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歌诗艺术考论

以往研究东晋南朝歌诗艺术的学者 ,更多地侧重于对歌诗文本的解读 ,对于歌诗创作、表演和消费的情况则明显重视不够。本文在把歌诗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消费产品的前提下 ,对东晋南朝时期 ,王室、贵族到文士们的歌舞声色消费活动及艺人们的歌舞表演活动 ,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认为正是这些精神消费需求 ,为当时民间的歌诗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并促使文人和歌舞音乐艺人在充分吸收民间歌诗鲜活生命力的基础上 ,又有了全新的创造 ,从而极大地活跃了娱乐市场 ,使歌诗艺术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并对唐以后歌诗与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王维“歌诗化”自觉之考论

王维有其卓绝的歌诗地位。王维诗歌的歌诗化程度高，这也是王维诗歌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王维不仅仅歌诗创作的起步早，数量多，而且其歌诗艺术的形式全，质量高。王维诗歌“歌诗化”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具有“情绪的大众化”、“题材的民俗化”和“语言的简约化”三个特点。而其“歌诗化”的特殊自觉，则建筑在“特殊的歌诗风气”、“特殊的歌诗效应”、“特殊的歌诗条件”之上。     

齐地音乐论略

人类早期的艺术大致可分为两种“集合体”：其一是以声音、节奏为主体的音乐、歌诗和舞蹈艺术；其二是以造型、色彩为主体的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人类早期有过音乐、歌诗、舞蹈同源的“三位一体”的时代，三者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而音乐则为其母体。例如舞蹈，即使是...     

论西晋乐府诗中故事体歌诗表演方式对内容的影响

乐府诗音乐文学的特质决定了乐府诗研究需要音乐、文学两个层面的综合考察。故事体歌诗作为西晋乐府诗独特的一类,以演述故事的方式发展了乐府歌诗的表演艺术,而这些歌诗的表演又对歌诗内容本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晋代表性的故事体歌诗有《艳歌行》、《秋胡行》、《秦女休行》、《惟汉行》等,从歌曲类型看,这些诗歌主要收录在《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歌诗的题名、曲调、本事、体式、风格影响到诗歌内容;可表演性为歌诗内容的简化提供了可能;女伎表演主体和观众喜好影响故事情节的变化。     

论汉乐府歌诗向叙事之演进

汉乐府歌诗向叙事之演进,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缘事而发。歌诗缘事抒情,抒情不离事由,在乐府演唱方式和听众娱乐趣味作用下,开始了向叙事的演进。二是即事而进。歌诗由抒情转为叙事,而形为叙事实为语调抒情,形成场面集中、对话演事、人影粗疏的特点。三是铺事而成。歌诗完成由抒情向叙事的质变,具有场面转接、铺陈夸饰、人物鲜明的特点,显示了汉乐府叙事诗的成熟。四是叙事而极。《焦仲卿妻》标志着汉乐府叙事诗跃升顶峰,这是文人模拟乐府叙事进而创造的结果。其结构严整、叙事出新、写人入心,取得重要艺术成就。而受到乐府演唱的制约,《焦仲卿妻》成为孤篇绝响,后继为难。     

先唐西域音乐东渐与歌诗之演变

从音乐文化交流史的视角考察先唐西域音乐东传所带来的音乐文化的革新及其与文学演变的关系。西乐东传的过程也是其与汉地音乐广泛融合并同化为新“华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南方音乐文化优势得以凸显，奠定了以南方音乐为主导的艺术格局。汉魏西乐东渐对乐府歌诗影响深远。六朝胡戎乐东传不仅推动了南北歌诗的融合，也为音乐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艺术土壤。先唐西乐东传与民族融合、乐制更迭、佛教东传等密切相关。先唐西乐东渐丰富了中国音乐的艺术内涵，催生了新的音乐文化和文学，也为音乐和文学的唐宋因革奠定了艺术基础。     

