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清华工宣队诸问题述评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1968年7月底进驻清华大学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的重大事件之一,并且标志着文革初期的重大转折.本文结合清华工宣队的个案情况,评述下列有关四个方面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的血统论之争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副号称“鬼见愁”的血统论对联,围绕这副对联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血统论在“文革”中如山洪暴发并不是偶然的,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文化大革命”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

“文革”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有三类：一是在“文革”前已创作出有影响作品而又被允许继续创作的，二是在“文革”前有习作练习或发表的；三是从未写过作品的。这样的创作队伍构成，反映了当时对“十七年”文艺的否定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与此相关，“处女作现象”和新时期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在“文革”中开始起步，成为值得注意的问题。     

义和团运动蒙昧性的文化探源——兼论对“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由于义和团运动和“文革”在国民群体的信仰方式和行为方式等重大的方面继承了共同的蒙昧文化基因,所以义和团式的外在群众运动形式和相应的内在运行逻辑也就必然在“文革”中再次猛烈爆发出来。而当中国在义和团运动一百年之后再次面临新的世纪尤其是面临世界民主化和全球化潮流的时候,以往这两大悲剧之间的传承关系实在到了应该认真清理和认识的时候了。     

“五四”时期张闻天关于“变革社会”的思考

“五四”时期,张闻天已经开始思考中国社会之根本变革问题。在“五四”的战斗篇章中,他表达了对中国未来政治的深刻思考：一是推翻封建专制统治,“铲除士大夫阶级”;二是建设民主共和政治,“以国利民福为归”;三是依靠“劳农界人”,以农村为根基“起革命”。这些精辟独到的见解,不仅在当时具有前瞻性和世界眼光,对百年后当前的中国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十四五”时期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民营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与发展,“十四五”时期民营经济将继续发挥助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作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呈现超高速度、超大规模与高度空间聚集的特征;创新驱动发展受到普遍重视并已产生全球影响力;成长较好民营企业股权结构由高度集中向多样化转变;社会责任意识与履行社会责任整体水平显著提升等特征。同时,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传统观念的偏见、资金短缺、成本高企、市场开拓难度大和营商环境欠佳等问题。因此,“十四五”时期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提高金融服务能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向价值链高端化迈进;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拓宽经济发展空间;创新企业管理模式,弘扬企业家精神。     

“文革”时期的河北美术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对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做了完全违反实际的估计，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和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各个方面塞满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所以，《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①通知一经发…     

“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献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

“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学术活动,在语言方面确立以普通话为国语并重视方言及调查研究,在文艺方面重视口承文艺的发掘,都取得了积极的历史性成果。     

“文革”时期的“红色圣歌”

一“文化大革命”中歌颂毛泽东的歌曲铺天盖地、不可胜数,最重要的显然首推《东方红》。原歌是晋西北民歌《芝麻油》(一首情歌小调),歌词为:“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在延安时期先由安波等人重新填词改成反映抗日内容的《骑白马》,歌词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嘿呦,打日本就顾不上。要穿灰,一身身灰,肩膀上要把枪来背,哥哥当兵抖起来,呼儿嘿呦,家里留下小妹妹。”随后,陕西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又重新填词改成《移民歌》,《移民歌》是依照…     

清代乾隆时期广西的“文字狱”

清代乾隆时期,文字狱的情况各有不同,这于发生在广西,或与广西有关,或波及广西的文字狱狱案中可反映出来。乾隆初期,文网宽疏,对文字之罪的处理较为宽大;乾隆中期,文网密布,文字狱狱案频发,处理严酷,发生在广西的狱案就有数起;乾隆后期,从乾隆帝对一宗始发于广西的文字狱狱案的宽大处理可看出他在处理涉及民族宗教问题案件时的谨慎,也反映出当时因形势所迫,朝廷无力苛求文字,文网弛禁的状况。     

