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理欲之辨”与理解的历史性批判

戴震对理学"理"、"欲"二分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理存乎欲"的观点,其思想路径是将"理欲之辨"与对理学诠释传统的批判结合起来。戴震在"理欲之辨"中展开了对理学以"自私"为特征的诠释传统的反思,进而提出"无私"与"无蔽"的观念,对理解的历史性进行了批判,同时,其"理"、"欲"统一思想的阐发亦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完成。     

论汤显祖戏剧创作的情理矛盾及成因

汤显祖在其哲学意识中形成特有的情理关系,直接影响着其创作思想,在他的剧作中,既有“情”对“理”的冲突撞击,以情抗理、情在理亡,使其作品魅力尽显;又有“理”对“情”的束缚限制,试图融理于情、遂情存理,但终成玉中之瑕。其矛盾冲突的成因是复杂的,有所处时代的影响,亦有其人生观的导引,更有文人情愫的驱使。     

谢灵运抒情小赋之意境创新论

诗、赋是六朝最重要的两种文学体裁。谢灵运创作了不少抒情小赋,而且其赋摆脱了此前抒情小赋多有情绪少有意境之窠臼,创作出情景相融的清丽空灵、朦胧澄澈的优美意境。此种意境之生成,是其“超埃尘以贞观”的老庄佛理哲学的艺术展现,并着意采用了以诗写赋的表现手法的结果,从而形成了其山水诗有画境,抒情小赋有意境的有趣文学现象。     

叶燮感兴论的审美主体建构

清代诗论家叶燮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诗学代表作《原诗》为学术界所推崇。叶燮的诗学理论博大精深而颇具系统的理论建构,在体系性上远远超越了以往的诗话著作,标志着中国近代诗学的开端。在创作论方面,叶燮以感兴为其核心理念,其《原诗》和其他的诗论著述都贯穿着"有所触而兴起"的创作思想。但叶燮并非一般性地论述诗人与外物的触遇兴感,而是在对主客体双方在要素分析基础上阐发其感兴的创作论的。在主体方面是胸襟与才识、胆力,在客体方面则是理、事、情。从感兴论的传统来看,叶燮对审美主体的分析与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对当代中国美学理论建设具有深刻的借鉴价值。     

论谢灵运山水诗的佛学意蕴

永初三年出守永嘉后 ,谢灵运开始潜心于佛理的探讨 ,这一时期也是他大力创作山水诗之始 ,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有机联系。本文从两方面来探讨康乐山水诗的佛学意蕴 :(一 )其山水诗体现了触物起累、以理伏累、顿悟灭累而证得理体的修禅过程 ;(二 )以山水形象作为载体而表现所悟之理的方式深受玄学化佛教自然观的影响     

"以理杀人"新解

程朱理学既是一种学术思想,又是正统意识形态,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戴震指责程朱理学信奉者"以理杀人",从学术思想批判的角度说,"以理杀人"揭示了程朱理学理欲观的弊端,指出了其"本质"压倒"存在"的禁欲主义倾向;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说,"以理杀人"削弱了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的"教化"作用.     

道德实践的形而上学基础——论程颐的“理一”思想

在朱子学研究的影响下,学者们常常将"理一分殊"的思想作为程颐理学思想的重要命题。这样一种阐释固然有其道理,但忽略了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时的具体语境。其实"理一分殊"在程颐那里尚未具备朱熹那样丰富的内涵,而仅仅是针对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实践问题,而且在理论建构时,程颐更强调"理一"。以"理一"为形而上学基础,才能更好地理解程颐哲学中的"以公言仁"以及格物工夫的具体内涵。     

朱熹行政哲学思想的三重视域

朱熹行政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意蕴。在本体论层面上,其以"理"为核心,确立了行政人格的性善基调;同时,其对理气关系的论述,为行政关系的固化和等级秩序的合法化提供了内在基础。在行政价值论层面上,朱熹以公为核心,阐发了理与公、公与私、公与仁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公的本体论依据、并划定了公与私的边界、明确了公与仁的实现路径。在行政认识论层面上,朱熹遵循"理一分殊"的逻辑,肯定了理在分布上的均等性与主体对于理之体认、践履的个殊性之间的二元分化,并指出了通过"即物穷理"而去除遮蔽,彰显人性中之天理、达致行政主体之人性彰明的路径。朱熹的行政哲学对于当代行政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玄言诗的诗体革命

玄言诗在中古并不是另起炉灶的一个诗类,它是玄学时代诗人们援玄理入诗,各传统诗类被逐步玄学化的结果,具有反缘情、抑比兴和尚自然三大诗学特点。玄言诗创作最初的冲动来自时代危局之下诗人们欲以理思消释、放逐情感的要求,遇"物"不再生情,而转向"理"的体悟。悟理渐次胜过缘情,景与情的架构为景与理的架构所取代,赋体化和玄学论辩成为玄言诗常用的结撰手法,比兴模式遭冷落。"玄对山水"的态度使自然获得了独立之品格,佛教观法的渗入也进一步引导景与理的架构获得直观之品格。赏爱自然的传统于是开启,描写技巧随之大获进步,为田园、山水诗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在中古诗歌从缘情到山水、田园的发展过程中,玄言诗成为诗体革新的关键环节。     

