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法律文本中性别歧视的定义

目前性别歧视现象日益严重,但是由于缺乏性别歧视的法律定义,受歧视者的权利很难得到保护.针对这种情况,很多学者指出法律应对性别歧视进行界定.但从各国法律文本中有关性别歧视的定义来看,性别歧视已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立法在定义性别歧视时,不在于是否有"什么是性别歧视"的字眼,而在于最后能否有效禁止歧视.     

就业歧视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影响

农民工就业歧视表现为就业机会歧视、就业待遇歧视和就业保障歧视.农民工就业歧视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经济基础,加重了农村社会保障的负担,影响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构建.     

反就业性别歧视法中的"歧视":从经济学视角

本文从经济学视角剖析了就业性别歧视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指出市场竞争的程度对就业性别歧视的发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反就业性别歧视法必须妥善处理市场和干预的关系,在立法中对"错误的歧视"和"应被允许的歧视"予以区分,通过适用"相似与相似比较"原则、建立举证责任的分配制度和雇主抗辩制度来处理经济学上的理性歧视与法学上不公平对待之间的关系.本文还就反就业性别歧视法中"歧视"的界定和表现形式、非法歧视的构成和种类以及政府的反歧视义务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中国就业歧视:基本判断

中国已经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的《(就业与职业)歧视公约》(第111号公约),由此而引出了题为反对就业歧视,促进就业平等的课题研究。课题组以浙江、河南、四川、新疆四省(自治区)为调查样本,通过以问卷调查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对中国当前的就业歧视状况作出了一些基本判断:在中国就业歧视问题是严重的;不同群体和不同地区对就业歧视的判断是有差异的,但差异并不大;绝大多数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给出的不录用的理由是不公平的,是对求职者的歧视;绝大多数就业歧视的受害者在歧视事件发生后并没有采取行动表示他们的抗议;在中国,年龄歧视、文凭歧视、性别歧视、经验歧视和健康歧视既严重又普遍,身高歧视、相貌歧视和户口歧视严重但不普遍,地域歧视和民族歧视普遍但不严重,姓名歧视和属相歧视则不严重也不普遍;就社会政策而言,目前迫切解决的就业歧视问题是:年龄歧视、文凭歧视、性别歧视、经验歧视和健康歧视。     

女性就业歧视发生的机会结构

通过对女性求职者和雇主的调查,发现招聘时的歧视,即拒绝录用女性和将女性安排在次要或低薪岗位,比日后工作过程中的歧视更容易发生,而性别隔离也普遍存在。在性别歧视为违法行为的法律环境下,歧视行为证据获取的难易程度、证据的模糊程度以及受歧视女性反性别歧视行为的可能性,共同解释了歧视发生的机会结构;其中,女性对性别歧视的无意识和不反抗是再生和强化性别歧视现象的最突出因素。此外,反性别歧视法规的制定与执行不完善,也是我国当前就业市场中性别歧视发生的重要原因。     

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现状、原因及政策建议

就业是民生之本。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就业问题,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实质是就业歧视。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平等就业是"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工政策已经趋向相对公平,但是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我国农民工在就业准入、从事行业、劳动工资、居住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方面遭遇到了歧视性对待。农民工就业歧视产生的原因主要在用人单位、政府和社会三个方面。要消除农民工就业歧视,用人单位必须转变对农民工的歧视观念,规范劳动用工管理制度。政府需要建立健全农民工信息服务平台,完善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发挥企业工会职能;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行政执法力度;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逐步消除社会歧视。     

农民工就业现状与消除就业歧视的对策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迅猛发展,许多农民离开农村进城务工,随之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尤为突出。尽管我们在解决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然而,仍然存在职业培训欠缺、就业待遇歧视以及社会保险参与率低等问题,我们应该在制度上、法律上和思想观念上探讨消除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对策。     

人权背景下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研究

农民工人权现状不容乐观,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对农民工人权保护形成了障碍。西方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歧视理论,对于理解我国农民工的就业歧视问题有很大的借鉴作用。现阶段,力争最大限度地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保护农民工的利益。     

政策性就业歧视与农民工权益保护

政策性就业歧视在我国的形成是由经济、政治、意识以及历史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贯穿了农民工就业的全过程,成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无法逾越的第一个障碍。政策性就业歧视的实行加重了农民工的经济负担,损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增加了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使农民工受到不公正待遇。消除政策性就业歧视可以通过推进制度改革、明确政府定位、转变城市居民的观念以及增强农民工自身素质等方面的努力来实现。     

论我国就业歧视的法律调控

就业歧视是指没有合法的目的和原因,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政治见解、民族、社会出身、性别、户籍、残障或身体健康状况、年龄、身高、语言等原因,采取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者给予优惠的行为,其目的或作用在于取消或损害劳动者的就业平等权。目前,我国的就业歧视现象日益凸现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现有法律对于就业歧视的规定不够完善、缺乏可操作性,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予以完善。     