“文革”群众权力争逐的典型例证——清华大学1967年5月“革命委员会”成立流产记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进入了全国性的夺权斗争阶段。根据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各单位(或部门)和各地区按照“三结合”原则(即由解放军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组成文革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1966年12月经过上     

“文革”时期农村工业化战略的实施

本文探讨了＂文革＂时期农村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情况。＂文革＂时期农村工业化战略的实施虽然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仍取得了一定成绩。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推动当今我国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十二五”时期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研究

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十二五"时期,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首先要妥善解决好二者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迁村并居的推进问题、土地出让收益的分配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等;其次要深入研究二者协调推进的环境条件、动力机制和成功模式等;最后要重点探讨二者协调推进的对策措施,以指导实践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台湾同胞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中国”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 ,一些台湾同胞曾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中国”发生密切联系 :有人奔赴苏区 ,有人向《红色中华》投稿、写信 ,等等。他们为中国革命和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明代弘嘉时期中州诗学与“文选学”

弘嘉时期是《文选》在明代流传的一大转关。《文选》诗作为汉魏古诗的审美范例,反映了我国中古诗歌的演进,而以中州文人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复古派恰好以汉魏古诗为宗,便赋予了《文选》诗辨析源流、指导创作等诗学功能,明代"文选学"的文学性也由此凸显。总之,"文选学"、中州传统文化、中州诗学三者阐释共通,加之李梦阳、何景明等文学领袖的激励,弘嘉时期的中州诗坛出现繁盛局面,所阐发的诗学理念既推动了汉魏复古诗学的阐释,又在一定程度上以正统诗学维稳明代诗学。     

“十四五”时期新的战略部署与理论发展

我国十四五时期进入了特征明显的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了诸多方面新的战略部署。本文着重从战略指导思想新思路、战略目标新规定、战略路径新指向等方面进行分析,对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战略判断及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举措与推动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做出思考。     

延安时期史学关切与“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

延安时期史学工作者发扬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将史学研究纳入救亡图存的轨道,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中国化,“五朵金花”问题也在其中孕育生发。新中国成立后,“五朵金花”竞相绽放,其讨论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研究程度之深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都是空前的。可以说,延安时期的史学关切催生出“五朵金花”,也为“十七年”时期“五朵金花”的盛开奠定了坚实基础。“五朵金花”作为政治与学术交织下的产物,它既服务于当时的社会、呼应了时代主题、配合了革命任务,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积极探索。时至今日,“五朵金花”问题虽曾遭到过质疑或诟病,但深入反思并总结其中的问题与经验仍然对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学习“七一”讲话精神 实践“三个代表”思想

本文紧密结合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运用政治组织结构理论,分析了“三个代表”的超越式代表特征,并从理论、实践上论述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与“三个代表”中的先进性的关系,认为“三个代表”真正全面地实现要求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坚持阶级先进性,这是实现“三个代表”的惟一党性基础和根据;最后作者从分析社会民主党现象入手,提出在当前市场经济带来的多元环境条件下党要重视大群众基础,并论证了党增强阶级基础与扩大群众基础的对立统一关系。     

关于“十二五”时期税收发展的几点看法

本文根据新时期我国税收发展的任务,结合国内外形势发展的特点,在十一五税收战线取得成绩并形成一系列新思路的基础上,就十二五时期税收发展提出四个基本观点,即要在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分配秩序、关注国际问题的总体要求下,努力实现税收为转变发展方式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为国家财力持续发展服务与为国家战略发展大局服务的四大目标。     

辛亥革命时期海关“中立”之表现及其原因

武昌起义爆发后,以总税务司安格联为首的中国海关,为了攫取税款的保管权、确保中国照旧偿付外债及赔款,采取了在清政府和革命党人之间保持“中立”的策略。西方驻华使节对海关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支持,使海关的“中立”得以维持。海关的“中立”,以当时的局势有着重要影响。清政府和革命党人之所以肯坐到谈判桌前,因海关“中立”而带来的财源枯竭及军火匮乏当是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