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理大学藏三件出土医学文书考证

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中,有三件与医学相关的文书残片。其中前两件为陶祖光（北溟）旧藏,一件为牛医方文书,一件为刻本《太平圣惠方》残片。该两件文书与部分西夏文文书装裱于同一册中,可能为西夏文献,但具体出土地不详。第三件为张大千旧藏文书,内容经判定是宋人施发所著《察病指南》的残余,是现存《察病指南》最早的版本,可能出自于敦煌北区洞窟。     

英藏黑水城医药文献Or.8212/1343考

黑水城出土医药文献Or.8212/1343为一脉法残片,经考证,其文字与《南阳活人书》部分文字以及顺序完全相同,故极有可能抄自此书。《南阳活人书》为宋元时期世人学习《伤寒论》的重要参考书,其抄写者可能出于学习伤寒的目的而进行抄录。     

敦煌吐鲁番出土《诗经》残片考辨四则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我国文学史、教育史、文化史及社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该书在我国古代的敦煌、吐鲁番地区曾广泛流行,因此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有不少的《诗经》写本留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由《大谷文书集成》中认定《诗经》写本残片5片,就它们之间、它们与前人所认定的写本之间的关系加以梳理,同时也就部分前人已认定但仍有疑义的《诗经》写本残片加以探讨。     

日藏吐鲁番出土《尔雅》残片考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国西北部敦煌、吐鲁番出土了大量魏晋至元明时期的文献,其中就有我国古代重要辞书《尔雅》.目前敦煌发现的雅书研究论文已有数篇,而对吐鲁番出土的雅书研究成果较少,对出土雅学文献的研究也是雅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基于此,目前藏于日本的3351号、8095号《尔雅》残片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对其发掘、收藏、出土地、书写时代、体式、用字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能够为《尔雅》和雅学出土文献研究提供基本资料和相关线索.     

俄藏敦煌文献《新集文词九经抄》 写本缀合与研究

《新集文词九经抄》是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一种蒙学读本,是具有家训及书抄性类书的特殊教材。学术界对保存在英藏、法藏敦煌文献中的《新庥文词九经抄》写本做了研究,但是保存于俄藏敦煌文献中的《新集文词九经抄》却很少有人涉及。俄藏敦煌文献中保存有八个卷号写本,其中六个误定成《百行章》,本文经过对这些写本的抄写字体、内容等研究,认为是一卷《新集文词九比抄》分裂所致,可以拼接缀合为三块,与英法藏本不能互为渊源底本,出自张氏归义军初期的改煌文士之手。     

吐鲁番出土唐天宝四载十——十二月交河郡财务案残卷考释

本文所考释的十五件文书断片,有十四件大谷文书,其中四五○○号以前十二件,载于龙谷大学小田义久教授主编的《大谷文书集成》一和二,另二件四五○○号以后者,转引自小笠原宣秀、西村元佑著《唐代役制关系文书考》和周藤吉之著《唐代中期户税的研究》(二文均见《西域文化研究》三).只有一件文书移录自《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 对于十四件大谷文书,日本学者小笠原宣秀、西村元佑、周藤吉之和小田义久都曾进行过初步整理、研究,如周藤氏取用几件载有户税钱的断片研究唐代户税,小笠原宣秀、西村元佑二位先生对载有赵晋阳的文书分析其内容,小田义久氏对几件文书填字拼接等.现在我仔细研读这十五件文书断片,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批文书断片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分析研究.兹分两部分论述如下:     

中古文《尚书》与秦府图籍、《七略》关系蠡测

本文以刘向校书与古文献流传为背景,重新讨论了西汉“中古文经”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秦府图书的存佚、《别录》的性质等问题。认为西汉秘府所藏“中古文”《尚书》在书写形式、抄写时间、庋藏地点、考校今文的时间四个方面与“孔壁古文”《尚书》不同,它们不是同一版本。“中古文”应是秦府图籍的遗存,未栽入《汉书·艺文志》的原因则是《七略》实际上是刘向刘歆父子所整理图书的目录,而非西汉中秘及外府的藏书目录。     

尘故庵藏《西游记》版本述略

就私人线装藏书中的《西游原旨》、《西游真诠》、《绣像西游真诠》等3种《西游记》的版本特征和与其他版本的对比作出简单的梳理和分析。通过对重刊《西游原旨》序分析,认为将《西游记》小说与长春真人邱处机的《西游记》视为一书,乃《西游记》成书以来捕风捉影之谈;列出已知的《西游真诠》的18种版本,其所藏在18种之外;对所藏泰山堂刊本《绣像西游真诠》的卷数和行款、绣像、书前序文进行分析,进而为《西游记》的版本研究提供新的信息。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残叶研究

