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伦理思想与构建当代企业生态伦理

当今人类社会正逐步告别传统经济时代,迈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生态经济新时代。生态伦理为生态经济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和思想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而理论最完备、思想最深刻、影响最广泛和最深远的应属儒家、道家学说。儒家和道家学说都蕴涵丰富的生态伦理哲学思想,可以为生态文明及企业生态伦理的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     

早期儒家"贵公"观的理论范式及其历史意义

公私关系问题并非儒家的核心命题,但儒家对公私关系的论述却成为传统文化公共观念的主流价值观念,即立公灭私和贵公去私。文章主要分析了儒家贵公观的理论范式,认为儒家以公私二元对立为基本范畴,以贵公去私为核心理念,从形而上学本体论、日常伦理价值规范和"隆礼重法"的政治制度三个方面论证贵公观的合法性,使它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伦理规范和道义价值。传统儒家文化的贵公观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它对社会公共理性的养成、较完备的公共观念和主流的行政伦理文化都具有一定历史价值和作用。     

"普世化"的难局——儒家伦理当代复兴的路径反思

从当前的情形看,儒家伦理的"普世化"面临着诸多资源上的难题.儒家伦理在当代的复兴是儒家伦理的传统文化本性和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存需要决定的.只有通过理性地思考和冷静地分析儒家伦理文化的现实生存状态,尤其对儒家伦理在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不失客观的再评价,才能为探索儒家伦理复兴之路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定位.     

功利、正义、良知与法律文化───一个道德哲学视角的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伦理化或者说道德化问题,是清末以来中国法律学人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但由于学科不同,学者所做研究也局限于各自的已经领域.以伦理学为视角,依伦理学上的功利、正义与良知等基本理论为基础,对涉及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相关方面的进行分析与论证是十分必要的.东方儒家伦理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有其共同的属性,但由于产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背景不同,因此,建立在各自文化基础之上的法律也有很大的差异.儒家伦理根源于农耕文明,与宗法血缘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律渗透着浓厚的儒家之"仁爱",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的精神弥漫;基督教伦理与上帝"救世"的情怀相联系,侧重于原罪的理论,并与古典文明相呼应,闪耀着理性主义、平等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光芒.     

略论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强盛不衰的生命力,从古至今文脉不断,主要在于儒家伦理所提倡的仁爱精神一直是其主导思想,它已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关注个体道德人格生成的儒家美德伦理又是其伦理的主体.儒家伦理不仅仅是一套理论,更是一种信仰系统和价值体系,所以它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曾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多个盛世的出现,至今仍有着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力.然而儒家伦理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只有对儒家伦理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沃土,成为我们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     

儒家人性论的社会政治化及其影响——以董仲舒人性论的内在逻辑结构为视角

人性论是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论题,先秦儒家从伦理和教化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讨论。汉代董仲舒一改先秦儒家人性善恶的理路,以天人关系立论,引"情"入"性",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提出了"性未善"、"性待教而善"的人性理论,不仅为王道教化提供了人性依据,而且从现实社会政治层面对人性论展开了探讨,他的这一创举,深刻影响了汉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伦理的融合和发展。     

如何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取精今用SSCI

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去粗取精、古为今用,使用整体描述定性的研究方法意义不大。正确的方法是将其中仍有生命力的文化因子剥离筛选出来为现代社会所用。虽然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作为满足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工具,其对社会的报答力在整体上已经基本丧失,但并不等于它的具体构成因子均一无是用。剥离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精华"而"今用"的工作可分为五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进行分解;第二步是对分解后的儒家伦理文化因子加以梳理考察;第三步是加以评价分析;第四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被评价为好的文化因子做进一步的比较和优选;第五个步骤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还有潜在价值的文化成分进行改装。     

如何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取精今用

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去粗取精、古为今用,使用整体描述定性的研究方法意义不大。正确的方法是将其中仍有生命力的文化因子剥离筛选出来为现代社会所用。虽然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作为满足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工具,其对社会的报答力在整体上已经基本丧失,但并不等于它的具体构成因子均一无是用。剥离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精华"而"今用"的工作可分为五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进行分解;第二步是对分解后的儒家伦理文化因子加以梳理考察;第三步是加以评价分析;第四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被评价为好的文化因子做进一步的比较和优选;第五个步骤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还有潜在价值的文化成分进行改装。     

儒家和谐社会理念及其历史局限

“忠恕”是孔子的“一以贯之”的行仁之方,“和谐”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忠恕”即是“絜矩”,而“絜矩”也就是社会的“和谐”。这是中国文化所能贡献于世界的一个普遍价值。儒家对和谐社会的构想并没有完全停留在抽象的层面,它至少包含这样几个具体层面:君子修养的身心和谐;家庭和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经济的富裕和均平;执政者的率先垂范;人与自然的和谐等。自秦汉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这主要是因为儒家的和谐社会理念受到如下几种历史时代的局限:经济制度的局限;政治制度的局限;君臣之伦与家庭和社会伦理的局限;士人修身与社会的世俗文化的局限;人口和农业生产给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等。     

功利、正义、良知与法律文化——一个道德哲学视角的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伦理化或者说道德化问题，是清末以来中国法律学人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但由于学科不同，学者所做研究也局限于各自的已经领域。以伦理学为视角，依伦理学上的功利、正义与良知等基本理论为基础，对涉及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相关方面的进行分析与论证是十分必要的。东方儒家伦理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有其共同的属性，但由于产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背景不同，因此，建立在各自文化基础之上的法律也有很大的差异。儒家伦理根源于农耕文明，与宗法血缘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律渗透着浓厚的儒家之“仁爱”，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的精神弥漫；基督教伦理与上帝“救世”的情怀相联系，侧重于原罪的理论，并与古典文明相呼应，闪耀着理性主义、平等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光芒。     