论北朝歌诗的创作与表演——以同题横吹曲、相和挽歌、杂曲本事歌为例

北朝乐府歌诗中的鼓角横吹曲、相和歌、杂曲歌等各有其代表作品。横吹曲中的同源乐歌如《折杨柳歌辞》与《折杨柳枝歌》等，是多次改编再创作的歌诗作品；相和歌中的挽歌重实用，广泛使用在北朝贵族和皇室葬礼上；杂曲歌中的本事体歌诗《杨白花》，继承了西晋故事体歌诗情节曲折、敷衍史实的特点，更具表演性。这些歌诗展示了北朝歌诗在创作与表演方面均具独特风格，体现了文学创作与说唱表演的密切关系，为后代尤其是唐代歌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论“歌诗”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歌诗”本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脉重要传统,但在新诗中,由于诗与歌分离的态势成为主导倾向,因而“歌诗”传统长期处于被冷落或被遮蔽的尴尬境地,导致新诗缺乏音乐性而危机频仍。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在回望古典诗词时重新意识到歌诗传统的重要性,因而重新发掘歌诗传统,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界定,在重认歌诗传统的重要性、歌诗范畴的重新认知、歌诗对新诗建设的启示三方面构成了对古代歌诗传统的再发现。然而,“歌诗”作为一种古代诗歌传统,其口耳相传的歌诗形式已难以为继,因而新诗无法照搬古代歌诗形式,而应在新诗创作的文本策略上构建诗的节奏和韵,以此重构诗的“歌性”质素;在传播路径上将诗、歌、舞相结合进行跨界演绎,张扬诗的“歌性”;在诗与歌的体式上,让新诗与歌词之间通过跨体创作凸显“歌性”,由此建构新诗自身的歌诗传统。     

《全明散曲》序

散曲是在宋、金时代的“俗谣俚曲”的基础上,以及其他说唱艺术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新兴的一种歌诗和乐曲。这一从民间来的新的文学样式,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发展,到元代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作为我国古典诗歌中三种流行久远,而又保持着自己特色的“元曲”(散曲和杂剧),取得了与     

开拓诗歌研究的新领域——读《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

长期以来歌诗被简单地当作诗歌,歌诗研究往往局限于纯文本研究,与之相关的配乐、配舞、表演者、观赏者、表演方式,以及受这些要素影响所形成的歌诗文本在语言艺术方面的诸多特点,被人为地忽略了。《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一书,从全新的视角出发,采用新的方法和思路,对这些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不仅结论新颖稳妥,拓展了歌诗的研究领域,对于其它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也有其独特的启发意义。     

辽金元文学的主要特点和发展概况--《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辽金元卷》前言

辽代文献大量散佚,从今存作品看,辽文的基本体貌与五代文、宋文相同,辽诗却显得粗粝.金代文学作品以诗文为主,早期作家大都由宋入金,到金世宗大定以后,文学大盛,出现了著名作家赵秉文、元好问和王若虚.与作为区域性王国的辽、金不同,元朝是北方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文学繁荣,诸体兼备,尤以元杂剧最为重要,它为古典戏曲的表演艺术奠定了基础,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汉卿、王实甫和马致远等都是闻名的戏剧大家.宋代出现的南戏在元代继续流行,艺术上还有发展,元末产生的《琵琶记》成为其杰出代表.元代散曲的兴盛是继宋词以后又一次杂言体诗歌大繁荣的重要标志.上继金末和宋末的宗唐诗风,元代诗坛宗唐成风,对明清诗歌产生了一定影响.     

《湘绮楼说诗》的理论体系

清代诗歌理论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的集大成，而清末的诗学大家王运的诗学思想因与宋诗派歧异而具有较大影响。本文以王运的《湘绮楼说诗》为主要材料，从诗本体论、诗歌技法等方面论述了湘绮诗说的理论体系，论证湘绮论诗主魏晋的合理性及其独具文化眼光的审美理想。     

中国山水诗的产生与永嘉山水

先秦两汉是中国山水诗的孕育期。《诗经》中已经出现描写山水景物的诗句。《楚辞》中山水景物的句子大大增多;渐趋于具体;景与情进一步契合交融;借景物以象征自我心志和人物、事件。汉代赋体的景物铺叙更加细致,更加具象化。魏晋则是山水诗的催生期。曹公父子感怀、宴游、游仙诸诗标志着山水诗阵痛的到来。文章认为魏晋时期中国山水诗有三大催生因素：江南明媚秀丽的山水景物诱发了诗人的灵感;隐逸、隐居山林之风盛行;五言诗的日臻成熟。而山水诗最终完成于谢灵运的永嘉山水诗,其特点是将山水作为自觉的、直接的、特定的审美对象,将山水情化诗化,而又极貌写形、刻画入微。     

