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卫生行政管理体制特征与组建“卫生福利部”的建议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到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卫生行政管理体制与政府机构设置问题已成为深层次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冲突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之一。通过介绍世界各国卫生行政机构名称与卫生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探讨相关理论政策议题和对中国医改的启示。最后笔者提出组建"卫生福利部"的设想,并详细论述组建"卫生福利部"的诸多优越之处。     

中国医改实践的生命伦理学困境与中国结构主义伦理学视角

本文从中国道德哲学的高度,从哲学和道德社会史、中国社会史和医学社会史等视角,在全面系统回顾西方国家伦理学史和西方国家个人主义生命伦理学典范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在中国社会结构性转型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宏观社会处境下,历史分析中国道德哲学和儒释道生命伦理学的思想传统与面临的挑战,重点是根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生命伦理学实践,首次明确系统提出中国特色"结构主义伦理学和结构主义生命伦理学"理论视角和伦理流派,并阐述结构主义伦理学与结构主义生命伦理学体系的内涵外延、构成要素、范围内容、基本特点和结构性成因,尤其是结构主义生命伦理学对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涵义。同时简要讨论中国现阶段"以群体和行业为基础"的结构主义伦理学体系和道德文化。最后,文章依据结构主义伦理学的理论视角,提出中国医学职业精神建设的若干政策性建议。     

中国1997-2014年卫生人力政策进程系统评价

目的：系统回顾总结1997-2014年间中国卫生人力政策进程。方法：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卫生人力监测快速评估指南,纳入与卫生人力发展相关的政策文件与报告,按照规划与建设、教育培训、财政投入、资质与考核等4个维度对卫生人力政策102206进程进行系统评价。结果：我国卫生人力发展政策框架体系已经形成;卫生人力规划与建设、教育培训、财政投入、资质与考核等四个方面的政策在不断深化;基层卫生人力培训及扶持政策相对滞后。结论：我国卫生人力政策数量不断增加,覆盖范围及目标不断扩大。卫生人力政策导向正逐步从提升数量规模向质量及配置公平转变。     

深化医疗保障与卫生服务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在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分散的卫生服务与医疗保障管理体制。随着人口流动加剧、城乡统筹和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深化,这一管理体制逐步难以持续,成为一个政策难点,也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理论问题。卫生服务体系与医疗保障体系之间存在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矛盾的复杂关系,但从国际发展趋势来看,卫生服务与医疗保障的管理体制总体趋向是走向统一,分割管理需要协调和整合。在医改攻坚之年,需要及时评估医改进展并对医保与卫生管理体制进行前瞻性制度设计。因此,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尽快统一经办机构,加快各项医保制度整合,将医保从社会保险体系中分离出来,整合卫生服务与医疗保障管理职能组建健康大部制。     

时空变迁与复合结构：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目前中国在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本文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为主线,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角色的类型学建构,即历时性、空间性和共时性三个维度的角色结构。当前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中国角色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自身国家发展成长的结果,同时也是在国内—国际两个空间里协同推进的,正是这种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综合作用,形成了当前中国角色的共时性角色结构。这个复合性角色结构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建设者角色。通过这个角色结构类型学,有望为观察和分析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健康治理提供一个可能的坐标。     

加强医院财务管理 深化卫生经济改革

目前 ,我国卫生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各项改革继续深化 ,特别是医疗保险制度将逐步完善 ,必将对卫生事业产生重大影响 ,使卫生机构面临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这就要求卫生事业机构必须从管理体制、内部运行机制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在改革中特别是要加强财务管理、规范医院的财务行为 ,以求得生存和发展 ,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财政部、卫生部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了医疗机构性质 ,根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 ,结合我国的医院特点 ,借鉴外国非营利的会计制度和企业财…     

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1.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对传染病菌种、毒种的管理制度;2."违反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是指违反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等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关于传染病菌种、毒种实验、保藏、携带、运输的规定;3."造成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是指"导致传染病菌种、毒种散布、传播";4.认定"后果严重",既要考虑传染病菌种、毒种本身性质是否严重又要考虑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造成的实际后果是否严重;5.本罪的主体不仅应包括从事实验、保藏、携带、运输传染病菌种、毒种的专职人员,还应包括受合法单位委托临时从事传染病菌种、毒种的人员.     

