和形塑了社会工作者群体的身份认同,以期通过这些考察与探讨,去了解社会工作者身份认同现状,并希望从此角度去理解社会工作行业的发展,提出改善社会工作者身份认同现状的一些对策。     

简评规范建构的进路

本文首先对理解社会的几个进路的内容作了简单的概述,其次,针对文章中规范建构的进路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希冀更多的人对规范建构的进路有更多的认识,并将之应用到现实实践中去。     

中国市民社会与私法制度的双向建构

中国的市民社会具有成长的受监护性、价值的非主导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属性,并在私有财产保护与权力抗衡、自由权利追求与社会公平的重新定位、私法自治与自主平衡秩序、公序良俗与社会伦理基础等方面与私法制度形成了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这不仅奠定了私法秩序的基础,也促进了中国法治道路的渐进主义走向。     

“好父亲”的社会建构——基于“情境—身份”框架的分析

基于“情境—身份”分析框架,以15个家庭父母双方的访谈资料为基础呈现当代中国社会中“好父亲”的建构过程、机制及后果,结果显示：在父亲身份可能被唤醒的交往情境、抚育情境及消费情境中,“好父亲”的社会建构表现为父亲身份与抚育者角色和家长角色的聚合以及与消费支柱型角色的偏离;由于缺乏结构层面的角色模范,行动者层面的父亲身份建构呈现出个体化与模糊化特征,“好父亲”的展现严重依赖于母亲的配合表演。上述发现有助于将“父亲身份的社会建构”带入家庭与性别社会学的研究中心,还为理解当代社会的性别平等进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社会资本:现实功能和理论意涵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引介和初步运用上,对于社会资本的现实功能和理论意涵并没有作充分的提炼.从对社会资本理论的溯源来看,社会资本不能仅仅被视为一个时尚概念,作为"社会事实",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现实功能;同时,它还具有丰富的理论意涵.     

社会工作与积极性社会救助制度的建构

积极性社会救助制度伴随着积极性社会保障制度的提出,具有了新的内涵。本文从社会工作与社会救助的关系着手,首先分析了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理念对积极性社会救助制度的影响,即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重视人与环境的良性互动、助人自助。其次,本文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社会工作的工作方法与积极性社会救助制度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走不出经典的女性命运--社会现实法则对作家笔下女性命运的影响

自从父系社会确立了男权统治地位,女性的行为准则逐渐被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规范下来,成为根深蒂固的社会现实法则.在集体无意识的强大规范下,无论是女性的自身行为违背了社会现实法则,还是超越了现实法则,她们或者被强大的社会现实力量压倒,或者被当作一位不可超越的天使神圣化,只能成为一个美好但没有生命的对象.无论是违背还是超越了社会现实法则,女性的命运都无法走出经典的悲剧结局,这既是经典作家们对社会现实的精确演绎,也是个性化作家的集体无意识流露.     

现代社会的建构与反思——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来龙去脉

社会学是关于现代性的科学,“现代社会向何处去”是社会学始终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社会学自创立之日起便以重建社会为己任,以社会秩序达成为根本追求,因此,社会学理论实质是社会建设理论。如果把因现代性的发端与扩展而兴起的社会建设理论称为现代性社会建设理论,那么就可以把关于现代性的反思性或后现代性的社会建设理论称为后现代性社会建设理论。建设性与反思性是社会建设理论的双重品格,一直贯穿在社会建设理论的发展过程中。     

公民社会视角下社会工作的社会责任建构

综观中国当代社会工作的实践,社会责任始终是社会工作的重要议题,但在相关理论研究上,大多只谈到社会工作的哲学、使命、价值观等这些源于西方的意识形态方面,少有直接提及社会责任问题。本文认为,社会责任不仅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特征,因此,社会工作背景下的社会责任需要积极建构。因此,从公民社会的视角出发,以在海南开展的戒毒社会工作等社会实践为例,在理论基础、现实需求和实现途径这三个方面对建构本土化社会工作的社会责任问题进行了探讨。     

哲学与社会现实——吉林大学贺来教授访谈录

哲学关注现实的特有方式是,通过对现存世界的批判和超越去构造一个新的、"应然的"意义上的现实。哲学关注现实很大程度上是关注人和人的发展。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是让每一个中国人变得更加自由、独立,有尊严、更幸福。哲学关注幸福问题是当代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重大主题之一。在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现实生活优先于哲学。哲学是人类幸福生活的仆人。哲学的任务和使命就是要真正服务人类,成为推动人追求幸福的思想力量。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开放性、流动性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社会要实现团结必定需要核心价值。核心价值观应能够真正融入心灵,成为人们自觉的共识。要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必须确立一种"为他人的主体性"观念,基于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统一建构一种新型的、关系性主体观念。现代性的建构是我们未完成的使命。中西方人所谈的现代性因其背后社会语境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我们应把现代性价值确定为时代的主流价值。努力把现代性价值确立起来,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重要的价值和追求。     

