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 能提高家庭资产组合多样性吗？

[提要]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的结合体,本文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组合多样化的影响。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升家庭资产组合多样化程度,尤其对农村、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家庭的促进效应更明显。考虑内生性问题、不同因变量度量方式以及多种模型设定的稳健性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随后的机制检验发现,上述效应主要通过降低市场摩擦、提高购买便利性、提升金融素养和提高家庭收入四种机制实现,其中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经营农业或工商业家庭。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重点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随着互联网技能的提升,幸福感提升效应更大;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青年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群体呈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主要有:提升社会认同、丰富日常生活、提高社会网络质量、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等.因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要因人分类施策,提升互联网发展的正向效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其与它领域的融合发展等建议.     

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为了综合考察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感的复杂关系,调查了3192名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城市居民,结果发现: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随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而提高,随城市经济增长而下降;家庭经济收入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都显著正相关,而城市人均GDP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家庭经济收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综合幸福感,但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和综合幸福感之间起重要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对综合幸福感的解释率随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降低。基于此,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逐步平衡地区和家庭之间收入差距,这将对城市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数字经济能够提升美好生活水平吗

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从生活富裕、生活便利、绿色健康、生活文明、和谐共享五个维度测度了区域美好生活水平,利用2014—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美好生活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美好生活水平。其中,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是其提升美好生活水平的重要机制。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区域美好生活水平的提升表现出地区差异性,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美好生活水平,但对中部地区的作用并不显著。此外,随着美好生活水平的提升,数字经济提升美好生活水平的作用逐渐减小。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2020数据的实证分析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提高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有效途径。在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测算出2019年31个省(区、市)的数字乡村建设指数,将其与CFPS2020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分析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相较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技术应用对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有显著激励效应,且对青年和中年群体更为显著。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在于农村居民借助数字技术满足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因而,应大力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技能,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获得,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多元应用融合,充分释放数字红利,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     

乡村数字治理的幸福效应

提升农民幸福感与获得感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重要任务。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治理能否成为农民幸福感的新驱动力量?以2020—2021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乡村数字治理具有幸福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机制分析表明基层政治信任在乡村数字治理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乡村数字治理有助于强化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农村居民幸福感。进一步分析发现,乡村数字治理发挥信息效应,将提升农村居民信息可得性,该结论充分体现了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的赋能作用。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在不具有精英家庭背景的子样本中更显著,由此证明乡村数字治理确实具有丰富治理参与主体、促进治理权力多元化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公布的家庭创业情况和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利用Probit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创业之间的关系,并深入分析内在影响机制。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家庭创业活动的开展,这种促进效应通过降低创业成本和缓解信贷约束来实现。分地区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能降低乡村地区家庭创业成本和放松贷款约束。当前我国乡村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城镇地区仍存在较大差异,需加快完善边缘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异以实现“大众创业”。     

社会比较、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了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其关键在于比较,社会比较和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比效应是解释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时间比较对不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心理不健康、多子女、家庭经济地位高、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影响显著。据此提出,推进老年人继续教育、再就业等工作,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加大民生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政策倾斜与人文关怀重点关注弱势老年人群体;重点推进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建设。     

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分析50后、60后、70后和80后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生育需求得到满足的父母的家庭幸福感显著更高,独生子女父母尤其是80后和70后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幸福感明显更高.研究建议:国家亟须完善包括生育政策在内的社会政策,提高家庭建设的支持力度,以促进民众生育需求的充分释放和家庭幸福感的有效提升.     