性理与事理:宋明儒与清儒的分界

言及中国哲学史上的"理",不能不想到王夫之鼓吹"理在气中"的壮观景象,不能不想到戴震对"以理杀人"的激情控诉.其结果是,被视为中国哲学最具创造力的时代之一、被视为儒学第二个发展高峰期的宋明新儒学,因此倍受质疑,其优雅的形象、其超迈的理想遭受着冲击.可是,清代儒者对"理"的指责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信性?在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问的情境下,唐君毅先生对清儒误解"理"的情形展开了分析和评判.唐君毅的这种分析和评判,对于重新认识和理解清儒豪情过度而理性不够的批评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     

信于本,传以真——论理雅各的儒经翻译观

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世人对其一以贯之的"信本"原则褒贬不一,对其内涵丰富的翻译观不甚了了。文章将理氏儒经翻译观概括为"信于本,传以真",即:立足(原文)文本,探求本义,揭示本真;诚待作者、读者和译事,以实现文化传真。在此翻译观指导下,理氏采用"绪论、注释文外导读,显化、异化文内传真"的翻译策略,取得较好的翻译效果。理氏译经理念及成就对我国典籍英译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即色游玄”对谢灵运山水审美之影响

在支遁"即色游玄"的般若空观和"模山范水"的诗歌创作影响下,谢灵运形成了"融合玄释,模写山水"的山水审美观;开创了"以山水通于理道"的创作模式;形成了独特的景、情、理交融的艺术个性。通过山水之游,诗人暂时将身心从世俗中解脱,在"即色游玄"的思想引导下,进入一种自由无待的审美状态,在静观物色之美中更深刻地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探析元代理学家许衡的文学观点

许衡的文学观点主要散见在他的"语录"、"书状"及"鲁斋心法"中。他以"体用"一词论述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主张"不期文而文"的创作观,认为文与德、文与理、文与行要相统一;他概括出的"文质循环"规律,是对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文质关系较为准确客观的总结。     

杨时解读张载之《西铭》

程门弟子杨时先后师从程颢、程颐,在二程的引领下解读张载之《西铭》。因体会《西铭》"言体而不及用",质疑其容易流于墨家之兼爱,求教程颐,激发程颐以"理一而分殊"概括《西铭》之旨意。经往复探讨及精思力索,杨时接受"理一分殊"说并作发挥,提出"理一为仁,分殊为义"、"用未尝离体"、"即体而言,分在其中"等论点。杨时阐发的"理一分殊"的伦理内涵及重视分殊的思想促进了洛学的发展,并对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程“理”学思想新探

程颢和程颐创立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并以"理"去统摄或解释"天""天命""天道"和"性"等范畴。二程认为"理"有四特点:理"实",理"一",理"足",理"自然"。他们还以"理"去观照和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从而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提出了"明理"或"穷理"的思想,并强调人们身心和行为要合"理","与理为一"。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戴震的“理”、“欲”思想析论

戴震认为,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造成了后世"以理杀人"的现象。为了对此进行批判,他重新诠解了"理"和"欲"这对概念。他指出,"理"就是事物的条理、分理,而涉及人事行为的"天理"则是通过以情度情而来的定然之则。这种以情度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人都有相同的欲望,"欲"才是一切"理"的基础。这一思想突出了"理"的客观性,对人的自然欲望进行了肯定。但是他把一切价值建立在"欲"的基础上的做法,使"理"失去了规范"欲"的作用,因此,并不能真正实现批判宋儒"天理人欲"之辨的效果。     

船山于朱熹李贽“理欲之辩”之辨正及其价值摭论

朱熹与李贽的理欲之争,可规约为内外之辨:朱熹以士大夫的视域,以理制欲,涵养身心,向内复礼去欲;李贽以百姓的立场,否认"理"的神圣性,批判了朱熹的道德严格主义,向外逐欲。船山在延续了朱熹存理去欲的传统,对李贽的理欲观有些许承继的基础上,以内外交养之道,自内及外辨正朱熹理欲对垒,亦由外而内辨正李贽理欲混同,集朱熹、李贽理欲观之大成。时至今日,船山之理欲观,于个体修身与社会治理,依旧有其时效性与生命力。     

论汤显祖"情"之哲学的文艺思想

汤显祖在其诗文创作中不仅探讨了至善之情对于不合自然人情的封建之“理”及框范人情感传达的作文法度的超越,而且通过对作家应达到的心灵境界的认识,指出作家在创作表达上应如何突破写作规范的限制,找到为文之道,游刃有余地以各种文体传达情感。     

儒佛道交融的朱熹天理论

朱熹的天理论包括理本论、理本源论和理一分殊说等俱是其立足儒门,融会儒释道三教的产物:朱熹的理本论直承程颐,同时也汲取了佛道的本体论智慧;朱熹"理→气→万物"的宇宙论得益于<易传>、道家特别是程颐的本源论的启示;朱熹的"理一分殊"借鉴了华严学的一多关系论,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理一分殊说.     

苏辙辞赋创作研究

苏辙辞赋创作的主要体制形式有文赋、骚体赋和四言赋。苏辙的辞赋创作是其生活理趣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审美风尚和赋学观念的一个反映。考察苏辙的赋作创作,在辞赋的形式、题材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其文赋的创作,是北宋古文家"以散言为赋"的一个典型;其骚体赋既是对屈原"发愤抒情"的精神传承,也是北宋中期经世致用思潮的反映;其四言赋,则是拟古的结果。苏辙辞赋创作的这些探索,对北宋后期苏门文人的辞赋创作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