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笔下的道教先驱者——《三国演义》与道教文化研究之一

本文引用了正史、别集、笔记及道书等大量材料,与《三国演义》所描写的道人于吉及其《太平青领书》,张角及其奉行的太平道,张陵、张鲁及其奉行的五斗米道,以及道人左慈以法术戏弄曹操等,进行了详细比较,充分证明了罗贯中对上述早期道教的先驱者们明显寄予高度同情甚至赞赏的倾向,并进一步分析论证了罗贯中作为理学家何以如此赞赏道教的原因：因为理学《太极图》学说实源于道教的《先天图》;宋元心学与道教又同时受禅宗“心即是佛”的影响;道教与儒学又都以济困扶危救苍生为宗旨;东汉末年与金元、元末社会背景及宗教特征极为相似;而正史和《演义》中道教人物又都与曹操作对,这恰又符合罗氏拥刘反曹的倾向。     

二十世纪《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 ——《三国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

二十世纪《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在版本的调查、辑录、整理和版本系统、衍变的考证以及罗贯中原本形态的探考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整理和总结其中的得失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深化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     

《三国演义》作者籍贯研究述评——《三国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

由于传世材料的匮乏与抵牾舛错，罗贯中的籍贯至今聚讼纷纭，尚无定论。明清以来，主要有五种说法“太原”说；“东原”说；“钱塘”说；“慈溪”说；“庐陵”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争鸣逐渐集中到前两种意见。作为基础研究，探讨籍贯问题的价值与意义不仅在于决此悬案，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推动和深化《三国演义》的整体研究。站在世纪之交，对该课题的学术进程作一番认真的清理总结，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在山东泰安召开,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就《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版本与成书过程;罗贯中的籍贯问题;《三国演义》《水浒传》人物形象、思想文化内涵;小说艺术的运用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小说评点、传播、接受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又和谐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观点,为《三国演义》《水浒传》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     

《傅子》与《三国演义》

《傅子》中收录了大量有关三国纷争及人事沈浮的故事，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将其中的大量篇幅首尾完具地引入，所引达五十三条约六千三百余字，为罗贯中的创作的《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都取材于《傅子》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

本文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全面梳理了<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指出: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中,依据<三国志>(包括裴注)、<后汉书>提供的历史框架和大量史料,参照<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对通俗文艺作品加以吸收改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终于写成雄视百代的<三国演义>,成为三国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典范.在论述中,澄清了一些不准确乃至错误的认识.     

罗贯中的著作权能否定吗——也谈《三国演义》的作者问题

罗贯中是古代伟大的通俗文学作家,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诞生于明代初期不是偶然的,完全符合文学自然发展演进的规律。《三国演义》成书后数十年间不见于文献记载,那是明初错误的文化政策造成的结果。罗贯中具备创作《三国演义》的时间、艺术素养和生活阅历,其著作权是不可否认的。     

《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作者生活时代研究述略：－《三国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

<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作者生活时代一直尚无定论.关于作者生活时代的说法主要有"元末明初”、"宋代乃至以前”、"元代中后期”、"明中叶”等数说.成书年代的探讨则基本上以这种说法为框架.本文以史为经,以"说”为纬,对此作了详今略古、突出重点的梳理,以期鉴往知来,对今后<三国演义>的整体研究有所裨益.     

《荀子》文献学研究述略

虽然荀学对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但学者对其研究一直不够。就《荀子》一书来看,自唐代杨倞作注后,宋、元至明代中期,学者的训释及勘刻极少。直到清乾嘉时期,在考据学的推动下,《荀子》一书才在版本、文字训诂与考释等方面有所突破,郝懿行、王先谦等人的研究获得了较大的成就。20世纪初期,关于《荀子》的研究进入全面发展期,刘师培、梁启雄等人对其进行了较为精要的校勘与评述。建国后,研究的规模盛况空前,虽然取得的成果比较全面系统,但仍存在许多弊病与不足,并未实现对前人的全面超越。     

《三国演义》与讲史平话渊源关系研究述评

讲史平话与《三国演义》成书的关系十分密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研究者除了在“说三分”、《三国志平话》等相关资料的钩稽、发现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外,也从情节内容、叙事构架、叙述艺术、史诗母题、思想倾向、文化精神等方面对罗贯中创作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罗贯中笔下的三国人物之死

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魏、吴、蜀三方人物之死 ,并不严格按照历史事实 ,而是视其对蜀方的利害 ,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表现了其鲜明的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性 ,也充分体现了他的艺术独创性。罗贯中在人物之死上的艺术独创性与其作品的思想倾向性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三国故事的传播方式及与《三国演义》之关系

三国故事的长期流传,是各类传播方式共同参与的结果,经历代文人撰述与长期的民间记忆,相关故事呈现出多样的姿彩和状貌,也因此出现差异和演化。此多元并存的特征,也影响到《三国演义》的成书。《三国演义》的完成是三国故事漫长流播史的一个环节和支脉,它并不是三国故事传播的最后定本。     

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关系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裴注的资料进行了全面而认真的梳理和考辩,并在服从于《三国演义》整体创作要求的基础上,对裴注的资料加以引用,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甚至细节。     

近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

中国《三国演义》研究状况活跃 ,关于版本与作者、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地域文化与《三国演义》以及电子化数字化研究等新方法问题 ,得到了充分的阐发。学术界热烈的研究探讨气氛 ,多角度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老中青的结合 ,学术会议的定期召开 ,及时交流 ,使得这一研究领域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     

论《三国演义》中“义“的悲剧性

在《三国演义》中,尽管“义”贯穿小说始终,但由于“义”的理想化和现实性之间的尖锐冲突,忠义难挽颓波,这就使三国的历史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大悲剧,一个道德的大悲剧。本文着重在于通过对理想人物(即悲剧主角)的性格分析,展现“义”是如何在同一人物或不同人物身上得到矛盾统一的,从而能对“义”——这一对数百年的民族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道德内容作出一定的分析和评价。     

《三国演义》艺术品格的再认识

《三国演义》是我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历史演义小说,尽管其题材有历史的依据,但作为一部小说,其本质品格则是虚构的,是作家想象与虚构的产物.这在构成小说基本要素的结构框架的安排、人物形象的描写、情节走向的设置以及兴衰存亡的溯源等方面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三国演义》与戏剧曲艺渊源关系研究述要

戏剧曲艺与《三国演义》的关系十分密切。从成书的角度而言,元杂剧三国戏对《三国演义》的影响尤为重要而直接。20世纪20年代以来,研究者除了在钩稽和统计三国戏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外,也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思想倾向、艺术表现、文化精神等方面对元杂剧三国戏对罗贯中创作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探讨。     

论《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及其创作性质

评价文学的标准是艺术感染力。《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在于它有意突出的情感因素是渗透弥漫于全书的本质特征 ,使一部主要以故事取胜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诗意 ,成为耐人咀嚼的“有意味的形式” ,标志了《三国演义》的文学水准和创作性质。进而表明 :我国历史小说由“讲史”话本向章回说部的过渡 ,其实是民间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转变 ;罗贯中《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 ;中国古代由个人创作长篇小说的历史从罗贯中《三国演义》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