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卫所制度与青海高原屯寨文化的形成

明代在西北、西南边疆驻军戍守中,由于戍守边疆地区的军队数目庞大,给养便成了一个现实问题。为解决边疆驻军的给养,明朝实行卫所制度。随着卫所的建立,内地汉族大量移居边疆,从而使汉文化以卫所为据点在边疆地区得以传播和发展,形成特有的屯寨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并存发展。     

明代四川建昌地区的行政和军事建置及变化

明代建昌地区建置变化很大,有其特殊性。洪武二十五年前主要是行政建置,以当地民族为府州县卫所土官。洪武二十五年后,月鲁帖木儿等土官反明被平定,明王朝废除了行政建置,代以军事建置,增设四川行都司和卫所,驻军达五万多人。四川行都司辖六卫三十二千户所和五个长官司。行都司官员以流官为主,卫所官员有流有土,长官司为土官。明后期万历三年省建昌前卫后,才出现五卫八所。明前期,行都司及卫所、长官司有效地统治着建昌地区。明中期后,由于军民与夷人交往中的不良行为引起边衅,建昌卫土指挥使和邛部长官司土官衰落,原受土官抑制的彝族奴隶制扩张,掠夺劫杀卫所城镇军民,导致卫所萧条,控制范围大大缩小,军士减至五千多,靠从外地调入大批军队才能平定动乱。继之增置营戍,增派数千军士,分五大信地防守,但仍不能有效控制交通沿线,这种情况直到明朝灭亡。     

儒学教化：明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文化软实力的安边之道

彝族地区对明王朝经营西南边疆有重要地位。明朝初期，中央政府对彝族地区军事行动是儒学教化的基础，明王朝在彝族地区逐步形成卫所、屯田、土司、儒学教化四位一体的国家治理格局，彝族地区步入明王朝推行的国家治理快车道，儒学教化作为国家景观和制度安排，是明王朝在西南彝族地区推行文化软实力的安边之道。     

论元代庙学书院的规模

庙学(儒学、郡县学、路府州县学)和书院是元代儒学教育的重要机关。即在元代的官办学校例规集所谈的庙学典礼中,两者也被合称为“庙学书院”、“儒学书院”、“路州县学书院”、“府州军县学校书院”等。简言之,以“学院”作为两者的通常称呼,是指庙学与书院受到了同样的看待。这不外乎是两者在元代的性质相同和受到官府的同一支配的缘故。无需赘言,庙学即是官办,设立于各路府州县学。书院与庙学的产生不同,尽管它是属于民间的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关,但自南宋末期已有官办化的现象;至元代,许多名贤书     

“大一统”观下明朝经营永昌府的儒学方略及其影响

明王朝通过建立儒学教育体系、改革人才选拔机制等方式,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儒学方略,产生了深远影响。逐步实现国家权力在边地永昌府的下沉、国家形象及权威在边疆民族中的树立。在长期的儒学教化下,永昌府风俗移易,诗书礼义受到推崇,人文蔚兴,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扩大深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儒家文化的认同增强,为维护边疆、民族的统一奠定思想基础。明朝在永昌府实施的儒学方略,是数千年来中国政治追求的“大一统”理想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实践。     

甘肃一地两“庄浪”之名探析

“庄浪”一词来源于藏语，为野牛沟之意。明朝建立后，黄河以南陕西布政司以府州县管理，设有庄浪州，后降为庄浪县；黄河以北陕西行都司以卫所制度管理，设立庄浪卫，故而形成了甘肃一地两“庄浪”。河西庄浪，清朝废卫设县后改称“平番县”，解放后又改为“永登县”，河东庄浪县名则保留至今。     

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

儒学教育是指根据中央王朝政府政策法令办理的、以统治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教条为内容的各级教育。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在官学、书院、社学等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其缘由有三:一是中央王朝极力推行,二是地方官吏积极配合,三是各地土司主动创办。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稳定、教育发展、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清代云南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义学"探析

义学是清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普遍设置的官办初等教育学校。清代云南的义学自康熙朝起由地方官府主持创办,经过雍正、乾隆时期的快速发展,曾达到700余所,遍布云南各地,深入到山乡夷寨。清代云南的义学以边疆少数民族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以“训以官音,教以礼仪,学为文字”为教育内容;以“识字明理”、“开化夷民”为教育目的;它所创立的“官办民助”的办学形式和经费筹措管理模式,也成为清代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典范。义学在促进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增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年间青海地区教育的内地化——以杨应琚兴学为个案

自乾隆年间杨应琚振兴儒学开始,到光绪年间学堂改制,辛亥革命后普通学校性质的小学教育渐渐普及,标志着青海教育实现内地化.[1]青海地区无论从府厅县格局确立成为王朝国家所谓的“内地”,还是教育领域的变迁,贡献最为卓荦者实属杨应琚,在他任内区域内地化运动全面启动.     