“乐”与“非乐”的纠葛——“记忆/遗忘”与先秦乐论的存在形态

先秦乐论产生于一独特时代,是当时诸种救世方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乐论根源于先秦时代的社会现实,但是结论却各有特点。先王之乐及诸子们的乐论观点是经过了"记忆/遗忘"这一思维机制影响之后的结果。先秦乐论在后世的沉浮既表明没有经历过那个乱世的人们很容易"误读"这些曾经鲜活的言说,也表明"记忆/遗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先秦乐论的传承。     

我国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传统基石——戢斗勇《儒家经济伦理精华》评介

现代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的经济，也需要伦理道，不可能，儒家经济伦理思，真正能从较深的层面上去解读儒家经济伦理思想，最近，中国文联出版社《儒家经济伦理精华》（２０００年１２）。可谓是一本有代表性的专著。该书首先概括了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内容，又从“精华”，然后通过对儒商、对日本和亚洲四、对珠江三角洲现代化建设的分析，揭示儒家经，从理性的深层次来分，该书的特点是对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意义从崭新，从而帮助读者确首先，该书作者从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的高，在人类社会，历史所积淀而成的传统影响着后人的；另一方面…     

全球化视野中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性改造

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复兴意识的增强、信仰的失落和儒家思想对中国伦理的深刻影响,引发了当今中国的尊孔读经潮和所谓的"儒学复兴"潮。探讨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现代性改造的关系变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学界对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说迥然殊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着眼点落在了儒家思想的不同组成部分上。以农本经济为基础的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层面上不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建设;在政治层面上,不利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在思想文化层面,其思维方式对科学文化的发展有阻碍作用。但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以"仁"为核心的人道博爱精神、重视个人修养的道德观念和好学精神,具有普适价值,可以实现其现代转化。研究儒家思想,应当具备世界眼光、全球视野。     

“温柔敦厚”与儒家士人人格

作为中国文化中影响深远的伦理原则,"温柔敦厚"对于儒家士人人格的影响根深蒂固。"非侵略性人格"、"悲悯乐观"品格、"道德人格"是儒家士人人格的突出特征也是积极的精神特质。但是,植根于宗法等级人伦体系内的"温柔敦厚"对于士人人格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可避免的,主要表现为:批判性思维欠缺,缺乏超越精神的现世人格及缺乏独立性的臣子型人格特征突出。"温柔敦厚"对于士人人格的正负效应影响深远,在现当代知识人的人格及文学艺术中都有表现。     

儒家伦理价值观之表现与形成原由

儒家伦理价值观其表现蕴含于儒家伦理思想中 ,主要可从儒家重义、好仁、守礼、求中诸方面说明。儒家伦理价值观以伦理原则作为评价社会人事、万物的根本价值尺度 ,其形成原因可从儒家“天人合一”伦理哲学世界观中得以说明 ;其更深层根由 ,还须从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中寻找 ,从根本上说 ,儒家伦理价值观是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形态的反映 ,是在其基础上产生并服务于这种政治、经济制度的     

自律意识的历史观照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文人的自律意识从先秦时期重物重义的义利观,到秦汉以降儒家的人格精神,出现了数次大的波动。本文试图从社会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社会伦理诸方面寻找原因,可以看到中国文人的自律意识,因为受到因袭的重轭而始终难以真正"超脱"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仍然在"参与"与"失落"中间徘徊,而缺失更具意义的社会批判与引导力量。     

略论中国古代诗人的人格类型

中国古代士人阶层因所处社会地位的特殊性,形成了二重人格结构,由救世和自救两种心理倾向所构成。士人的二重人格决定了儒道两大思想体系的长期并存与对峙。与这种人格结构及文化格局相应,文学成为救世与自救两种不同价值功能的载体。士人文学家在救世与自救方式上的差异,形成了四种有代表性的人格类型:阮籍型、陶渊明型、白居易型和苏轼型。     

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的存在价值

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的存在价值在于,它能为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儒家伦理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能够为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思路,“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助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平等对话,“重义轻利”思想有助于解决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冲突,“知命”、“为己”之学可以为价值真空时代的现代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我们只有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对儒家伦理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在民主、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重构,才能发挥上述四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文化伦理:存在与意义

"文化伦理"一词,一是指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指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逐渐开始了文化发展的伦理转向;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果,伦理或道德价值成为西方社会追寻的基本目标.在我国,文化伦理经历了"从手段到目的"的命运转折:道德价值和伦理关怀摆脱了纯粹作为政治和经济生活附属品的工具意义,使自身显现为目的.我国文化发展由此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超越了纯粹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时代,一个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维护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时代,一个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时代.由此,我国文化发展被内在地嵌入了道德价值的指针,道德进步也因此具有了文化必然.     

论《荡寇志》中的军事思想

《荡寇志》中表现出的科技兴兵、实业强军的军事思想与管子的军事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正是管子军事思想中的这些进步之处,促使作为传统读书人的俞万春在对儒家军事思想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紧跟时代步伐,从更加务实的角度,走出了一条与传统士人有别的拯时救世之路.《荡寇志》中的军事思想体现了其作为一部救世书的本质,因此,我们对《荡寇志》应该有一个崭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