走向田野里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对现有社会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人类学反思

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思想不仅保留在他们的著作里,同样保留在民间日常行为、仪式、信仰和观念里面,因而社会学领域内的分支学科＂社会思想＂研究应该进入田野,而不是蜷缩在文献里阐释。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思想在向下导播的过程中呈现不同的地方化叙事面貌,而向来的社会思想史著作不过是一种特定时代的集体表象。社会学里的思想史研究应该跟哲学史和历史学里的相关研究有所区别,否则社会思想史家将面临极其尴尬的身份归属问题。     

刑事案件侦破过程中的事实假定及其偏差克服——基于刑事错案的分析

刑事错案的事实生产主要有两个关键的环节,即基于线索的事实假定(猜想)与基于证据的证实(伪)。事实假定可以根据一些零散的事实、证据和线索,锁定可能的犯罪嫌疑人,为侦查工作打开突破口。事实假定具有高风险性,其根本特征是可废止性。在事实假定的基础上,案件侦破工作得以展开,并基于证据来证实(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故事。但是,人类思维中固有的证实倾向的存在导致了证实的偏差,而成本因素、不合理的规定、不合理的观念乃至刑讯逼供的存在又强化了证实的偏差。证实的偏差使得事实假定的高风险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错案事实由此得以最终形成,从而制造出了刑事错案。为了纠正刑事错案中的事实偏差,必须考虑一些针对性的措施,特别是,坚持"好故事"标准对于克服刑事错案中的事实偏差可能大有裨益。     

中国社会质量问题及社会建设取向——以社会安全为核心

处于改革关键期的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层面、多领域、多原因的社会安全问题的严重威胁,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质量状况.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妥善处理,不仅关系到“高质量社会”的实现,而且会直接影响改革的走向及社会建设的成败.从社会质量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建设的取向应包括:在理念上,要确立社会安全是一种福祉的理念;在政策取向上,要实现从关注经济政策到关注社会政策的转变;在治理上,要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在价值取向上,要实现从关注民生到关注公平正义的转变.而贯穿上述四个层面的核心是强化制度的基础性规范作用,重建制度权威.     

实践本体论与文学本体论——-兼评董学文的文学本体论观点

实践本体论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它以自然本体论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主要是一种社会本体论,即阐明人类及其社会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是社会实践的本体论.实践美学以实践本体论为自己的本体论基础,使得实践美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从这样的哲学、美学观点出发,文学本体论同样应该是一种社会本体论、关系本体论:文学的本原和存在方式离不开以物质生产为中心、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的社会实践;从存在的本原上看,文学的最终根源是物质生产及其转化为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从存在的构成方式上看,文学主要是一种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的过程;从存在的现实方式来看.文学是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的结晶——审美意识形态的话语存在.唯有实践本体论可能克服古代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论和近代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在主体和客体、主体和主体、客体和客体的关系及其统一之中来审视文学,把文学如实地还原为"对象世界-作家-文学作品-读者"的实践统-整体.     

试论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公民社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推进,中国公民社会迅速崛起,并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公民社会不仅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理论课题和现实议题,而且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记忆中的伤痛：阶级建构逻辑下的集体认同与抗战叙事

对于数以千万计亲历二战的中国民众来说,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所犯下的残暴罪行无疑会在他们的心里产生极大的创伤感。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很多年间,这种刻骨铭心的国族受难和遭受非正义的经历,却长期停留在民间个体记忆中,没有成为围绕战争所进行的官方话语表达的核心。本文旨在借助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理论,对这一围绕抗战创伤经历所发生的“文化失忆”现象进行全新的探索。文章首先梳理1949年之后阶级创伤叙事的形成以及以此为基础所进行的集体身份建构,然后通过梳理抗战记忆在官方话语中的呈现,检讨战争中国族受难经历与阶级创伤宏大叙事之间所形成的逻辑冲突,进而指出正是这种逻辑冲突在某种意义上阻抑了抗战创伤叙事的形成。     

痛苦的社会建构——一个女子的口述史分析

本文是对一个女子所做的口述史分析 ,作者在此建构了一个女性主义文本 ,并在访谈者和被访问者的共同创作中完成了叙事。同时作者给出一些背景介绍和说明 ,以展现出叙事的构建过程 ,并表明自己所采取的立场可能会影响到对这部口述史的解读方式。最后作者提出被访者的个体经历和痛苦可以成为一个合法的叙事主体 ,进而表明这种痛苦是受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型塑和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