明代宣慰与宣抚司

宣慰使司和宣抚使司明代正式成为专门用于治理少数民族的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宣慰、宣抚司是隶于兵部的武职机构,负责各自管辖地区的军民之事,有些也隶属于户部,与各府州相同。从其官员品级上来看,宣抚司要稍逊于宣慰司;从其数量设置上,宣慰司的数量要少于宣抚司;从其上下级隶属关系上来看,宣慰、宣抚司在制度与实践中也不是垂直的领导关系。明代宣慰、宣抚司的制度安排,不但不同地区有明显的特征差别,而且与当时的民族政策密切相关。?更多还原     

抗战时期的难民垦殖与民族教育——以西康学生营为例

抗战初期,沦陷区大量员生流徙内地,亟需抚辑。西康建省在即,需才孔急。教育部边疆教育司鉴于民族地区经济、教育的滞后,将难民垦殖与民族教育发展相结合,遂筹设国立西康学生营,以因应国家之需。学生营在学制、训育、教学及管理方面迥异于普通学校。虽存世仅三年余,但作为战时民族教育模式的宝贵探索,国立西康学生营在救济战时失业失学员生、促进边地民族教育、传播革命思想等方面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论明清时期儒学在滇西北民族地区的传播简

在封建社会儒学是中央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教育的主要方式。明王朝在鹤庆、剑川、北胜等地设置学宫、书院、社学等;至清代,儒学向丽江、中甸、维西等民族地区拓展。明清时期儒学在滇西北民族地区的传播,培养了大批士人,提高了各民族的文化素质,推动了民族融合,改变了滇西北民族的风俗习惯。移民、官员提倡、乡绅支持等是滇西北民族地区儒学传播的重要原因。     

河西卫所建置下神庙戏场的时空分布及其文化特征

随着明清河西卫所建置的确立完善,汉族民俗文化在河西一带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尤其河西一带神庙戏场的建设发展具有独特的时空特征。明代至清中叶前,河西神庙戏场建设时间大多在卫所建置以后,空间上集中于卫所中心地域。晚清随着河西由边疆变为内陆腹地,卫所基层乡村的神庙戏场蓬勃发展起来,这对民间祭祀空间的建构产生了深刻影响。     

法律边疆学：概念、对象和内容

为建设法治边疆，在边疆地区贯彻实施国家法律，构建有别于内地的、有自身特色的边疆法治体系，实现与相邻发达国家的法治接轨，迫切需要建构一门相对独立的、以上述主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边疆学。为此，本文对法律边疆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予以探讨，以为该学科的建立做一些初步工作。法律边疆学是一门以边疆地区的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旨在发现边疆地区的法律有别于内地之特殊发生、运行规律及一般过程的学科。与一般边疆学不同，法律边疆学的研究对象侧重于或者说主要是法律这一现象。描述性的法律边疆学、预测性的法律边疆学、规范性的法律边疆学和法律边疆学史依次构成了法律边疆学为实现其宗旨目的、目标任务的四大主要研究内容。     

岑毓英国防思想在中缅边界危机中的实践

英国吞并缅甸后,其侵略势力进逼中国滇西边境,西南边疆危机空前加剧。以岑毓英为领导的云南省政府,带领各族军民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包括展开搜集情报工作、组织当地人民守土卫边、充实边防军事力量、招抚边地夷民、筹措国防经费、发展滇西经济、戡乱靖边建设现代通讯、驻军护边稳定民心、入缅和助缅抗英以建藩篱御敌于国门之外等,其中尤以经营祼黑山地区和设置镇边直隶厅影响深远,阻止了英殖民势力的进一步深入,为保疆固圉作出了贡献。     

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之比较

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明清统治者吸收了以往历代统治经验,十分重视教育在治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过程中的作用,将教育视为治边重要方略。适应于边疆与内地联系愈加紧密的历史趋势,清朝在云南边疆举办教育的力度超过明代,各类学校的设置范围更广,尤其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大量开办义学,成为清朝云南边疆民族教育的显著特点。明清云南教育的发展,在传播中原儒家文化,推动边疆民族社会发展,促进边疆社会内地化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代私学以经学传授为主的原因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显学,读经习经蔚然成风,官办学校亦以儒家经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但由于官学能力的有限和日渐衰废,私学中长期以来教授儒学的传统以及通经入仕的利禄诱惑,使私学成为普及和推广经学的主要承担者,由此也促进了私学的繁荣发展。     

新疆屯垦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新疆屯垦文化是中华文化中极具特色的文化,是屯垦军民把内地各区域文化与边疆文化相结合,把民间文化与军旅文化相结合,在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火热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新疆屯垦文化是具有浓厚地域特色和汉文化特征的一种融合性文化。新疆屯垦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始终把国家的需要与个人的发展相结合,体现的是全局观,是中华民族的利益。面对当今社会发展和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斗争,屯垦文化因其内在本质特征,具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并在创新中走向新生。     

边政与财政:边疆治理视域下的清代茶叶边销模式

清朝政府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推行了茶马贸易、陕甘茶引、以票代引、四川边引、部票贸易等五种不同的茶叶边销模式。五种茶叶边销模式的茶源地、茶叶种类、经营主体和课税标准差异明显。茶叶边销是清政府治边的重要策略：一方面，清政府通过茶叶边销征收茶税，增加财政收入，为其治理边疆提供财政支持；另一方面，清政府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通过茶叶边销降低其治理边疆的成本。此外，茶叶边销还促进了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商品交换，推动了边疆牧区土特产的商品化，推进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历史疆域的稳固意义重大。它促使清代边疆地区形成点、线结合的贸易网络，推动了清代边疆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从而塑造了清代边疆地区新的城市空间分布体系，奠定了后来中国边疆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     

明清时期国家权力于河湟边地的延伸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随着卫所、郡县的设置、移民的涌入,其传统的族群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央政府一方面因俗而治,对藏、蒙牧区实行部族制、盟旗制,对土人、撒拉等族群施以土司制的统治策略;一方面则通过逐步加强汉人移民区及"熟番"地的军政控制,实现了中央王朝于此地界的政治主导地位,从而也使国家权力不断在河湟边地获得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