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根基

中华文明的特点是“三个唯一”:第一代文明中唯一存留下来延续至今的,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唯一没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文明中唯一具有世界性的;崛起于周原的周人或周族,是中华文明根基的奠基者;周人提出的天下、中国、天命、革命等一系列概念或观念,为中华文明奠定了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序、以乐致和的文明范式;中国当前的转型从根本上是文化或文明层面的转型,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既能延续中华传统文化又适合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战略思维

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对外关系中非常重视文化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崇尚贯注王道精神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主张以文德教化为主要战略手段构筑华夏文明主导的和谐的天下秩序。这种文化战略的理论基础是“华夷之辨”与“华夷共祖”的文化族群观念。“尊王攘夷”与“用夏变夷”是具体的战略手段。“亡天下”与“王天下”表现了文明的自我警示和最高理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文化战略思想,扩大了先进的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文明的延续传播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团结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也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华夷同“道”：元代儒士的大一统观

元代儒士在传统“华夷”的问题上,以宋儒道统观念为基础,重塑了华夷各族多元而同“道”的大一统观。一方面,他们吸收“中州之道”与程朱“道学”理论,以“道统文脉无南北”“华夷千载亦皆人”,论证了儒家的仁爱生民之“道”,可以超越地域、种族、国别,圣王之“道”的理想社会可以成为各族共同的追求,使各族群达成文化共识;另一方面,提倡“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要求君王统一天下的取之有道和王朝治理的治之以道,使“大一统”的政教秩序立足于“王道天下”的太平愿景。华夷同“道”的大一统观推动了元王朝统一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观念的形成,使元王朝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理国对宋王朝的国家认同

大理国基于地理环境之影响、安危存续的需要、儒学国家理论的传入及内化、移民和民族涵化的促成、民族发育程度的影响、宗教和文化教育之作用这六大因素,在国家认同方面选择坚定地追随宋皇朝。地理版图从属于中华大地、对外方略显著的经世致用性、强烈的历史和文化认同意识、国家认同的殊异路径,是大理国对宋王朝的国家认同呈现出的四个鲜明特点。     

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分析

在地缘政治、王朝经营、文明特性、区域族群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下,容美土司完成了族群社会的再造。这些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大都渗透着国家整合意识和族群主体意识,并在"国家化"的进程中不断变迁、发展和沉积,并又反过来促进了容美土司的国家认同。     

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阐明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揭示了“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强调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原则。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本刊特邀5位专家参与专题笔谈，从不同视角对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进行解读和论述。其中，杨须爱教授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中华民族政治传统与实践、中国通用文字、中华典籍等四方面最能体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郝亚明教授认为“创新性”是理解中华文明历史延续的密码，是理解中华文明当代复兴的钥匙，是理解中华文明未来走向的指针；严庆教授认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国人追求团结内聚的信念、捍卫国家统一的气节，也内在地决定了各民族与国家共命运的选择；青觉教授认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突出表现为接纳多元与尊重差异、开放对话与交流互鉴、多元融合与求同存异的核心原则，汇集于“文明以止”的信念；马忠才教授认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缘于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的优良传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底色。     

农牧关系: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农史考察——兼论历史早期的“中国”边界

历史时期形成的旱作农业类型是一种以旱作种植业为主、以养畜业为辅的,种养结合且结构功能较为完整的农业类型;而所谓游牧农业类型是一种以游牧业为主,结构功能并不完整的农业类型。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伴随作为游牧农业因素的家养牛羊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和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先后出现,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开始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形成并逐步发展;至晚商时期开始,家马的出现与用于骑乘,使得上述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或分化、或转型,在晚商西周春秋时期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和渭河—黄河中下游流域之间基于农业类型的差异而形成的界限逐步明晰化,形成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农牧关系。农牧关系的形成导致晚商西周王朝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变动,中原王朝与蛮夷戎狄的界限开始萌发并逐渐明晰,彼此之间的冲突融合促成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同时,西周王朝关于“中国”的地理边界得以明确,“中国”概念的形成标志着早期国家突破了“华夏”血缘族群认同的唯一纽带,地缘政治认同开始形成,广域王权国家在西周王朝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     

从文化重心到人文圣地——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历史地位的演变

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在周秦两汉时期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为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及汉代经学的繁荣做出了独特贡献;汉代以后两千余年,齐鲁文化以“圣地”的文化气象,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历代中国人向往的精神家园以及传统道德文明的示范之乡,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传承.     