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研究

作为数字技术与公共卫生相融合的产物,数字卫生顺应了人类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到来,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带来了一次重大的技术变革。数字卫生有利于各国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建立更为紧密的疾病监测网络,促进信息共享、医药科研合作与医疗资源整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防控、诊断和医治过程中的人际接触传染风险,为各国应对公共卫生威胁带来数字赋能。在全球重大传染病频发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东盟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凸显,而数字技术的兴起为双方公共卫生合作提供了新内容、新方向和新平台。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拥有高度的可行性,具体体现在东盟良好的数字卫生应用前景提供了合作契机,中国数字卫生技术的蓬勃发展贡献了技术动力,中国与东盟的高层推动奠定了政治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仍然面临东盟“数字鸿沟”制约、公共卫生治理失衡、数字卫生合作机制协调不足等多方挑战。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中国与东盟双方应在数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医药研发与公共卫生服务数字化、数字化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以及数字卫生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以推进构建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共同体。     

统筹城乡卫生事业发展与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的核心理论政策议题

2005年是中国社会发展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历程中有划时代意义的关键时刻,经济体制改革、医药、教育、住房等社会事业体制改革模式与社会发展方向再度成为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困境引发社会各界对卫生体制改革反思,如何统筹城乡卫生事业发展,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框架成为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当前,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框架设计与全民健康照顾服务体系建设实践正面临诸多基础议题,为什么要建立,必要性与可行性,什么时间,如何建立,现行各种制度如何衔接,是否有财政能力,应设置几种缴费标准,长远规划与战略目标等是全民医保制度建设不可回避的关键性议题。综观国内外社会发展经验,人类健康需要、卫生政策与健康照顾服务已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政府职能转变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质是建立健全社会基础设施体系,奠定和谐的社会基础。     

税收法律体系的优化——以个人所得税为例

可操作性不强、立法质量不高是我国税收立法的“通病”,已导致税收领域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在数量和效力上的失序,具体表现为立法权限不明、行政解释垄断、税收规范冲突等。从根本上说,这是人大立法权孱弱与行政立法权扩张的结果,应在制度层面进行调试,实现税收人大立法和税收行政立法的各归其位、相互配合。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应廓清税收领域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各自权限,并以行之有效的备案审查制度为保障,加强对税收法律体系漏洞的发掘和填补。总之,税收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应当在宪法、法律的统摄下各司其职、相互衔接、相互印证。     

教会·乡村·医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

1927-1937年,基督教在世俗和宗教因素的影响下,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形式不同的乡村卫生建设.这些乡村卫生建设从总体上可以区分为两种模式,即单一的医疗模式与综合模式的乡村卫生建设.各教会组织所进行的乡村卫生建设分布10余个省份,在西医传播与乡村改造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受制于客观环境以及教会自身在经济与人才等方面的束缚,这些乡村卫生建设只能影响有限的区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社会.这不仅是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的困境,而且是当时整个中国乡村卫生建设所面临困境的反映.     

从定县到全国：国民政府县级卫生制度的起源、形成与推广

近代中国的基层卫生建设长期缺乏统一明确的规章制度,发展极为迟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规划进行县级卫生建设,但迟迟未能制定出合适的县级卫生建设方案。1932年以后,国民政府效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创造的卫生模式,逐渐制定出县级卫生制度。定县卫生模式的经济高效以及平教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国民政府迅速采取这种模式的主要原因。国民政府县级卫生制度从制定到最终成型,再到全国推广,过程漫长而曲折,最终国民政府将县级卫生制度融入新县制当中,才使县级卫生制度推广到整个国统区。国民政府县级卫生制度的设计与实践之间虽然存在巨大差距,但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基层卫生事业的发展。     

