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网购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重庆数据的实证

随着电商的发展,农村居民参与网购的人数逐渐增多,农村居民网购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农村居民这一群体的网络消费行为。基于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使用重庆农村居民网购相关调查数据,对影响农村居民网购行为的产品优势、风险感知、便捷性、流行感知、客服服务、生活方式、文化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产品优势、客服服务和便捷性可以整合为产品与服务因素,生活方式和文化因素可以整合为区域特征因素,而风险感知因素可被分解为产品风险感知和信息风险感知两个因素。产品与服务因素和区域特征因素对农村居民网购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生成逻辑

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既有个体风险，也有社会风险。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失败典型案例，利用风险感知、风险传递和风险的社会放大等理论，聚焦风险酝酿期、风险发展期与风险爆发期，深入剖析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相异阶段生成逻辑脉络。其中，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生成大致遵循“个体层面因素驱动-风险感知直接偏差-风险传递扩散-个体发展损害”脉络；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生成大致遵循“社会层面因素推动-风险感知间接偏差-风险的社会放大-社会发展损害”脉络。因而，针对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治理，需强化精准思维和整体性治理导向，应以风险治理共同体为“翘板”,助推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治理协作。     

公平感知、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司法信任——基于CSS2021数据的SEM分析

提升农村居民司法信任水平,对于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效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CSS2021年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公平感知对农村居民司法信任的影响,同时检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在对全国6 594份居民样本分析后发现,社会公平感知已构成农村居民司法信任的重要来源;机会公平感知对农村居民司法信任的影响明显强于结果公平感知,同时政治权利对机会公平感知的贡献程度较高;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居民司法信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社会公平感知与司法信任之间起着中介传导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通过长期性的制度建构,保障农民个体和农村经济组织的准入和竞争机会,同时通过多元手段有效培育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逐步提升农村居民对司法的信任。     

青年毛泽东“力”观念的哲学透视

青年毛泽东对“力”观念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物力”“体力”“心力”三重向度。就国家层面而言，“物力”的进步将带来国力的增强和民族地位的提升。就个体层面上说，“体力”是个体存在的直观确证，“心力”则进一步对个体的存在方式作出形上追问。他对“力”观念的哲学沉思旨在从社会历史动力的追寻与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双重维度展开，不仅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中心问题作出哲学思考，而且有着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可能的前驱探索。     

社会资本影响幸福感吗？——基于农村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和谐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居民的幸福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利用农村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居民幸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个体层面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组织信任都与幸福感正相关,关系和谐同样具有促进农民幸福的作用;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有利。由此说明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幸福,并且对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作用更强,这对促进民生幸福和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     

邻里效应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构建贫困脆弱性测量模型和Manski社会互动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邻里效应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我国农村地区贫困脆弱性处于较低水平，2017年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较2015年有所提高，同时呈现不同区域和个体具有显著差异、非贫困群体中存在高脆弱性群体的特征；贫困具有邻里效应，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当期贫困状态和未来贫困状态均产生显著不利影响，个体关联效应与社区情景互动效应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提高家庭人均纯收入发挥显著阻碍作用，对低收入群体发挥的阻碍边际效应明显高于高收入群体；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东北地区邻里效应对贫困脆弱性不具有显著影响，在西部地区邻里效应对贫困脆弱性加剧边际效应高于其他地区。     

基于网络问卷调查的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研究

居民对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是个体消费行为、企业风险沟通和政府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从居民对食品安全的知识、态度和行为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食品安全风险感知评价体系,利用网络问卷调查方法 (问卷星)获取相关研究数据,在评价分析调查样本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水平的基础上,提出了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水平的增强策略。结果表明:调查样本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现状处于中等水平,平均得分为66.92分;居民对食品安全的知识掌握程度较好,为78.67分;态度方面略低于知识掌握程度,为72.55分;经历食品安全事件后的行为倾向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仅为49.55分。因此,增强居民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有效行为是提高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水平的重要途径。     