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正史文本叙事研究

正史是王朝史官基于国家视角的正统叙事。历代正史对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本叙事可归纳为追溯华夏族源的“华夏姻亲模式”和“华夏血亲模式”,认可中央政权的“输纳赋役模式”和“受封官爵模式”,认同中原文化的“甘受教化模式”和“慕义向化模式”等六种。在此基础上，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正史叙事类型可归纳为“建构型”和“原生型”。“建构型”强调国家权力的主导性，表现为“华夏姻亲模式”“输纳赋役模式”以及“甘受教化模式”,“原生型”突出对华夏族源的追溯与族群的凝聚，表现为“华夏血亲模式”“受封官爵模式”以及“慕义向化模式”。地理条件的差异、发育程度不同的政治组织以及中央王朝对不同区域的开发程度是形成“建构型”和“原生型”两类正史叙事类型的原因，但“建构型”最终会转变为“原生型”。六种叙事模式构建了“家国同构”政治理念的血脉、利益和文化根基。正是这种基于中华民族一家亲，各民族“守望相助、情同手足”的根基性情感，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稳定性和趋同性，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构成了文明形态变革的内在动力。资本逻辑的文明形态将民族国家形塑为现代化主体力量,创造出空前的物质力量与人类的“世界历史”,却因“物的依赖关系”无法形成“真正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本质上是要超越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之困,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能跳过或取消中华民族的政治社会建设阶段,要从中华文明大一统历史观、共同历史记忆、共有精神家园谱系中寻找建设新文明形态的资源,从中华文明可长可久之道、比较发展优势以及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模式中确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以新文明执政党品格、新文明知识体系、社会主义文明之治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自觉。     

中华文明价值体系中的“慎始慎终”

中华文明素以“继往圣，开来学”的精神著称于世，把“善继其志”“善述其事”视为继往开来的精神要义，并由此形成了“慎始慎终”的伦理意识，凝结成“不忘初心”或“永葆初心”的价值眷注和文明血脉，凸显了对中华文明之精神源头和大本大源的坚守和维护，对中华文明根本价值、核心价值的高度认同和发展传承。这种“慎始慎终”的伦理意识融合着“殷鉴”和“安而不忘危”的忧患意识，有着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不断警醒和提撕，对“道”之大本大源的孜孜探求与念兹在兹，对文化根脉和精神命脉的培育重视和价值眷注，在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成员内心深处构筑起了“善始不易，善终更难”的修德意识和行稳致远的伦理品质，凝结成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的民族伦理精神。     

中华文明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中华文明从何时开始，从哪里起源，最早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国一代代学者苦苦求索。于是，有了上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了从本世纪初持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目前，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工作已经完成。     

千年岳麓：唯有源头活水来

在中华大地上，有一所古老的学府。从宋初开始办学，延续至今，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千年学府。在这所学府里．经一代代书生苦心经营，使它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人才的摇篮，学术思想文化创新的基地。     