中国外出农民工经济状况研究

文章对当前中国农民工的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状况进行了描述。基于中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CMDS)、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套数据库的最新数据分析,发现近年来农民工在就业选择、工资增长和收入差距方面的状况有明显改善,就业户籍分割和收入户籍歧视程度逐渐减弱,但社会保障状况的改善不明显,仍存在较大的社会保障户籍歧视。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农民工融入城镇社会的进程是各级政府的优先政策目标。     

弱势、准弱势劳动者公平就业的实现途径

现实生活中劳动就业的不平等现象日益突出,它不仅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这种不平等现象可以称之为就业歧视,它包括性别歧视、地域歧视、城乡歧视、经验歧视、学历歧视、年龄歧视和生理歧视等。遭遇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划分为弱势劳动者群体和准弱势劳动者群体。公平就业包括就业机会的公平和就业结果的公平。公平就业的途径:完善立法,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实行就业扶助与法律援助,提高劳动者自身素质及企业家的社会道义感等。     

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保护

平等就业权是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备条件。但在当今中国就业歧视问题依然非常严重,特别是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很难得到保障。本文通过对目前关于农民工就业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完善保障农民工就业权的法律手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香港反就业歧视法律及其实施机制概述

香港反就业歧视的法律渊源包括三个层次:国际条约、宪法性法律、专门性法律。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针对反就业歧视问题相继制定了《性别歧视法例》、《残疾歧视法例》、《家庭岗位歧视法例》三部专门法律,法律中就有关"就业歧视"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比较详尽和周密的规范。依据该法,香港政府成立了平等机会委员会。这些专门性法律的出台以及平等机会委员会的职能发挥给予了解决就业歧视问题最实效的法律支持,使得香港社会中相对突出的就业歧视问题得到比较有效的疏解。香港反就业歧视的法律及实施机制为我们着手促进就业平等、创造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歧视与排斥：二○一二年高考招生政策解析

2012年部分高校分性别录取的招生政策存在性别歧视现象,相关高校从保护女生、学科性别平衡和人才就业等方面进行解释,招来广泛的社会批评与关注。本文从性别保护需要尊重女生的主体性、学科性别平衡包括男生优势学科和女生优势学科的平衡、就业歧视从就业市场前延到录取机制等方面,解构现有招生政策的性别歧视内容,谋求高等教育领域的性别公平和两性事实上的平等。     

我国反就业歧视的法律困境

就业歧视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就业歧视的本质特征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差别对待,法律禁止就业歧视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平等就业权并实现社会正义.在市场化就业背景下,反就业歧视决不能仅仅满足于各种原则性规定,而必须遵循市场化就业的基本规律,正确处理用工自主权与平等就业权这对"轴心"权利的相互关系.我国反就业歧视仍处于制度短缺阶段,反就业歧视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层面都还面临诸多法律困境,我国反就业歧视的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我国就业歧视界定模式之选择

就业歧视的本质特征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差别对待,禁止就业歧视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平等就业权并实现社会正义.就业歧视的界定绝非一个抽象或均衡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各个国家的未来紧密勾联的具体问题.我国就业歧视界定模式应当符合市场化就业的基本要求,正确处理用工自主权与平等就业权这对"轴心"权利的相互关系,依法划清用工自主权与平等就业权的界限.同时,我国就业歧视的界定应包括如下因子:歧视原因、歧视行为、歧视类型、歧视领域、歧视后果和歧视例外等.     

社会认同视域下农民工劳动偏差行为形成机制

农民工劳动偏差行为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社会现象,是农民工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尊重、劳动权益得不到足够保障的普遍反应。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对千余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和Bootstrapping算法,探讨了农民工在劳动场所偏差行为形成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雇佣歧视不仅直接导致农民工偏差行为的出现,而且还通过人际冲突间接引发一些负面行为;自我监控负向调节了雇佣歧视与人际冲突之间的关系,并在雇佣歧视与偏差行为之间显现出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即雇佣歧视与自我监控的交互作用通过人际冲突对劳动场所偏差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结合农民工群体特点,应该从削弱雇佣歧视、改善人际关系、提高自我监控能力等方面做出切实有效的努力,以减少农民工劳动场所的偏差行为,有效缓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反就业歧视的法治化探求——解释论与立法论的双重思量

目前,我国规制就业歧视的法治重任主要由《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予以担当。然而,《劳动法》显露出滞后性的缺陷:一是就业歧视争议法律属性混沌不清;二是举证责任配置规则语焉不详。因此,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实属必要也更合时宜:首先要拓宽法律调控视野,"劳动过程"要囊括求职阶段和职业阶段。其次,要明确就业歧视类型,设定就业歧视认定标准。最后,要厘定就业歧视争议法律属性、合理配置举证责任,就在于其在法律效果上力求兼顾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和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找寻最优的契合点以均衡、调和劳资双方的冲突。     

我国反就业歧视立法的法理分析

目前在我国就业领域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就业歧视现象,可以说我国反就业歧视立法还存在诸多不足,对于反就业歧视立法问题的研究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反就业歧视立法是保障人权的内容,是社会正义的要求,我们应该在借鉴国外成熟的反就业歧视立法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单性的《反就业歧视法》,以保障人权,促进社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