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企业和东道国政府合作共赢的演化博弈和决策研究

基于行为人有限理性具有动机公平偏好的假设,论文定义跨国企业和东道国政府为委托代理关系,构建了企业和政府在不同引资政策下的博弈模型,探讨了跨国企业和东道国政府的演化博弈过程及其均衡点,分析了博弈双方最佳决策以及合作共赢机制。研究表明:东道国政府给予跨国企业的收入分配比越高,跨国企业越努力工作,其最优努力程度还与规制系数、风险规避程度、规模和优惠产出系数相关;东道国政府给予的收入分配比受风险规避度、产出方差和规避系数的影响;在激励与规制相结合的引资政策下,基于动机公平的博弈双方能达到演化稳定点,实现跨国企业和东道国政府合作共赢。本文将演化博弈和合作共赢纳入分析框架中进行动态分析,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及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     

企业自主创新、模仿创新行为与市场结构的演化研究

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企业自主创新行为、模仿创新行为与市场结构的演化,研究表明,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市场中进行自主创新投资的企业的比例以及市场结构将演化稳定。政府的宏观调控对于企业自主创新行为以及市场结构的演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供应链企业碳减排投资策略选择与行为演化研究

基于当下气候变暖的背景中有社会责任感的消费者对低碳产品有特殊偏好的情境,研究上游企业主导的供应链在面对具有低碳产品偏好的市场消费者时,上下游企业的减排投资行为与策略。依照Stackelberg博弈模型,构建上下游企业采用不同的行为策略的支付矩阵。进而,应用演化博弈理论中双种群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得到上下游企业减排投资行为的演化稳定策略:当需要较大的投资或者下游企业分担减排成本意愿较强时,由处于主导地位的上游企业实施投资减排是稳定的;当需要较小的减排投资或者下游企业分担减排成本意愿较弱时,上下游企业组成的供应链中必然会有一个企业实施减排。最后,指出了减排投资系数和下游企业分担投资成本比例的不同对演化博弈稳定均衡的影响。     

考虑双均衡的港航供应链可持续投资研究

针对港航联合可持续投资问题,构建了静态Stackelberg均衡与动态演化博弈双均衡联动模型,在政府碳排放规制和碳交易市场双重因素下,研究考虑可持续发展的港航供应链减排技术投资策略。研究表明：随着投资成本分担比例的增大,在静态Stackelberg均衡下,航运公司投资意愿逐渐降低,而港口却始终偏好自身投资,此时系统均衡策略由航运企业投资的囚徒困境转变为港口投资的帕累托最优;在动态演化博弈下,稳定结果是航运企业投资转变为港口投资。并从政府-市场-企业三方视角发现：(1)企业长期低碳投资策略与政府碳排放限额无关;(2)企业需要关注碳交易市场价格、托运人对可持续水平敏感度以及价格敏感度,这些参数值增高会降低碳排放量;(3)随着航运企业分担比例的增大,碳排放量呈现上升趋势。最后结合静态与动态投资策略,为政府、港口和航运企业可持续投资提供建议。     

基于演化博弈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政策选择研究：政府行为VS.公众参与

在中国“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通过有效的环境政策驱动绿色技术创新以缓解节能减排压力是亟需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基于多主体关系分析、演化博弈理论、情景模拟仿真方法,构建政府和企业、公众和企业的两方演化博弈模型以及政府、公众和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情景模式和不同执行力度下的政策模拟仿真,综合探究政府、公众、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中的行为策略选择和系统演化轨迹。研究发现：(1)两方演化博弈模型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与其成本收益密切相关,但有效的公众参与为企业在成本小于收益情况下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提供了可能,即公众参与是企业改变短视行为、进行前瞻性创新的关键因素;(2)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下,政府和公众的稳态条件与单独考虑政府和单独考虑公众的稳态条件相同;但企业的稳态条件则需考虑公众举报对企业声誉带来的影响,其是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3)情景模拟仿真结果表明,随着环保宣传、技术创新激励、环境管制、公众关注、公众举报强度的增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演化速度不断加快,即不同类型的政府行为与公众参与均会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总结而言,在政府行为外生引导的基础上,应着重激发公众参与的重要调节效应,从而以企业利润为抓手引导绿色技术创新行为进入内生演化路径。     

政府与企业在环保政策执行中的博弈分析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针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式,本文通过对政府环保监督管理部门与是否执行环境保护政策的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博弈分析,并且建立了博弈模型,以此分析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均衡,从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责任式创新的多主体演化博弈研究——以新冠疫苗研发为例

