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服务型政府及其建设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当前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多元化、市场机制逐步成熟背景下,政府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由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有效政府转变;从有较强自主性权力的政府向责任、回应型政府转变;从单向管理政府向合作治理政府转变。     

公共危机中政府协调的情景分析

公共危机中必然需要政府协调。公共危机中政府协调因为其特殊情景性,在协调形式、协调内容等方面存在特殊性,这取决于危机周期和危机危害程度,同时受政府协调结构分化的影响。公共危机爆发后,政府协调启动,公共危机危害程度决定了政府协调程度,同时政府协调程度也随着公共危机周期的演进而变化。政府协调各主体的组织结构差异和运行结构差异影响公共危机中政府协调在目标和手段、权利和权力、信息和资源等层面形成的互动关系和行为模式。这一切构成了公共危机中政府协调的内容。     

公共权力内在倾向及其约束

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以后 ,有着双重属性 ,即阶级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属性体现在行政权力上 ,从应然层面 ,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的主体权力形式 ,行政权力行使的根本依据是公共性 ,而在实然层面的确存在着总要摆脱公共性的倾向。这就决定了公共权力既可以成为谋取公共利益 ,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形式 ,也可以成为个人或集团专权、滥权 ,谋取私利的通道。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异化 ,在行政改革层面 ,应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从权力制约权力到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变 ;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突发公共事件与政府应对原则

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在宪政和公共应急法制的框架下行使政府公共紧急权力,是对常规民主法制在处理威胁国家和社会生存的紧急情况时内在局限性的一种补充与完善,是现代宪政与行政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管理具有极大的公益目的,应当最大程度地保护危机状态下的公民权利,尽快消除危机,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因而行政紧急权具有不同于常态下的内容,紧急权力的行使遵循有别于常态的原则。     

公共财政与公共管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已由过去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逐步向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政府”转变,在新的政府职能模式构建中,公共管理的地位日趋凸显。而政府在实施公共管理活动过程中,都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财政体系作保障。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就必然涉及公共财政;研究公共财政建设,就必然要研究公共管理的要求。公共财政与公共管理不可分割。     

试论增强政府开展危机公关的能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政府职能也逐步向“守夜人”的角色转变,政府的地位已不再是一切社会活动的转动核心,而是转变为社会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由于政府的工作本身具有公共性,因而它无时无刻不身处各种危机之中,随着其地位和职能的转变,政府在公共关系方面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为了进一步增强政府开展危机公关的能力,今后应主要在实行政务公开,加大传播力度;全方位地开拓民意沟通渠道;构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等方面做好工作。     

“理想线”上的选择: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演化率及其实现

从路径依赖理论的数学推演来看,政府机构改革中存在着路径依赖规律,这就可能导致蹈入低效率路径并产生“锁定”效应,要避免“锁定”,就需要在机构改革的“理想线”上行事.以先动优势考量,OECD国家机构改革展现了一种接近理想线的规律:作为决策者,政府组织拥有掌控国家权力的绝对权威,但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政府组织只是一种选择,它可以采用商业企业所用的组织形式;现代政府组织的基本形式由“大部”+“公法行政管理部门”+“私法实体”+“其他”构成;变革的精髓在于实现从命令链控制的“政治部”向“绩效链”监督的“公共组织”转变.我国在进一步的机构改革中应该遵循这些规律而动.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对策与原则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宪政与行政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具有极大的公益目的,应当最大程度地保护危机状态下的公民权利,尽快消除危机,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因而行政紧急权具有不同于常态下的内容。紧急权力的行使遵循有别于常态的原则。     

论公共危机的网络治理模式

突发性公共危机是对社会整体综合应对能力的考验,仅仅依靠政府部门来处理的模式难以做到危机应对的高效、快捷、灵活。我们应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危机,完成公共危机管理由政府独治模式向多主体网络治理模式的转变,并在各主体高度契合的环境下实现这一网络模式的良好运行。而这一模式的实现,政府应转变危机管理理念,为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危机管理创造条件;NGO应培养自身的独立性,提高危机参与能力;企业则应强化危机管理责任,培养主动参与危机的意识;社会大众,应该提高自身的危机防范意识和危机自救与互救的能力。同时,各主体要做到良好契合、合作协调、责任明确、程序规范。     

区域公共危机治理：逻辑与机制

区域公共治理建立在重叠共识与公共空间基础之上,在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任何一个地区的公共危机的发生都可能引发区域性公共危机,从而导致区域内各政府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合作治理的加强.在当代中国,区域公共危机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设置远不能满足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与工具需求,因此,在现阶段,关键是要建立必要的政府与政府、国家和社会联合反应机制,逐步实现权力下移、统一指挥、分别响应、相互合作、逐步推开.     

