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粤督李鸿章“不奉诏”考辨——兼论东南互保之奠局

庚子五月二十九日粤督李鸿章致盛宣怀电文中所谓“廿五矫诏,粤断不奉”,并非针对清廷五月二十五日“宣战”诏书,而是针对同日所发“集义民御外侮”谕旨。该谕经袁世凯电转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及盛宣怀后,盛宣怀立即致电刘、张、李,主张不必“拘泥”该谕,同时提出与各国互保东南的“补救”方案。张之洞率先对该方案表示支持,并加以补充,刘坤一随后跟进赞成,李鸿章则仅复以“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未对互保方案表示意见。而后经过盛宣怀居间在刘、张与李鸿章之间密集沟通,再加上刘坤一直接电李征询意见,李鸿章终于在上海道余联沅及盛宣怀等与各国驻沪领事最后协商东南互保约款前,表态愿意与刘、张采取一致行动。中外互保东南原则达成后,刘坤一方收到荣禄寄来“宣战”电旨,并传给余联沅、盛宣怀。在盛宣怀建议下,刘、张、李均主张坚持原议,东南互保大局由此奠定。     

东南互保时期的郑观应

1900年发生的东南互保是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先前的研究已对此做出许多有价值的探讨,但根据一些新出史料还可对这一事件最初策动过程略作补充。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郑观应不是东南互保事件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建言是否发挥作用也并不太清楚,不过他对当年的政治变化给予高度关注,积极建言,积极行动,主动参与有可能改变中国政治行程的上海国会,应该是合乎其思想逻辑的必然结果。     

东南互保与晚清地方实力派的崛起

东南互保是是清朝有史以来第一次地方势力公开与中央对立,体现了汉族地方官僚的成长及其对中央的相对独立,反映了半殖民地社会下中国南北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上发展的不平衡,加速了晚清中央集权崩溃的步伐.     

空间·结构·心态——区域社会史视角下的“东南互保”运动

"东南互保"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的重大事件。东南互保是在特定的"历史空间"中发生的,其目的是维持封建王朝的统治和业已形成的"空间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东南社会复杂、微妙的意识心态,体现了晚清国家、地方和社会三者之间的"畸形"关系。     

论“东南互保”

1900年夏季,正当中国北方义和团反帝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之际,在南方,由英帝国主义策划并导演,大买办盛宣怀穿针引线,经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络东南诸省督抚,派员会同各国驻上海领事商定了《中西官议订保护长江内地通共章程》及《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这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 最近有同志写文章,谈及“多年来,‘东南互保'遭到学术界的否定,被斥之为‘一幕     

庚子事变中的张元济

戊戌变法后,张元济以被罪逐臣侨居海上,及庚子事变爆发,颇留意于时政外交,并外化为书函文字,对秉权者有所建言。事变期间,聚集于上海的趋新士人群体表现活跃,不仅介入东南互保的酝酿和策动,而且对朝局走势多所谋划,张元济即为其中重要并具代表性的一人。观照其人政治观念的意义和限度,对了解当时士风民情颇具价值,而据其函札考订相关具体史实,亦可说明某些回忆性质文章中不准确之处。     

东南方言与东南文化论纲

分布在江浙闽粤赣湘的东南诸方言区有共同的文化,其特征是非主体性、离散性、潜力大和开放性。沿海和内地、各方言区之间业有差异。东南文化与中原的主体文化有同有异,它是中华文化的延伸和发展,数百年来推动了中华文化的进步。在中华文化的中原文化、东南文化、边疆文化三大板块中,东南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东南互保”与袁世凯

1900年6月,局势急剧变化.清王朝中央以载漪、刚毅为首的顽固排外集团,取得了主导地位,左右了朝政.6月10日左右,义和团在他们“道引”下,大批涌进北京.16日,西太后任命刚毅、董福祥招募义和团成军.八国联军于10日从天津向北京进犯,17日,攻占大沽炮台.16日至19日,西太后召集四次御前会议,光绪帝、荣禄与许景澄等剿拳和洋的主张,未被顽固派和西太后接受.21日,发布宣战与招抚义和团上谕,开始围攻北京公使馆.23日,西太后任命载勋、刚毅为统率义和团大臣,把义和团纳入官家轨道.     