责任式创新需要多主体的共同参与,探索企业、消费者、政府等多主体的演化博弈规律,对于推动以新冠疫苗研发为典型代表的责任式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新冠疫苗研发为例,构建了企业、消费者和政府三方在实施责任式创新行为中的演化博弈模型,并通过MATLAB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责任式创新过程中,三方最终的演化稳定策略是企业实施责任式创新、公众参与责任式创新,但政府弱干预(消极提倡)责任式创新;企业的收益和成本、政府补贴均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演化结果,而对政府决策影响较小;利益相关者的初始状态对三方演化收敛速度有显著影响。     

非线性技术演化条件下的专利研发投资决策研究

本文将基于TRIZ理论的非线性技术演化规律引入到专利研发投资的期权博弈模型中,分别在完全垄断市场和双寡头竞争市场条件下,讨论了受技术演化影响时企业所蕴含的实物期权特征,并基于博弈均衡分析了企业于技术演化时间轴上进行专利研发投资的最优投资时机选择和面对具有不同投资风险技术时的应对方案。研究结果表明：在非线性技术演化条件下,完全垄断市场中的企业投资临界值会随技术发展下降,进而促使企业对高技术风险专利展开提前投资;在双寡头竞争市场中,企业会为争当领导者而选择放弃其期权价值,将投资提前至专利价值较低的技术发展初期执行,形成非帕累托最优的同时投资均衡;此外,企业会对高风险高收益的技术呈现优先投资的偏好。本文的结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企业在技术发展初期就进行高额研发投资的动机,以及技术自身属性如何对投资决策造成的影响,可以为现实中企业在面临类似投资问题时做出理性决策提供参考。     

基于多种污染物损害视角的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合作策略研究

考虑多种(非累积性和累积性)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不同损害的前提下,首先基于Stackelberg博弈分析占主导的地方政府和跟随的工业企业各自的动态决策过程,确定工业企业的最优污染物排放量;随后运用最优控制理论构建两个相邻地区在非合作和合作博弈下关于跨界污染最优控制的博弈模型,分析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策略,包括最优的环境保护税、污染治理投资,探讨污染物存量的动态变化情况,并对此两种博弈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理论及仿真分析表明：无论地区间是非合作还是合作博弈,工业企业的最优污染物排放量与其污染物减排比例的相关性不确定;每个地区的最优环境保护税与污染物减排比例呈正相关。但合作博弈下,每个地区均会考虑其非累积性污染物排放对其相邻地区造成的损害;每个地区均会增加污染治理投资;所有地区的总收益高于非合作博弈下,且高出部分(合作剩余)受累积性污染物的损害以及非累积性污染物对相邻地区损害的影响,但是与非累积性污染物对本地区的损害无关。     

环保督察与地方政府履责行为的博弈分析

本文采用博弈分析方法,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环保督察与地方政府履责行为的相互作用。研究表明:(1)环保督察机构与地方政府存在动态演化博弈行为,以寻求相对稳定的均衡点;(2)处于终局均衡点时,地方政府履责情况,环保督察保持何种强度,取决于地方政府履责的边际成本、惩罚效应、环保督察的边际成本、督察机构激励效应4个因素;(3)问责和激励相较双方的边际成本易于控制,是提升督察效果的关键,但单方面加强环保督察强度或提高督察激励,与实现地方政府履责并非必然关联,应综合权衡问责和激励策略,以提高地方政府的履责水平;(4)降低边际成本是提高地方政府履责水平的治本之策。     

基于微分博弈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流域环境治理的市场失灵是外部性产生的根本原因,政府主导下的生态补偿机制能够将流域环境治理的外部效应内部化,是解决流域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本文基于微分博弈模型,研究生态补偿机制对流域上下游政府治污努力的影响,通过对比无生态补偿、有生态补偿和中央干预三种情形下上下游政府的博弈均衡解,分析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作用,并提出对策建议,为完善中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在解决流域环境治理问题时,上下游政府各自为政的非合作方式绝不可取,中央干预能够有效提升流域整体收益,但当下游政府给予上游政府足够大的生态补偿时,能够极大激发上游政府的治污努力程度,促使流域整体收益达到最优。基于此,本文认为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应当完善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建立有约束力的流域生态补偿激励机制,并考虑流域实际,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当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     

基于演化博弈和优化理论的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

通过对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进行研究,以探寻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并解决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引发的问题。首先,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博弈过程及相关的利益冲突,并考虑当群体间存在信息交互时,监管部门采用舆情引导的情况下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演化特征。其次,运用优化理论探讨了监管部门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整体利益时应如何解决环境污染事件。研究表明监管部门加强舆情引导、避免发布错误信号、提高其公信力均有助于环境污染事件冲突的规避和解决;对于污染的治理问题则可以合理采用实物保护和警告处罚等方式。本文在综合考虑长远影响和整体利益的情况下,考虑信息交互并引入舆情引导,运用演化博弈和优化理论探讨监管部门应如何有效地处置环境污染群体事件这一问题。     

