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巨人的足迹——记上海“郭沫若研究讨论会”

今年11月16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诞辰100周年,上海社科院邀集上海有关郭沫若研究的专家学者,就郭沫若的地位和成就,郭沫若与中国现代文学、现     

郭沫若早期叙事中创伤体验的自我感知、体认与展现

郭沫若早期叙事中的创伤体验,隐含着多重心理内涵和动机,影响和参与了他文学家身份自我认命的建构,创伤的修复和意义的确定是这一建构过程的价值坐标,同时也激发了他高亢的生命创造力。创伤体验及修复是促使文学家郭沫若达到时代巅峰的重要内在精神驱动力。     

论郭沫若小说创作对“私小说”的借鉴

郭沫若小说创作以描写自身心境、身边琐事为主要特征,他小说所描绘的世界,多是自己日常生活的体验,倘若将日本私小说以之进行比较分析,郭沫若小说借鉴私小说的匠心则明了。郭沫若留学日本的感受、文学观、创作个性是他借鉴私小说的重要原因。     

论新世纪上海中青年女作家的空间书写

文学主题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以城市为代表的文化形态是新世纪上海中青年女作家的重要表现内容。新世纪上海中青年女作家将她们的生命体验融入对都市的理解,为上海文学注入了新的力量。她们以多重视角拓展城市地理空间,以现实关怀聚焦城市发展变迁,以日常精神构建城市审美体验。新世纪上海中青年女作家通过对浦东新区、上海周边县镇、工人新村、老旧社区等的书写建构出真实且立体的城市空间,突破了“怀旧上海”和“欲望都市”的城市书写模式,立足社会现实,考察个体生存境遇,展望城市的未来和出路。她们关注日常生活场景再现细微真实的城市生活经验,使新世纪上海景观的独特风貌得以呈现,丰富了文学中的上海形象。     

游离于租界内外的情感——沈从文小说创作与上海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租界,以其独一无二的生存环境对沈从文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仔细考察沈从文居留上海期间的创作、通信及相关资料,从艰难的租界生存和丰富的谋生体验、庞杂的租界叙事和难舍的乡情、矛盾的租界情结和尴尬的＂乡下人＂身份等三方面作出论述,以期对上海租界在精神、生活、创作等方面对沈从文的潜在影响作出较深入的探讨。     

郭沫若与抗战时期的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是抗战时期一支由少年儿童组成的以文艺为斗争武器的宣传队伍,因表现卓越受到郭沫若的关心.郭沫若与上海、武汉、重庆时期的孩子剧团联系紧密,他不仅为孩子剧团推荐了稳妥的落脚点,还给其编辑的书籍《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抗战儿童》题写书名,帮助剧团补习文化知识,提升文艺演出水平.他全方位的帮助为孩子剧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郭沫若号召大人们向孩子学习,还多次撰写文章赞扬孩子剧团.他在《洪波曲》中以《孩子剧团》为题记录孩子剧团的事迹.郭沫若的关心帮助推动了剧团的发展,还对抗战大后方其他少年儿童团体的壮大起到了鼓舞作用.     

《上海柴拉报》考略

由俄侨连比奇1925年在上海创办的《上海柴拉报》,是远东地区唯一较长时间出早晚两版的俄文报纸,报社从业人员是上海俄侨,读者大多也属于这一群体,它的创办与发展历程直接与俄国侨民在中国的历史相关联,在上海俄侨中的影响深远。这份报纸对于了解近代上海外侨社会、了解近代上海文化,都有重要价值。     

甲骨书结翰墨缘——郭沫若向鲁迅赠书述闻

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作于旅居日本千叶县郊区,在“有时候穷得来连毛笔也买不起”的情况下完成,1929年8月1日脱稿。1931年5月由上海大东书局以影印原稿、线装两册出版。郭沫若给上海的李一氓写信,请他向大东书局取书,按照信里所附的名单代为分赠;名单里,鲁迅的名字赫然     

“到底是上海人”与上海城市认同

20世纪 80～ 90年代开始的上海重振中 ,张爱玲的“到底是上海人”和有关作品曾产生广泛的影响 ,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但其复杂的内涵和背景却并未为人们真正了解。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当前上海面临的新的机遇与挑战 ,使城市意识和身份认同问题更为突出地呈现出来。张爱玲半世纪前对上海富有个性的描述和表达理应成为我们宝贵的历史资源 ;但将“到底是上海人”认作“与身俱来”的“优越感” ,却多少是一种误读。在上海城市精神重建的今天 ,“到底是上海人”与其说是优越、骄傲的资本 ,毋宁说是反思的起点。     

对话莎士比亚与郭沫若:“时代的灵魂”与“肖子”

身处五四文学开放时代的郭沫若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在戏剧中所表现出一些莎士比亚化的特征,其原因既在于他者的先在和强势文化的姿态,还在于相似的历史语境唤醒他们相同的生命体验和心灵表达。但我们还是从处于后在和弱势境地的郭沫若的戏剧中看到了属于他个人风格的特征,而这正是他的戏剧虽然有着诸多的缺憾却仍可将其纳入跨文化的视野中与世界对话的意义之所在。因而,关于郭沫若与莎士比亚之间的任何差异都会给予我们启迪:世界文学以及文学的研究是一个整体,无论哪里缺失都是整个世界的缺失。     