休闲农业旅游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

本文借助SPSS统计软件,运用因子分析法和方差分析法对黄兴镇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及感知差异形成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调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社区居民的经济社会影响感知主要表现为对“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收入方式与就业形势影响”、“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和“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等4个方面的感知;不同个体特征对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作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参与旅游与否、居住地与旅游点的距离等因素对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差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是主要驱动因素。     

灾后住房重建中的家庭、社区和政府动力机制分析

灾后重建是一个多主体共同参与、多重动力机制交织作用的动态过程。使用汶川地震灾区居民的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家庭动力、社区动力和政府动力对灾区农村居民住房重建速度的影响,可以发现,家庭的个体特征对住房重建速度的解释力较弱,但本社区其他居民的住房重建速度则通过社会比较和规范压力的机制影响了家庭的住房重建速度。政府的经济干预能够加快住房重建速度,而行政干预则会延缓住房重建速度。研究结果表明,灾后重建行为不只是一种个体行为,更是一种嵌入于群体社会规范和政府干预措施中的集体行为。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有限理性决策视角

在相对收入假说框架下,基于消费者“有限理性”与个体自我约束,研究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及居民理性预期的修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城乡收入不平等使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发生相反变动,显著扩大城乡消费差距,而居民理性预期的修正作用使得城乡消费差距有所缩小;进一步划分消费结构后,研究发现城乡收入不平等促进城镇居民生存型和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抑制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居民理性预期则修正城镇与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的偏离,也促进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以上研究不仅为全面理解城乡收入不平等与消费结构的关系提供经验证据,也为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提供有现实意义的参考依据。     

“新农合”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实证分析了"新农合"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农合"增大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证实了"新农合"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作用的因果效应。进一步,双重差分模型(DID)估计结果证实了这一因果效应的稳健性。异质性分析发现,个体层面,"新农合"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增大作用,主要发生在中老年人、女性和已婚居民群体中;空间层面,"新农合"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增大作用,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居民群体中。据此认为,"新农合"增大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这一事实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农合"制度应有效用的发挥。     

数字金融素养会降低农村居民网络诈骗风险吗?

数字金融素养是消费者掌握的数字金融的知识和技能,在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下,提升居民数字金融素养对守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至关重要。基于陕西省农村居民实地调研数据,构建数字金融素养测度指标,探究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网络诈骗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访者数字金融素养水平不高,且与网络诈骗风险正相关;数字金融素养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接触网络诈骗的概率,同时也显著增加了农村居民实际遭受网络诈骗的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素养对男性遭受网络诈骗风险的提升作用大于女性,存款规模越大越容易遭受网络诈骗,面临信贷约束的群体遭遇网络诈骗的风险也更高。这与数字金融发展的阶段特征有关。     

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人”:中美健康人力资本发展趋势比较(1950～2050年)

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超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是“以全体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其中健康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之基，又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性与长期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着引领性和促进性作用。本文对中美两国健康人力资本的历史轨迹与发展趋势作了纵向(1950～2050年)比较。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十多年，中国实现了从“东亚病夫”之国到“东方巨人(健康中国)”之国的转变，实现了全局性、根本性和历史性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和积累了最丰富、最具竞争力的健康人力资本。展望未来时期(2022～2050年)中国式健康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和主要指标的发展趋势，旨在全面促进国家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投资于全体人民全生命周期健康，不断创造规模宏大、更高质量的健康红利，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民健康型社会，迈入世界健康强国行列，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健康人力资本基础。     

数字之利与数字之弊：短视频对农村居民的影响

以理性成瘾理论为根基,基于全国五省市农村地区的一手调研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了短视频对农村居民时间分配和身体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短视频是一把“双刃剑”,短视频通过为农村居民提供有益信息促进了其非农劳动时间的增加,带来了数字红利;同时,短视频长时间的静态使用行为增加了农村居民患超重、肥胖的风险,危害其身体健康。短视频的“红利”作用仅体现在日均用时0.5小时以内的群体中,而对沉迷于短视频的农村居民来说,短视频带来了对身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尤其对日均用时多于2小时农村居民的生产劳动(农业、非农劳动时间)和身体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双重危害,且短视频对年轻女性居民的健康尤为不利。应高度警惕短视频的危害,避免其发展成为“数字鸦片”,可探索按照短视频内容进行分类、分级限制管理,以保留其优势、规避其危害。     