树立责任理念，建立责任政府

本文通过对责任政府的概念的分析 ,说明责任政府是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也是实现高效廉洁的基本保障。要建立责任政府 ,必须实现从政府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 ,公民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 ;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权力政府的转变 ;从法律仅仅治民、治事向法律首先治官、治权的转变 ;从片面强调公民责任向强调政府责任转变。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政府主体责任与现实困境分析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承担着主导者、推动者、监督者和协调者的角色责任。同时,政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大主体,又是生态环境的直接管理者,承担着保护生态的责任与义务,政府主体对这些责任的发挥直接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效果。因此,政府主体如何肩负起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具有的责任,解决好目前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建设好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保障。     

服务型政府的伦理责任探析

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政府在服务型政府将中扮演新的角色,由过去经济社会的领导者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者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者转变。在公共行政新语境,出现的大量行政道德和道德责任缺失的现象,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伦理责任,坚持权责一致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确立职能角色,使服务型政府的伦理责任真正得到实现,这是当前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任务和课题。     

网络参与与政府治理角色变迁之反思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作为新媒体的网络已经越来越多地影响了公民参与的水平和参与方式,给公民提供了新的参与渠道与平台;同时,网络提升了公民参与率和参与效果.此外,网络参与还迫使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对政府治理尤其是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应对挑战,政府的角色发生了转变:政府由控制者转变为议程的安排者;政府官员由管理者转变为协调者、仲裁者与冲突的解决者;政府由效率型政府向责任型政府、平民化政府角色等的转变.此外,本文也反思了网络参与所带来的"网络扰政""网络话语权的控制",甚至"网络暴政";政府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的是协作与信任关系,通过新形式的公共参与建立起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有效机制.     

对我国公共健康实践的伦理思考

我国的公共健康实践可以从法律、制度与文化三个层面进行伦理反思.在法律层面,需要平衡个人的权利与政府的权力,使法律尽量避免对公民权利造成压制或侵犯;在制度层面,需要公正地分配公共健康资源,因为公正的公共健康分配制度往往可以避免或有效控制公共健康危机;而在文化层面则需要着力培育社群观念,因为最佳的公共健康状态往往是在良善的社群组织中实现的.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三策”探讨

当今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应对地方债务危机,可以制定从非正常开源节流到科学开源节流的“上中下”三策;也可以制定从向管理要效益到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远中近”三策;还可以制定从技术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深浅中三策来应对地方债务危机的举措。     

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

危机已经成为了现代动荡社会环境中的常态,这对当代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指出,与高效能的危机管理系统相对应的一种现实选择,是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理论,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逐步形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在政府为主体与中央政府最高统一决断机构的前提之下,政府机构常规化、制度化地主动地协同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及国际组织,共同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的上下联动、网络应对的格局,形成组织权力平时分解、决断权力战时统一、临境应急协同主动这样一个统分结合的网络治理结构,以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但由此塑造的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机能障碍,迫切需要从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两方面入手,刚柔并济,共同塑造其整合机制以发挥其在危机应对中的协同效应。     

论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演化逻辑——基于治理网络的视角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既是应对危机的现实需要,又是危机管理的发展趋向.参与的发生依赖于关系纽带的连接:个体层面依赖于感情纽带,组织层面依赖于职能纽带,社会层面依赖于责任纽带.参与的类型包括自发型和引导型两种类型.自发型参与源于微观层面的感情纽带,表现为危机管理中的自组织现象;引导型参与是在责任纽带或职能纽带的作用下产生的,是由组织载体和明确目标引导驱动的.参与的类型影响着非政府组织参与的诉求导向、运行过程和动力结构,从而产生不同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演化轨迹和转型模式.自发型参与演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网络内部的合作,一般经历“生成→扩展→进化”三个阶段,由于进化方式的不同,或者解体,或者改组;引导型参与演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网络之间的协调,其演化轨迹就是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危机管理系统构建合作网络,从而消化异质、处理噪音、纠正偏离的过程.     

民国时期主妇角色的重塑与家庭决策权

先秦至隋代“主妇”一词主要出现在祭礼、婚礼、丧礼等各种仪式中,直到唐代主妇才开始由仪式中的象征角色转变为家庭角色。之后宋元明清时期主妇主要负责与衣食以及女性相关的家庭事务,其家庭决策权极为有限。进入民国,在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变革的背景下,经过国家和社会舆论的重塑,主妇角色实现第二次转变。主妇开始从家庭依附者转变为家庭的主导者和决策者,并被赋予住所选择权、家庭经济支配权以及家人的管理权等诸多家庭决策权。民国主妇角色的重塑标志着家庭性别权力关系的重建,推动了传统父权制的消解以及女性消费群体的崛起。     

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协调:系统、类型与结构

公共危机的特性要求危机管理范式变革,但是政府系统的既有层级结构影响了危机管理绩效.作为现实基础上的合理选择,加强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协调成为一种必需.公共危机中的政府系统包括危机预警系统、信息系统、保障系统、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反馈系统六个部分.以行为和制度这两个变量为基准可以将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协调分为积极主动、积极被动、消极主动、消极被动等四种类型.公共危机中政府协调的结构包括权力、目标、内容和工具四个层次,其中协调权力是核心,协调目标是基础,协调内容和协调工具是支撑.优化公共危机中政府协调的结构,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即优化制度创新能力,优化结构调整能力,选择与优化协调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