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碎片化运行”到“协同性供给”: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之进路

互助养老虽为农村养老新模式,但当前整体运行状况不尽人意,其症结在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以"条块分割"等为特征,在身份、区域、运行等层面,呈碎片化运作之势,具体表现为认知难以产生共鸣、养老资源零散化、政策设计失衡、服务运行地方化、养老需求偏好与服务供给目标偏离等,直接影响着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据此,可从需求、资源、供给三个维度设计出"3个动态链接+1个良性循环+多个优化结果"的碎片化整合思路,以指导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协同供给机制的建构。在整合思路指导下,从完善政策设计、优化主体关系、创新服务方式、建立瞄准机制等层面来建构具体、可行的路径,以实现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从"碎片化运作"走向"协同性供给",从而打破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碎片化运作格局,全面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能力与供给效率。     

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模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老年人是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本文利用苏冀陕三省农村老年人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识别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模式类型,运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不同供给模式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意愿水平整体不高,且对不同类型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意愿差异较大;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具有多元化的选择和组合偏好,可分为情感-管理型、情感型、低参与型、低管理型及高参与型5种供给模式;个体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均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建议针对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不同模式,发挥家庭支持作用、健全政府激励机制、加强互助养老宣传,精准引导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     

农村互助养老内在行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农村互助养老是具有中国乡土特色的农村养老模式之一。在传统乡村文化“互帮互助”的理念下,以地缘、亲缘为主的乡村生活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提供了可能。农村互助养老的本质是“自助?互助”,文章通过社会资本理论三个核心维度,对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的内在行为逻辑、现实困境以及可能的实践优化路径进行探讨,提出未来互助养老模式可以在多元主体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供给体系、传统文化优势及提高老年人信任等方面不断发展完善。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长效发展提供了可行性的理论支撑以及路径优化措施,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促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长足发展。      

结构化社会互动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研究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存在意义认知单一、支配机制不健全与身份合法化难等问题,以吉登斯结构化社会互动理论为基础,明确自治主体与社会组织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调控作用,探析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意义结构、支配结构、合法化结构,发挥吉登斯结构因素与行动因素的相互作用,完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主体人员自治、政府党建引领、社会资本嵌入等动态过程,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变迁:70 年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变迁内嵌于社会转型当中,历经萌芽发育期、曲折发展期、快速推进期和深化改革期四个阶段。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税费改革、养老服务需求扩大等事件的触发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沿着“供给主体—对象群体—服务类型—服务内容—供给机制”的逻辑主线演进。 新时代农村养老服务的主要矛盾转变为广大农村老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给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服务供给总量不足、补缺型模式的局限性、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服务质量明显偏低。 展望今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改革方向,重点应集中在扩大服务供给总量、提供适度普惠型养老服务、优化服务供给结构、提升服务质量等方面。     

从冲突到协调：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进路

互助养老已成为国家破解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方式,但仍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困境的根源来自制度冲突。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需超越制度冲突而转向制度协调。制度协调有助于提高制度效率、明确行动主体的权责、提升社会预期和增强道德激励。制度协调下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推进路径为：明确府际间互助养老的职责权能、厘清养老服务政策与养老救助政策的对象范畴、强化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主体间的协同、发展以超义务为准则的互助养老文化。     

政府主导型农村互助养老：衍生逻辑·实践框架·路径取向

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养老模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政府在这一过程担当了主要推动角色。目前学界对于政府主导型农村互助养老及其产生原因与实践框架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政府主导型互助养老的衍生呈现出自身的逻辑理路，以X县的典型个案为例，在实践中表现为目标取向多维、主体多元参与、结构多层次的实践框架。为有效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家庭功能式微、社会经济转型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农村养老困境，应科学界定政府在农村互助养老中的地位和作用,构建面向老年人需求的互助养老政策体系、加大政府主导型农村互助养老供给机制创新，丰富政府主导型互助养老的服务内容和方式。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叙事与发展路径

