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沈从文研究综述

新时期以来，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贡献已经理所当然地得到充分肯定。固然，这首先源于沈从文作品超越时空的艺术生命力，但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一批研究者扎实勤奋的工作和换而不会的探索。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始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为原则对历史及历史人物进行重新的反思和认识，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道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在海外及香港的研究成果得以传入的同时，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研究也逐渐从校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     

大月氏的西迁及其影响

公元前二世纪中,生活在甘肃西北部的月氏,迫于匈奴和乌孙的压力,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两次西迁,引起了一场民族大迁徒,使中亚、南亚的历史发生剧变,影响广及西亚、中国以至东欧,极大地促进了中西交通的发展。本文拟就此历史事件的进程及其直接影响作一探讨。     

沈从文文学批评论

沈从文是中国新文学久负盛名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有个性、有影响的批评家,本文重点论述了沈从文的文学批评观和批评个性,力图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总体框架下把握沈从文的理论贡献,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     

论沈从文笔下的生命硬汉形象

沈从文小说中的生命硬汉形象系列是以往的论者所未关注、未挖掘的。本文从沈从文的生命信仰及其传奇般的人生经历的角度切入 ,分析沈从文作品中的生命硬汉形象 ,此类形象的内涵与沈从文特有的历史忧患意识密切相联。     

沈从文与熊希龄及近代湘西边地士绅文化传统

作为湘西边地的近代文化精英,熊希龄和沈从文都是务实求真、勇于探索的湖湘文化朴素精神之代表。这两个湘西凤凰人有着颇有意味的历史交集,一方面熊希龄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和影响了沈从文的人生选择和文学道路,另一方面沈从文对于熊希龄所代表的士绅文化传统有一个认知的嬗变过程,从湘西时期的逃离到北漂时期的排斥,再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重新审视。沈从文与熊希龄的历史交集反映了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湘西边地文化精英们向外探求和突围的艰辛历史轨迹。     

沈从文、老舍和左翼文学关系疏离原因探析

老舍和沈从文与左翼文学流派的关系较为疏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少数民族身份所致.民国之后革命派对满族的排斥,导致老舍对政治和革命的恐惧,以至于站在冷眼旁观的位置.满清王朝对湘西苗族的血腥镇压和沈从文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后汉族对苗族无辜百姓的杀戮,使具有苗族血统,具有多年从军经历,看透了所谓"政治"和"革命"本来面目的沈从文对政治和革命极为反感.他们都是在"五四"启蒙精神的感召下登上文坛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促使他们仍然传承了传统文化再造和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主题精神,追求文学的独立价值,反对文学依附于政治.     

沈从文:创伤的执著·性灵的诗人·未熟的天才

从心理学和精神科学层面介入沈从文研究,是探索沈从文及其作品独创性的崭新有效途径。在自我发现、想象和建构过程中,沈从文形成了自卑与自负氤氲互生的两极心理机制和精神结构。沈从文文学理想国的建构,是自我同一性生命经验持续发酵和有效扩展的结果,并在都市和乡村两大题材交替创作中逐渐确立自我的价值倾向。创伤的执著及其选择性记忆和艺术投射,是沈从文独创性的深层心理动因和精神起源,为他赢得诗性智慧的绽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地方色彩勇猛的辩护士,沈从文在田园挽歌和历史感伤中,唱出中国人文主义的失乐园情怀和乌托邦再造梦想。因为自我两极心理机制和精神结构的凝固、偏执、缺乏弹性,因为动力源的难以再造和重构,因为执著于抽象和观念的思维迷障,因为历史暴力的干预,因为自由创造空间的丧失,他在寻求以伟大形式构筑更辉煌人性乌托邦的道路上停下探索与创造的步伐。     

沈从文性爱观论

沈从文在他的性爱观中倾注了深沉的道德理想,他视美好的性爱为改造现实社会中自私、丑恶之人性及其政治的有效方式.沈从文的性爱观受到地域文化、宗教文学、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的多重影响,这些融合成为沈从文性爱观的丰富内涵.     