竞争供应链中制造商环保技术投资决策研究

本文考虑消费者对质量差异化产品的异质性偏好以及环保意识,建立了消费者效用函数以及产品需求函数,构建了差异化竞争制造商及其零部件供应商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进而,研究了竞争供应链中制造商环保技术投资策略,考察了市场竞争对供应链均衡定价决策、环保技术投资决策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制造商总是会选择更高的环保技术投资水平,但消费者也需为此支付更高的产品溢价;制造商环保技术投资会影响产品销售价格并有利于提升消费者福利,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制造商总是有动机选择投资环保技术,而技术水平较低的制造商则不会有动机选择投资环保技术;市场竞争会导致供应商和制造商定价决策的变化,但此时供应商反而能够获得更多利润。     

演化博弈视角下地方环境规制部门执法策略研究

通过建立环境规制中地方规制部门与排污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博弈双方的决策演化规律,着重分析了地方规制部门环境执法的影响因素,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地方规制部门与排污企业的决策演化规律一共包含12种情形,对方策略既定条件下治污和执法策略的相对净支付决定了博弈主体策略选择。加大中央(上级)环保部门对地方规制部门的奖惩力度、提高环境规制标准,能够促使地方规制部门提高环境执法力度,而且加大奖惩力度的促进作用要大于提高环境规制标准。对环境执法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因素是地方政府干扰,其次是环境执法成本。污染削减技术创新既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环境执法力度,实证结果表明其降低了环境执法力度。企业污染物产生量越大,地方规制部门越倾向提高环境执法力度。地方规制部门的环境执法特征是现有政治、经济和环保体制下多方互动的均衡结果。     

社会责任消费行为量表研究

在创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日益受到政府和公众的重视.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界定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概念,结合深入访谈的结果初步形成这一概念的构成维度,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建立中国消费者SRCB-China量表.研究发现,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由9个维度构成,即保护环境、节约能源、保护动物、监督企业和维权、支持企业的负责任行为、抵制企业的反责任行为、支持中小企业、适度消费、支持国货.数据显示,SRCB-China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内容效度、收敛效度、区别效度和校标效度.     

动态博弈下引导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政府低碳规制研究

低碳技术创新是解决高排放的重要手段,本文首先针对低碳技术创新复杂系统进行分析,根据政企双方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博弈状态和博弈形成机理,建立了动态赋时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的决策做出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系统性能指标的时间量特性影响。政企在低碳技术创新行为决策博弈中,某一时段的目标函数取决于当前双方的博弈状态和前一时段演进过程中博弈结果。然后,建立了动态博弈下的企业目标决策模型和动态博弈下政府目标决策模型,以利润最大化来组织生产的企业,政府的低碳规制会直接影响企业低碳技术创新决策行为,政府的低碳经济与环境保护责任目标要求企业的单位排放量的销售额是稳定增加的,或者单位销售额的排放量的稳定下降,这就要求不断地进行低碳技术创新。最后,给出了双重集成引导低碳规制的路径选择方法,并以安徽省部分调研企业数据为例进行了仿真应用验证,验证结果表明所设计的低碳规制路径的合理性,为低碳环境下政府制定合适的引导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政策规制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三级装备制造业供应链质量管理行为研究

作为我国工业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供应链环境下装备制造企业的产品质量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重点考虑产品质量对供应链收益的影响,运用微分对策理论研究由单一制造商、单一部件供应商和单一零件供应商构成的三级装备制造业供应链质量管理行为的协调问题。通过对比Nash非合作博弈和Stackelberg主从博弈两种分散式决策模式及集中式决策模式下协同合作博弈的均衡结果,得到相关结论,并利用算例进行验证。研究表明,①分散式决策下,制造商的质量管理行为相同,但相比于Nash非合作博弈,Stackelberg主从博弈能够改善部件供应商和零件供应商的质量管理行为,提升供应链成员的收益水平;②集中式决策下,供应链成员的质量管理行为达到最优,系统整体收益实现最大。研究结论为装备制造业供应链成员间质量管理战略联盟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市场导向下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形成路径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宏观环境因素对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直接影响正在解构.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绿色管理行为实质上是市场机制下企业的自组织行为.基于此,本文剥离了宏观环境因素对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影响,基于市场和企业互动关系的视角,从市场导向因素、企业内部因素和企业绿色管理行为三个角度,构建了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形成路径模型.通过对我国东北地区302家企业的实证数据分析,验证了理论模型及相关假设,并提出了相应的公共政策建议.实证结果表明:(1)市场导向因素与企业绿色管理行为间并无直接关系,而是通过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绿色管理行为产生影响;(2)市场导向因素和企业内部各因素之间均存在着相互作用,从而明晰了市场导向下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形成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