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基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农村社会生态,互助养老成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有效补充。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农村养老问题,尤为注重发挥互帮互助传统文化在农村养老中的重要作用,不断进行政策设计与完善,以推进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大致经历了宗亲互助养老、生产合作社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会互助养老和互助养老制度化规范化共5个阶段,并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互助主体以伦理文化资本为核心,家庭始终发挥核心功能;互助内容以社会组织资本为指引,由单纯经济救济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互助方式以正式制度资本为保障,从代际互助向代际互助与老老互助相结合转变。发展农村互助养老需秉持社会资本视角,聚焦互助养老之主体、内容、方式,完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资本,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水平。同时,亦要发挥农村社会组织资本力量,彰显互助养老共同体之优势;弘扬农村伦理文化资本,营造敬老孝老的社会氛围,促进农村老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助力共同富裕最终实现。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的组织基础研究

以老年助餐实践案例为基础，讨论外生型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实践的特征和困境，内生型互助养老实践的组织机制，以及发展低成本农村社区互助养老要处理的两组辩证关系。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型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实践因其标准化运营，导致对互助优势的消解；市场供给型互助养老实践使村级组织的动员能力难以得到发挥。对比而言，由村庄自组织发起的内生型村庄互助养老实践，一方面，通过最大限度地调用村庄内部资源，使互助养老得以低成本地运转；另一方面，在对村民志愿者的动员和组织基础上，通过公共监督和村内信任关系来控制为老服务的风险。这种实践在推动互助养老的过程中，也推动了对留守村民的组织。     

养老服务供给指数测度与时空演化特征研究——以共富示范区浙江省为例

本文构建养老服务供给指数测度指标体系,以共富示范区浙江省为例,研究其在2010—2021年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及时空演化特征,并基于面板回归模型解构时空演化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全省养老服务供给能力整体呈上升态势;高供给区域对相邻地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养老服务供给区域差异不断缩小,但仍存在梯度效应;财政自给能力、转移支付力度、城镇化水平、交通支撑能力、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对养老服务供给影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发挥区域空间联动效应、优化财政投入方式与结构、完善养老保险基金市场化投资运营机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交通网络空间布局等政策建议。     

自主治理：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模式选择

从“村庄本位”角度提出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关键在于自主治理。美国“村庄”互助养老的本质特征就是“老年群体本位”自主治理,其通过“在地化养老”目标统领、自主组织引领、适应性规则供给、以老年人为基础的资源供给、全过程监督等保证互助养老福利的合作生产与有效供给。深化中国农村互助养老自主治理,需要树立人本主义与合作生产理念,建构以自治基础的合作治理体制,培育自主组织引领的参与式治理方式,完善资源保障、制度供给与多元互助的长效治理机制,从而形成内外协同、上下互动的“发展术”,保障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持续性与有效性。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农村互助养老的路径探要

在传统养老模式效果减弱的背景下，基于传统村庄熟人网络，以农村地缘为核心的新型就地化互助养老模式应运而生，成为破解传统养老现实问题，推进乡村养老良性治理，提升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对干部领导型、机构帮扶型、精英带动型、代际储蓄型这四种典型的互助养老实践案例进行分析，挖掘其呈现出的个性问题，并对这些个性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发现农村互助养老存在集体价值共识羸弱、信任合作基础缺位、多元主体参与空间受限、服务供给与需求失衡、数字信息智慧养老滞后等共性问题。面对这些难题，可以从党建引领、多元参与、供需平衡、数字赋能这四个角度入手，不断优化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路径，促进农村养老保障的高质量发展。     

养老服务中多元合作供给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组织整合的视角

目前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被纳入养老服务的供给体系中,养老服务在供给主体上初步呈现出多元化。然而在长者用餐服务的实证研究中,依据组织整合的视角,同时从体制、结构、运行三个层面对养老服务中多元主体的整合情况进行分析,发现目前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虽然在供给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但不同主体之间欠缺整合。优化养老服务的多元合作供给,必须从服务规划者、多元主体供给架构、信息沟通机制方面着手,建构多元供给主体的整合框架。     

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法律规制研究

农村“邻里互助”养老符合人权保障的内在逻辑,是贯彻实质法治的必然要求,其本质上是对老年人服务权利的保障。目前,农村“邻里互助”养老面临着经费不足、专业护理人才匮乏、服务质量偏低、缺乏有效的管理评估机制、应急处置制度尚未建立等问题。对此,需要建立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管理评估机制、人才激励机制、争议处理机制、应急处置机制等,修订和完善养老服务的内容及标准,以建立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服务长效发展。     