福建省东南沿海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研究

本调查报告首先分析了福建省东南沿海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现状和产业结构调整所面临的重大影响因素,然后指出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最后提出了我们的政策建议。本报告认为福建东南沿海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应在遵循产业结构变迁规律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先导、以优质为核心,第一产业调整重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第二产业结构调整重在培育和创新,第三产业调整重在完善市场和服务,重点做好农业投入机制、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产业组织和制度、农业科技体制以及闽台农业合作等具体环节的工作,把握新时期的发展机遇,实现东南沿海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重组与优化。     

东南沿海县域居民阶层意识比较分析——基于福建省福清市和龙海市的调查

文章以抽样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对福建省福清市和龙海市居民的阶层意识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县城居民在主观分层标准中都突出了金钱/财富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同时,福清居民还强调权力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性,而龙海则强调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的重要性;在阶层地位的自我认同中,两县城居民的"中等认同"比例较高,且不同的地位认同对个人年总收入有显著差异.研究还发现,两县域居民在对经济地位获取的实然判断中既突出了能力主义的地位又强调了权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的重要性:在对经济地位获取的应然判断中则充分体现了能力主义的价值观.     

“东南邹鲁”称谓及石坊的寻绎

“东南邹鲁”是历史上对古徽州最为经典性的称谓。“东南邹鲁坊”是徽州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其原址在徽州师范学校食堂附近。现就其称谓和石坊的起源作一寻绎。     

论南宋时期东南漕供中的水脚糜费

南宋时期的东南漕运因漕供机制变化、转般与直达供漕方式的交替进行、漕供运程远及供输压力大而产生了水脚糜费。官般与民般这两种承运方式在运行中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水脚糜费。漕粮交卸地变动与州县官员违规办漕过程中的水脚糜费,导致上供欠折。对水脚糜费造成的上供欠折,宋廷借助货币政策与司法手段予以应对。     

论东南方言发展史中南迁与族群的关系

传统的历史主义语言观认为,南方地区吴、闽、客、赣、粤等方言是不同地域的北方汉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南迁所用的汉语发展而来。这种观点的基础是通过对现存方言事实与《广韵》音系的比较来构拟古今语言结构对应关系;而族群互动的文化史观则认为,南方汉语方言并非汉语,强调南方土著民族语言在这些方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东南诸方言在上千年的历史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是北方汉人带来的“纯正”的中原汉语,南方各民族都有不同程度的融合,而在族群的融合中,每种方言都在混化、交融的过程中走过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渝东南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建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保证。渝东南民族地区地处山区,交通闭塞,社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突出,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素质有待提高。基础教育薄弱,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渝东南民族地区也是重庆市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从重视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和巩固渝东南民族地区特别是农村中小学的教师队伍建设。     

张之洞在义和团时期的教案思想探析

晚清以降,自从外国传教士凭借着不平等条约深入内地传教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就相伴而生,其高潮就是义和团运动。在义和团时期,张之洞出于对国运的忧虑,反对义和团运动,镇压反洋教斗争,组织东南互保。张之洞的教案思想,既有爱国、护民、捍卫主权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委曲求全的一面,而妥协大于斗争。这种悲剧的产生,是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与抗争在张之洞思想中的一种反映。     

当前东南沿海产业转型升级面临问题及建议

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是“十二五”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当前,东南沿海^（1）正处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阶段转型的新时期,面对路径依赖、基础能力不足、自主创新技术欠缺、体制机制等问题,应营造良好的环境,处理好短期增长和长远能力提升的关系,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健全倒逼、激励机制．突出抓好质量、创新能力、人才队伍和教育体系建设,推进政府率先转型,探索设立示范区,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健康有序进行。     

张之洞在义和团时期的教案思想探析

晚清以降,自从外国传教士凭借着不平等条约深入内地传教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就相伴而生,其高潮就是义和团运动.在义和团时期,张之洞出于对国运的忧虑,反对叉和团运动,镇压反洋教斗争,组织东南互保.张之洞的教案思想,既有爱国、护民、捍卫主权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委曲求全的一面,而妥协大于斗争.这种悲剧的产生,是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与抗争在张之洞思想中的一种反映.     

渝东南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与对策

现阶段渝东南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一些制约因素。有针对性地加以建设,是加快推进渝东南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尽快摆脱其贫困、走向富裕的关键。必须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     

渝东南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渝东南地区在革命战争年代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很大,特别是各区县乡镇在开发和利用红色旅游资源中好的做法和成功经验值得肯定。但在走访调查中也发现各区县乡镇在开发与利用红色旅游资源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加强开发与利用,更好地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