论沈从文的干校书信和干校诗

本文以沈从文在咸宁五七干校下放期间书信为切入点,研究沈从文下放后遭遇到的乡土经验,以及在这种乡土经验刺激下的诗歌创作,进而挖掘书信的文化内涵。书信与旧体诗间的巨大反差与补充,为干校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书信彰显了沈从文的自我精神与独立的审美意识在特定历史境遇中面临的挑战与尴尬,有助于以沈从文的现实境遇烛照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经验。     

沈从文的“审美政治”——读《烛虚》

沈从文在其1941年出版的《烛虚》一书中深刻揭示了他对政治生活的基本看法,与那个时代主流的文艺观念不同,他主张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在于用一种审美的生命观教育大众,并希望能借此为抗战和建国提供必要的精神准备。《烛虚》一书因此集中表达了沈从文的审美政治构想。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沈从文30年代以来的创作,从而才能突破有关他作为一个"乡土文学作家"的传统看法。     

《红黑》、《人间》与丁玲的早期编辑生涯研究

《红黑》、《人间》是丁玲、胡也频、沈从文三人与上个世纪20年代末上海商业化的出版界较量的产物,其停刊的原因,除力量的悬殊外,也因丁玲、胡也频与沈从文之间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丁玲在这一早期的办刊实践中体现了充分的编辑自觉。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现代的楚风、楚辞”——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写作中的《楚辞》渊源

在三十年代的《湘行散记》和《湘西》中,沈从文因返乡机缘而集中思考其写作的文学源头,实现时空双重意义上的返乡之旅。进入四十年代,沈从文关注时局与历史的走势,在杂文中对楚人性格进行思考与总结,因此,有必要由长时段视角厘清沈从文独特的文学资源。     

巫楚文化的自然拜物教与沈从文的《边城》

沈从文是一个崇拜自然的作家.沈从文式的自然崇拜不仅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潮中的"泛神论"有关,更源于他对作为中华古老文化孑遗的巫楚文化的直接承传.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滋养了沈从文这位有着深挚的对于自然的"泛神信仰"的文学赤子的,乃是历史上的湘西社会--那片"人神和悦"的自然家园.<边城>的悲剧是人类自然情感和道德情惑冲突的悲剧,预示了人类文化的走向.     

1931～1990:沈从文情爱书写的效果历史研究

从20世纪30年代始,沈从文的情爱书写就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争议,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由此几经沉浮。如今,从作家和作品的角度研究沈从文的文章已数不胜数,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本论文另辟蹊径,从读者的角度,引入西方解释学文论中效果历史的概念,对八十年来沈从文的阅读理解史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展现了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沈从文情爱书写的接受情况。     

帕瓦罗蒂勤奋成才

歌唱家帕瓦罗蒂小时候家里很贫困,迫于生活压力,他不得不报考师范学校。17岁那年,他开始在一所小学教书。     

西宁出土明代骠骑将军田应龙墓志铭考释

西宁出土的明代都司佥书、骠骑将军田应龙的墓志铭,规格较高,而且田氏墓存在一墓之中2具骸骨却同时出土3个墓志铭等疑团,值得探究。本文在对墓志铭进行考释,并在对相关历史背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田氏墓的若干谜团提出初步推测,认为在明崇祯末年西宁地区被农民军政权控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田应龙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可能临终前曾化名田登。     

论沈从文文化偏执引发的文艺论争

沈从文的文化偏执、政治态度与文艺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三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而文化偏执决定了他所采取的文化视角，局限了他对当时政治是非与文艺曲直的思想认识。     

论《边城》意象的文化价值

凝固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模式不能认识一个作家的真面目,尤其对于沈从文。“避免由社会阶级的方面而力图由文化方面评价历史,是沈从文区别于同时代作家,的自己的选择。”当我们冷静地观照、测量沈从文的“《边城》体系”的文化价值之后,我们说沈从文是中国新文化继鲁迅之后第二个在封闭民族传统文化之内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作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小说中存在着两种力量,一种是人物,另一种是一群不属于人物的东西。”后者就是小说人物之“象”外的“物象”,物象上的思想感情是一种隐喻式的思维。我们现在有必要来还原一下沈从文对于文化——这个难解的斯劳克斯之迷的思维。     

汉代骚体赋创作动因管窥——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

论文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探讨这种压力对骚体赋创作的意义。两汉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使汉代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笼罩在皇权的威严之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特点又施加给知识分子不同的思想压力。以汉代历史发展进程为序,两汉文士的政治思想压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汉初意识形态压制下的痛苦;西汉前中期诸王宾客的危机感;汉武帝朝文士对专制统治的畏惧;东汉文士在宦官外戚乱政下的不安全感。这些压力成为汉代骚体赋创作的重要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