论上海空间对晚清小说创作的影响

晚清小说创作的盛况,基本上是指上海一地而言。上海集中了晚清小说的创作者、读者、刊物,甚至故事。上海空间对晚清小说创作的风貌造成了明显的影响。租界化上海的邪僻特性,制造了海上梦境的生命感悟,上海梦魇渗透到晚清文人的观念中,影响到他们故事的讲述和对上海的想象,替换了明清小说故事的惯常背景和故事启动方式。上海视野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在晚清小说创作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控制作用,影响到世界图景的建构。上海租界占据晚清情爱小说的故事空间后,带来了其品格风貌的嬗变,所产生的狎邪小说与租界的情欲道德状况相呼应,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才子佳人小说的思想艺术模式。     

我对杜国庠同志的回忆与评价——纪念杜老诞辰一百周年

<正> 我同杜国庠(守素)同志的接触,始于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3月30日重庆宣告成立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发起人有郭沫若、马寅初、陶行知等三十七人,杜老也在内.同年6月20日,郭沫若、茅盾、马寅初、马叙伦、陶行知、翦伯赞、郑振铎、胡绳、叶圣陶、杜老和我等二十四人,共同发起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1946年9月,张志让、沈体兰、周予同和我在地下党的领导之下,发起上海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上海     

王安忆日常生活意识形成初探

王安忆创作的一系列上海题材小说,有她自己独特的视角,那就是对上海市民日常生活意识的凸现。而王安忆创作之前的艺术体验,尤其是她的童年体验、孤独体验对王安忆的日常生活意识的形成有重大作用。     

上海城市的文化认同及其开放与容纳

在中国,城乡差别原来不很明显,通商口岸的出现,城市优越感才普遍形成。其中,上海这样的通商大埠在促成城市优越感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人在一般的都市优越感上,又加上因西化而带来的特殊感。这种特殊感并不完全是上海人的自我感觉,它更是上海以外的人们对上海和上海人的模式化的认同。1949年以后,这种优越感有增无减。     

上海解放前夕的上海银行家

上海银行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在上海解放前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不少人对政府已失去信心,因而撤离上海.上海银行家离开上海后都要面临相同的问题:首先,如何过渡;其次,在国共两政权之间如何作一归宿上的选择.而大多数离沪银行家.又都设法通过中间人继续与上海保持着关系.     

上海开埠以来的城市人文精神

本文首先回顾上海所处江南地区的历史文化特质,再对上海1843年开埠以来的文化事业和经济发展进行考察,从多方面总结上海的城市人文精神,最后对上海的未来作出展望.     

论近代外国侨民的“上海情结”——以“上海问题”争论为中心

1927至1931年间,所谓的“上海问题”,即上海租界的出路问题,引发了外侨与国际人士和中国人之间的一场争论：国际人士和中国人指责外侨歧视华人和维护特权地位,导致“上海问题”无法解决。面对这些尖锐的指责,外侨亦不肯缄默,以谁对上海的发展贡献大、谁是上海的主人、未来的上海是中国的上海还是世界的上海等问题予以回应。外侨所争虽有维护既得利益的一面,且难以掩饰其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但深入考察这场争论可以发现,外侨回应的依据、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却揭示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叙事模式所未能完全涵盖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多重面相：主张上海租界发展的独特性自有其现实依据;商业利益的正当性则出自西方近代的自由贸易理念,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紧密相关,以今天的角度观之,与全球化发展的大势有一定契合之处。     

市民文化笼罩下的都市想象——上海小报中的“上海”

上海小报的文化视境规约了它所阐释的都市迥异于其他媒体和文学作品。小报拒绝对都市作深度的文化探究和思想润色,仅仅依托市民的直观洞察、生存需要和感同身受来营造都市文化景观。小报指称名人为都市的意象符号,用流官编织都市的叙事和历史。认同市民物化的价值观,在仿效上层摩登时尚的过程中,尝试大众化现代生活方式的建构。立足市民底层的生存体验,释放不断涌动的都市欲望,以至于放纵。小报中的上海是生活在都市市井里的市民的文化想象。     

作为方法的“文学上海”——上海与文学关系的反思与重建

“文学上海”(Literary Shanghai)是在“海派文学”(Shanghai Style Literature)、“上海文学”(Shanghai Literature)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旨在重建上海与文学、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文学上海”在结构上包含“文学中的上海”、“文学化的上海”以及“文学与上海”三个层次,另一方面,“文学上海”的本质在于“以时间来思考”.时间以及在时间基础上产生的记忆问题,是“文学上海”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个主题,在百年上海文学历史中,被不断书写.     

"球型天才"与原逻辑思维方式--再释郭沫若及其"泛神论"

如何合理评价郭沫若 ,成为近期学界讨论的热点。从思维方式入手探讨郭沫若的认识结构 ,对郭沫若的“泛神论”予以全新的界定 ,并从这一视角去探讨郭沫若在不同领域内的巨大成就 ,从而给郭沫若以准确的定位 ,应该说是郭沫若研究一片极富价值又亟待发掘的崭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