对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最新出土《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标本464:121)残叶进行转写、翻译和简单注释,并将该版本与柏林藏本进行比较,认为两个残片均译自同一个汉文原典,且译者同出于一人或一类人之手。     

清华简《厚父》新探——兼谈用字和书写之于古书成篇与流传的重要性

本文在疏补清华简《厚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厚父》简文中的用词及书写风格。清华简《厚父》记述的应当是西周早中期的思想内容,但它带有浓厚的西周中晚期以来的用词与书写风格,说明《厚父》的内容是渊源有自的,其文本写定时代至迟可以上溯到西周中晚期。这些用词与书写的留存,反映出清华简《厚父》可能是一个不完全的转抄本,而不是一个完全依据战国文字写成的新写本。《孟子·梁惠王下》所引《书》当是直接所引,它与清华简《厚父》之间应当都是各自独立的版本。此外,出土文献的用词与书写也为我们衡量清华简以及其他出土材料,甚至是典籍文献的时代与成书问题提供重要标准。     

莫高窟北区B128窟出土回鹘文《八十华严》残页研究

敦煌莫高窟北区B128窟曾出土一件回鹘文《八十华严》残页。对该残片回鹘文原文进行拉丁字母转写、汉文翻译和注释,并对其翻译年代、版本和翻译方式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将促进回鹘语文及其佛教研究的发展。     

银雀山汉简本《晏子春秋》探析

银雀山汉简本《晏子春秋》的抄写年代应当在汉景帝之前,所以它也应该是现存最早的《晏子春秋》版本。银雀山汉简本《晏子春秋》的出土可以帮助我们校订《晏子春秋》传世本的一些问题,但我们不应过分迷信简本《晏子春秋》,认为它一定优于传世本和《群书治要》本。事实上,根据其内容的思想倾向来看,银雀山汉简本《晏子春秋》很可能是墨家传本,而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晏子春秋》与墨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咽喉秘集》版本源流考

《咽喉秘集》是具有较高文献与学术研究价值的清代喉科著作,但作者及成书年代难以考据.其书流传较广,版本众多,从同治、光绪、宣统到民国各个时期,屡经翻刻,甚至流传至香港、日本等地.经版本寓目与文献研究后,将其传本系统及源流作一叙述.     

简帛医书伤寒病及治疗方药源流探析

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简帛医学文献共有14枚与伤寒病相关的简牍,记载了伤寒病信息及治疗方药。治疗伤寒病的简帛医方应用范围广,至今还有较大临床价值。通过与传世医学文献的比较分析,认为《素问》可能是简帛医学文献伤寒病的理论源头,而简帛文献记录的治疗伤寒病的方药应当为《伤寒杂病论》相关方药提供了参考素材和启示。     

秦汉土地测算与数学抽象化

出土文献提供了研究中国早期数学发展状况的新材料:青川秦墓木牍《为田律》、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田律》和《算数书》、岳麓书院藏秦简《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河堤简》,通过分析这些出土文献里保存的关于土地测算的内容,推断秦汉时期数学的抽象化进程。     

“子”部书说略

“子”部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出现了众多的思想家和众多的思想学术流派。“子”部书是指以先秦各学术流派思想体系为主的所谓“九流十家”组成,即儒家流、墨家流、道家流、名家流、法家流、阴阳家流、纵横家流、农家流、杂家流和小说家。“子”部书,收录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和释道宗教的著作。这一部分内容最为驳杂,除十家以外,还包括军事著作,如《孙子》、《司马法》、《六韬》;农业技术书,如《齐民要术》、《农书》、《农桑衣食撮要》;医学书,如《黄帝素问》、《甲乙经》、《伤寒论》;天文算法书,如《周髀     

《瑜伽师地论》系列敦煌残卷缀合研究

敦煌文献中《瑜伽师地论》及其疏释之作共有200多号,包括敦煌僧徒记录唐代高僧法成讲述《瑜伽师地论》的听课笔记《瑜伽师地论手记》和《瑜伽师地论分门记》,后者多未见历代藏经收载,是解读《瑜伽师地论》内容的第一手资料。但这些写本以残卷或残片为主,不利于进一步的整理研究。通过内容、裂痕、行款、书风等方面的分析,对这些残卷或残片作了初步的"复合"工作,可以把其中的26残卷或残片成功缀合为11组。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上）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下）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札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重读四件河西吐蕃文书——解读吐蕃文献之商榷

黄文焕先生于1984年所出版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一书中,译解四件残缺不全的河西吐蕃文书,并以之考证了吐蕃史上诸多重大史事。笔者重读四件河西吐蕃文书,发现黄文焕完全误解了四件河西吐蕃文书,并误证了相关史事。本文重新解读,意在说明了解历史语言的重要性。如何正确理解古藏文,是为唐代吐蕃史研究入门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