网络时代的“社会式互动”行为——对中国社区零售转型发展的社会学考察

基于社会行为理论,聚焦于典型案例分析,构建“社会行为-行为逻辑-行为目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应用该分析框架探究了由社会参与、社会化服务、社会控制和相互支持等要素共同构成的社区零售中出现的“社会式互动”行为。研究发现,“社会式互动”行为能够挖掘社区零售的核心价值,增加零售机构与所在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进而形成企业发展优势;强调社区共享的意义,是社区零售承载社区发展的有效途径。分析表明,“社会式互动”行为模式的应用可以有效突破零售商与社区居民的关系边界,但仍需要依靠互联网技术的支撑和地方政府及其他利益群体的参与和支持,才能真正实现社区零售的转型发展。     

政府亲贫式支出、家庭收入门槛与居民幸福感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大样本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我国政府亲贫式支出是否可以引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第二,亲贫式支出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服务主要影响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比城市居民更为明显。此外,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个人社会地位等均能直接提高居民幸福感。因而,提高亲贫式支出的使用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     

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转向及复合特质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事实”的中国式现代化，它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寻求的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本原则、以共产主义为最终旨归、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目的的中国特色的实践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与“中国实践”的有机对接，它迅速完成了从“西方”到“东方”、从“注重工业”到“全面推进”、从“外生学习”到“内在创新”、从“顺序串联”到“同步并联”的逻辑转向。中国式现代化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底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面型的现代化，是“物质”和“精神”双丰收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兼顾中国利益和世界发展的科学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着复合性的辩证特质，它妥善处理了个人和集体、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中国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指导中国人民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方案，又是世界人民摆脱贫困和危机并走向更加高级、更加文明的社会形态的有益借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继续推进，人类文明必将迎来新的辉煌。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风险及其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生产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村社区是各种风险的频发地和聚集地。在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实践探索过程中,居民生存发展、社会稳定、经济运行、权力运行、财务运行、突发性公共事件等都给广大社会居民带来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制约着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同时也影响基层社会和谐与基层政权稳定,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总体上来看,传统经济发展统辖社会治理的理念、“应付”治理思维逻辑与事权下放和财权收紧的制度设计、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与特殊性社会生产要素的运行制度、强化治理理念与外强中干的基层政权运转制度是农村社区多重风险并存的重要原因,深层次原因体现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长期存在偏差的“理念—制度”治理逻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保持基层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善治目标,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重构现代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有效规避农村社区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基于TAM的云南农村信息化应用影响因素研究

云南农村信息化可以有效促进云南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近年来,云南实施了一系列农村信息化工程,特别是基础建设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应用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研究以技术接受模型为基础,将感知成本与个体创新作为新的外部变量引入.结果发现,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云南农村信息化应用采纳的关键影响因素;同时,感知成本和个体创新对云南农村信息化应用的采纳也有一定影响.     

人缘取向:中庸之道的人际实践--对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模式的再探讨

关于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的讨论,概括起来主要可以分为“自我主义”、“大我优先”与“关系取向”这三种本土研究范式。但多数中国人可能既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也不是以“大我”为中心,同样也不是简单地以诸多的两者“关系”为取向的,而是在与众人的直接交往与间接相处的具体情境中,倾向于采取中庸之道的人际实践,以建立、维持、发展或改善自身在某群体或社会圈中的“人缘”状况。个体在某群体或社会圈中的良好“人缘”,是个体在该群体或社会圈中长期摄取更多资源的重要资本。这种以自身良好“人缘”为指向的中庸之道的人际实践可称之为“人缘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