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提高农村老人幸福感吗?——基于CFPS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对2016年、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三轮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使用互联网对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使用互联网能显著提高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评分。具体而言，使用互联网显著提高农村老人身体健康自评分数和获取的代际支持，进而提升幸福感水平。然而，能充分享受到互联网这一技术红利的农村老人群体数量并不多，亟待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解决信息贫困难题、重塑互联网文化环境等方面加大力度。     

受教育水平、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家庭创业决策

提升农村家庭参与创业的机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当今数字经济时代,农民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程度是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两大关键因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具体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处理过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互联网使用、金融知识掌握和工作经验积累,其中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用最强;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较于东部地区、老年户主和高社会资本的家庭而言,户主受教育水平对中西部地区、中青年户主和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的创业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新时期继续推动农户积极参与创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椭圆旋轮线型罗茨泵转子型线设计

利用 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全国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提高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城市内农民工的就业,增加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来增强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进一步对农民工个体异质性分析发现：低受教育水平农民工的居留意愿更容易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男性和女性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的影响并没有明显区别。分析地区异质性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影响了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居留意愿,但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的影响不明显。     

川甘青结合部藏族聚居区绿色包容性发展研究

川甘青结合部藏族聚居区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区位重要,空间分布上是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生态脆弱地区、高寒高海拔地区在地域上的耦合,影响民生改善的多种因素交织。本文基于田野调查法分别就住房、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医疗和社会保障、就业、家庭收支、生态环境、社会安全与社会公正等方面调查城乡居民生活状况。论文构建绿色包容性发展分析框架,提出以绿色包容性发展理念促进该区域民生改善,建议增加经济机会,提高经济参与度;确保经济机会均等,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社会包容多样性,关注生活幸福感;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充分考虑环境容量和生态承载力,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实现共享式绿色发展。     

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与社会发展相关性分析

社会转型过程中,人口学及地理学意义上的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受到文化、养老能力及意愿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家庭的基本养老功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选取5个民族自治区农村作为研究对象,以人类发展指数(HDI)为指标分析家庭养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通过完善家庭养老内外部机制,加大政府对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构建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是解决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途径.     

儒家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双循环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亟须消费拉动,这使得对中国居民“高储蓄率”之谜进行全面、客观解释尤为迫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和相关历史资料,从儒家文化视角分析了家庭高储蓄率的原因及背后的作用机制。为克服内生性偏误,选取明清时期状元数量作为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地区儒家文化氛围显著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水平。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儒家文化氛围越浓厚的地区,家庭“男孩偏好”的观念越强,储蓄率水平越高；另一方面,儒家文化氛围显著提高了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抑制了家庭投资风险资产,进而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水平。异质性结果显示,儒家文化对低教育水平、中西部地区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家庭储蓄决策影响较大。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居民储蓄和消费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同时,应加强文化宣传和教育,完善养老金保障制度,消除生育偏好等对扩大内需带来的束缚。     

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普及,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经济行为影响巨大。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五期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非农收入的负向影响较农业收入更大,在使用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及其他稳健性方法后,结果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得出,女性、中青年、东中部地区受数字鸿沟的负向影响更大;从收入层级来看,数字鸿沟对高收入阶层的非农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农业收入产生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鸿沟削弱了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积累、阻碍了家庭的创业行为,降低了家庭收入,且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农收入上。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微观层面数字鸿沟指标构建、缩小数字鸿沟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共同富裕——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共同富裕。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该研究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物质层面富裕与精神层面富裕构建家庭共同富裕指数。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共同富裕水平,促进了居民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并且对物质层面的共同富裕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家庭消费升级、提高经济活力,进而推动居民共同富裕,而数字鸿沟的存在削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出发,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共同富裕呈现正U型关系,并且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程度能在经济欠发达、教育薄弱地区取得更好效果。     

影响生育的国外家庭政策分析

利用联合国公开发表的资料以及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相关部门的官网信息．就低生育水平对不同国家家庭政策的影响以及有关国家对生育水平具有隐性或显性作用的家庭政策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低生育水平是有关国家态度转变的依据,态度的转变也带来了政策上的相应变化。三个国家的家庭政策具有明显的增强家庭养育子女经济实力、提升家庭照料子女能力以及促进家庭自身良性发展的作用。     

浅议“四二一”家庭结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各项政策措施的不断完善,人们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引起人的各方面观念的变化,在家庭结构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形成了不同的家庭结构,本文从经济方面、人的需求方面、文化素质方面、思想观念方面阐述了未来城市的部分家庭在一段时期内以"四二一"家庭为最主要的结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