中国特色的人权保障体系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提议我国宪法第33条增加1款作为第3款,这就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一修宪的重大条款。“人权入宪”,这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我国宪法政体不断完善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法制建设与国际接轨的体现。虽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条款第一次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是人权的法律实施在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文件中早已存在,而人权的理论探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人权的经济社会保障条件也日趋成熟。所以说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多方…     

政治文明、宪政与违宪审查

政治文明意味着现代政治的文明化 ,这种文明的政治是政治的人文关怀与宪法和法律理性秩序的统一。现代政治文明首先是宪法文明 ,更是宪政文明。宪政文明的本质特征是宪法治理下的政治秩序。要实现从宪法文明到宪政文明的历史进步 ,关键是宪法的权威 ,而宪法审查机制的建立必须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即人权保障原则、权力制衡原则和宪法审查权独立原则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转型与法律人才的成长及异化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是在中西法律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这种转型一方面体现了以西方法律教育模式为范本的政策创新和文化借鉴,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对新式法律教育人才培养认知上的扭曲与错位。     

中国重大灾害事故、突发事件医疗救援体系与精神卫生社会工作

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用血的代价再次提出国家重大灾害事故和突发事件医疗救援体系建设议题,如何预防为主和防患未然,加强现场医疗救援能力,建立从预防、救援、护送转运到社区康复的连续性、综合性医疗救援服务体系.提高应急反应和处置能力,将灾害事故和突发事件的危害、损失和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身心健康与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和卫生政策议程的重要领域.本文首次全面系统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重大事故、灾害、突发事件医疗救援体系的历史演变、基本特点、现实状况、主要问题和面临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医疗救援体系建设与精神卫生社会工作的关系,阐述精神卫生社会工作者在医疗救援体系中所处地位、职责范围、扮演角色、发挥作用,目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救援体系.     

当代华侨华人自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

与传统的国际卫生合作相比,全球卫生治理倡导多元主体通过集体行动来制定正式、非正式的制度、规则、程序,更好地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全球卫生治理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卫生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海外华侨华人自组织作为新兴的治理主体,参与到新一轮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通过对华侨华人自组织的跨国治理行为特征、治理机制、动力因素与挑战等问题的探讨,诠释了华侨华人自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自治—协同”的多边合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微观主体的现实考察,丰富了全球卫生治理研究的内涵,对有效理解与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世界人民追求包容互鉴的稳定和谐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我国1949—1954年的政体、宪法形式及其反思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是普选,该制度由若干板块构成,其中人大系统是主干,而在1949—1954年期间,上述因素还处于缺位状态。当时我国的政体形式有三个特征：政协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由政协产生中央人民政府;由中央人民政府产生其他国家机关,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应确立于1954年《宪法》而不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这一时期我国的宪法形式既不是单一文本的成文宪法,也不是不成文宪法,而是由《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政协组织法》和一系列宪法性文件构成的多文本成文宪法,这与我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由单一宪法文本构成的成文宪法有明显不同,是一种短期存在的特殊的成文宪法形式。在多文本成文宪法中,各文本效力有高有低,最高的应是最高机关制定、确立政体形式的宪法性文件;在这一模式下宪法性法律的情况较为复杂,其中有的是宪法的一部分,地位较高,有的是法律,地位较低。     

1898—1914年间青岛的城市卫生事业

德租时期(1898-1914),青岛开始了城市现代转型.德租青岛后,旋即设立了城市管理机构并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来管理城市卫生,青岛的环境卫生、厕所建设、瘟疫防治等卫生层面均较以前有所进步.尽管不乏"文明"的强制移植和刑法的残酷等弊端,但德国人对青岛卫生的治理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青岛卫生的初步现代转型.     

涉外关系治理的法律化与中国涉外法律实施

涉外关系是国内视角的国际关系，其治理模式因时而异。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战争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决定性手段。随着《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处理国际关系、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国际关系被纳入法律治理轨道。涉外关系治理亦存在法律化必然性，但法律治理模式与其他模式仍存在密切的关系，内国在这一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法律治理可以采取国际法、国内法和政策协调等途径。中国涉外关系的法律治理可以称为涉外法治。中国涉外法律实施应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适当发挥法律域外适用和域外管辖的作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此基础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