他者视角与本位立场：“中国认同”问题式的学理源起与逻辑证成

“中国认同”是西方汉学与中国学研究中长盛不衰的问题域。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认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部证成。由于中西文化视角的差异，西方学界对中国的认知建立在“他者”框架基础上，形成一种“镜像”的“中国的认同”，其使得“中国认同”失焦、失准。这是“中国认同”问题式的学理源起。受西方影响，海外华人与中国港澳台地区分别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性认同”与“‘文明—国家’二元体认同”的“中国认同”命题的逻辑证成路径。“中国的认同”把中国文明体国家置于西方民族国家的对位，“中国性认同”把中华文化传统置于群体权益的对位，“‘文明—国家’二元体认同”把中华文明的国家大共同体置于地域文化的地区小共同体的对位。“中国认同”出现“镜像”以及“中国认同”问题式出现多重逻辑证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民族与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失调与分离。只有通过“中国认同”问题式来质疑“他者”，建立起“中国认同”的中华文化本位立场，树立国家认同优先于地域认同的“中国认同”问题式的基本前提，才能还原“中国认同”的“原真性”，重构民族主体性，树立中华文化自信。“中国认同”的“原真性”在于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体性，以中华民族“...     

武则天与文化中国

认同华夏与中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是中华大一统文明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即使如南北朝纷争割据的各政权也以争夺中华文化正统为荣,这正是隋唐得以实现大一统的精神支柱。“文化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和趋势,各个时代的历史人物都对文化中国的坚守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武则天是初唐时期文化中国的一个特殊文化符号。她适应南北朝以来文化中国大一统认同的潮流,以《周礼》为号召,推动隋唐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与改革,促进多元一脉的民族文化国家的发展,提升大一统的国家形象,继承有唐“以文治天下”的传统,亲撰《臣轨》,倡导“以道德化天下”,在中国官德教化史上留下了靓丽的一笔。她为文化中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       

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传承与弘扬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每一方面都有其丰富的内涵。连续性表现在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字、历史书写和元典传承;创新性表现为守正创新与互鉴创新;统一性具体表现为发展上的共生共荣、认同上的交流融合和家国上的众志成城;包容性表现为和合为念的价值追求、博采众长的德性精神、协和万邦的气概胸襟;和平性不仅仅表现为爱好和平,而且更强调“立人”“达人”。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丰富内涵,对于我们传承和弘扬优秀文明有重大意义。     

族群认同视域下闽南方言的跨境传播

闽南族群的跨境迁移已历千年,已然成为东南亚华人华侨重要的地缘分支之一。从族群认同视域探讨闽南族群跨境迁移中闽南方言在族群认同中和文化认同中的地位和作用,闽南方言的认同功能与其交际功能、文化功能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与长久维系闽南族群认同、构筑“一带一路”心相通、保护闽南方言资源等休戚相关,应加快闽南方言的跨境传播研究,维护闽南族群的母语方言,以更加智慧、柔软的方式维系族群认同。     

历史上滇藏地区对中央王朝的认同何以可能之新探

历史时期滇藏地区均属于中华大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与中原王朝的交流互动系古代中国不同地区或不同政权之间的交往联络。换句话说,这是古代中国内部的政治生态式样。考察历史上滇藏地区与中原王朝关系发展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滇藏地区所以认同中央王朝是有深刻原因的:地缘环境上的亲缘关系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自然因素,文化向心力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诱致因素,民族间的"三交"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基本因素,经济交往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决定因素,行政管辖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关键因素。     

区域·族群·国家认同——当代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

藏族作家阿来、达真等以文学想象的方式追忆藏区土司时代,不同作家文本相互印证补充,以民族志方式表现那段历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伦理。笔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梳理土司制度与区域、族群之关系,指出其历史脉络从"顺应"走向"相悖"导致土司制度最终消失于历史舞台。区域族群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唇齿相依在现代世界体现尤为紧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分别表现为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从文化民族主义角度阐释可以发现其中隐含区域族群的身份认同与家国情怀。     

唐代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唐代“归葬”现象考察

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出现了较多的归葬现象:从唐帝国的边缘地区归葬于国家的中心长安、洛阳。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以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这为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迁葬或归葬这种耗资巨大的行为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有助于吸取历史养分,理解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促进现代的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