中国特色的农村自发互助养老模式的村级补持探索

农村养老问题,关系到农村基本秩序的稳定,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目前政府尝试构建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更多侧重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这与当前我国农村的养老需求存在结构性错配。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应兼顾农村基础条件、农民需求偏好与农村文化心理等因素。农村内生性的自发互助养老模式正是切合当下中国农村现实的一种养老模式,它具有低信任成本、低经济成本、低监管成本和高情感受益的优势,同时它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未来需要农村村支“两委”充分发挥组织优势,提供农村自发互助养老需求的信息、资源和保障,方能使农村自发互助养老朝着可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进而有效缓解农村养老压力。     

农村互助养老:历史演变、实践困境和发展路径

当前,农村养老成为整个社会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农村互助养老具有传承孝道文化、发扬互助精神、提升农民参与养老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等优点。我国的互助养老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以宗亲互助养老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是以集体互助养老为主;改革开放至今逐步形成了社会互助养老模式。当前的农村互助养老实践面临诸多困境:村民参与互助式养老的意识淡薄;现行的体制机制匹配度不高;基础的养老服务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保障资金来源的渠道有限且不稳定;参与养老的社会资源呈点状分布等。需要从革新观念,提升参与意识;完善机制,先行顶层设计;丰富内容,服务体系多元;拓展渠道,资金保障到位;群策群力,协同社会力量等方面加以解决,使其持续、健康、有序地发展起来。     

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重点任务与改革思路

认为养老服务供需失衡是我国当前养老服务业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从供给侧看养老服务存在供给总量不足和供给结构失衡两大问题.目前,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应包括促增长、去空置、降成本和补短板等.在此基础上,应重点推进供给主体多元化、供给机制市场化、供给方式便利化、供给手段多样化、供给内容专业化、供给政策系统化等各项改革.     

脱嵌与重塑：社会组织嵌入农村互助养老的困境根源与因应策略

当前农村互助养老总体上呈现出“高需求—低供给”的结构性难题,社会组织嵌入能够有效提高养老服务的专业性,弥补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缺陷。在梳理已有文献基础上,以嵌入理论为基础,构建社会组织嵌入农村互助养老分析框架,分别从认知嵌入、能力嵌入、资源嵌入、关系嵌入四个维度分析社会组织嵌入农村互助养老的可行路径。研究发现,当前社会组织在嵌入农村互助养老过程中存在认知滞后、能力不足、资源有限与关系不稳等多重脱嵌困境。基于此,提出社会组织应该进行认知重塑、能力重塑、资源重塑与关系重塑等建议,以期为社会组织更好赋能农村互助养老提供经验镜鉴。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主体特征及模式选择

基于合作生产理论和社会参与理论,构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主体特征及模式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社会调查数据,通过潜在类别分析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参与不同类型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老年人在个体特征、意愿、能力、认知上存在群体特征差异,经济保障能力特征差异不明显。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可分为全面互助模式、生活 情感互助模式、日常 情感互助模式、低互助参与模式四类;与低互助参与模式相比,老年人对其他互助模式的选择受到个体、家庭、村庄和社会层面因素的影响。建议提高农村专业照护服务供给、重塑农村互助理念、降低互助养老可替代性、释放老年人互助养老积极性。     

人口 “空心化”与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困境研究

人口“空心化”问题已成为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的最大约束条件,全方位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工作方式、社区文化和经济。城乡空间居住距离动摇家庭代际互助基础,即使“隔代照顾式”随迁和“女儿养老”的家庭功能自适应调整亦难以扭转变局。政府同时扮演规定性角色和开放性角色,后者容易陷入“主导”幻觉和制度创新“盲点”。基层治理组织受人口流失影响,其管理能力与村民所期待的养老服务角色间存在差异。志愿部门出现“非典型性失灵”,发展动力不足。政府成为其参与农村养老服务最大的推动者,但因得不到所嵌入制度环境以及社区网络的支持而出现效用递减。因此,突破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困境需要政府由“主导”角色转向合作“平台”角色,通过知识转移机制、合作纠偏机制和非货币奖惩机制构建社会合作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