萧纲乐府诗论

相对于汉魏晋宋以来的文人乐府诗创作,萧纲乐府诗在题材处理、语言风格等方面都表现了一定的革新精神。他将当下情境直接写入乐府诗,改变了文人乐府诗在题材上依附于乐府古辞的传统。他的乐府诗语言简洁,清新流美,与夸饰、堆砌、用典等人工技巧迥不相侔。这体现了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也与萧纲的诗学思想密切相关。     

由“学人之诗”到“画人之诗”:论陈师曾诗

近代著名画家陈师曾,又是同光体江西派著名诗人。其父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大诗人,而师曾诗风逸于其父的西江家法之外。这是师曾在艺术家才情的激发下,自然而然地同讲求学问,视艺术为余事,重视"学人之诗"的同光体有所背离,形成陶写性灵、疏朗清新的"画人之诗"。其诗歌以赤诚淳厚的悼亡诗和讲意境、性灵的题画诗为主。其诗歌融汇众流,力求打通魏晋六朝、唐宋并驰之轨,是对近代学江西派的末流作诗晦涩喑哑如土羹尘饭的反戈一击。     

累句工律：再论林惟正集句诗创作源流及用韵

韩国古代第一部诗文总集《东文选》收录了高丽诗人林惟正创作的46首集句诗。其342句诗句集自上至东晋陶渊明下至北宋末期汪藻等170余位中国文人诗词作品,其中以唐宋文人为主。共运用17个平声韵目,对仗工整,韵律和谐。从文体上说,它具有多元显现的价值：一是对中国唐、五代、宋代诗歌的校勘、辨重和辑佚等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二是从侧面反映出高丽时期汉诗创作兼具唐风与宋韵,即对唐宋诗歌均予以借鉴和吸收。     

略论颜延之《五君咏》对早期咏史诗的变革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类型，咏史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初步形成并且完成了其早期的发展历史。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以颜延之《五君咏》为标志，班固《咏史》所开创的纪体咏史诗传统被打破，传体咏史诗作为一种全新的咏史诗类型登上诗坛，为咏史诗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五君咏》亦以其精湛的写作技巧和深切的人生关怀，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前此咏史诗或以叙事细碎而致酷不入情，或以情思繁芜而致结构散乱的缺陷，对后世咏史诗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垂范作用。     

《宋书》联合式复音形容词研究

《宋书》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复音形容词的重要语料。从语义上,采用同义联合、近义或类义联合、反义联合和平行联合;在词性上,采用名词＋名词、形容词＋名词、名词＋形容词、形容词＋形容词、动词＋形容词、形容词＋动词等构成形容词。其复音形容词发展趋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词汇复音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单音形容词向半自由语素的演变,体现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复音化水平的提高。其复音形容词产生的内部原因是中古时期是汉语复音化的加速时期,外部因素首先是社会的不断发展使汉语词汇复音化,其次是中古时期骈骊文风的盛行,民族融合与佛教用语的广泛传播促进了大量复音词产生。     

从“载道”到“写意”——从山水画论的角度评价魏晋山水诗

山水画和山水诗同时起源于魏晋,而在唐朝达到鼎盛。魏晋时期的山水诗与山水画,在审美上也应该有互通之处。那么,两者就不仅仅是单纯独立的,而应该在艺术上有所联系。本文就此展开论述,以期引起同行学者关注。     

魏晋南北朝咏史诗简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咏史诗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咏史诗 ,根据有无寄托 ,可分为赋体咏史诗和比体咏史诗两类。曹植的《怨歌行》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较成熟的有寄托的咏史诗。左思的《咏史》八首是这时期咏史诗的一个高峰。陶渊明的咏史诗继承了左思的传统而又有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