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探索

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家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研究者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音乐人类学大致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20多年来,许多音乐人类学家纷纷把民族志研究方法应用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逐渐成熟起来。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包括确定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对象、作为搜集资料方法的“参与观察”、作为研究成果的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报告的撰写等。     

视觉人类学视域下的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文化书写

近半个世纪以来,为化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民族志所遭遇的“表述危机”应运而生的视觉人类学获得长足发展,作为视觉人类学研究手段和书写文本的影像民族志明确表征民族志书写的“视觉化转向”,成为人类学领域最不可忽视的存在。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在视觉人类学视域下获得了更为深广的书写品格。文化视野进一步拓展,由“远方”走向“庭前”,关注身边的文化事象,及时承接“回归生活世界”的学术转向;在文化使命上由“文化抢险”和“抢救旧文化遗存”逐渐转向文化书写和文化建构,承担起关照当代民族文化视角,审视文化变迁的轨迹和脉络的功能;在文化表达方面展开人文关怀,对当代多元民族文化的表达和对情感唤起等方面显示出不凡的表现。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以明晰且具民族化的叙述方式和影像风格,为世界人类学研究提供独特的“中国样本”,为世界影像民族志提供美学范式。     

《奥鲁诺克》：第一部英国旅行小说的文化意义

17世纪英国女作家阿芙拉·贝恩的《奥鲁诺克》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旅行小说,作家以欧洲的罗曼司和民族志为叙事模式,创造出英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高贵的野蛮人的文学形象。小说涉及的一系列前瞻性问题,诸如西方现代性的展开、帝国地理空间的扩张、不同民族和文化间的交往,以及文明／野蛮、主人／奴隶、自我／他者、“新异”美学的建构等,在我们这个跨文化交往时代里,有着持续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论民族志研究方法及其在商务实践中的运用

经典的民族志与人类学的传统密不可分,目前,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商管理世界。人类学民族志与工商管理民族志的主要区别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人类学家的民族志研究传统上以奇异的文化为对象,而工商管理民族志研究的重点则在于工商组织及其经营领域。这一人类学方法也区别于其他定性和定性的研究。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对企业文化、消费行为、区域、民族群体及其对工商业务的影响等方面,具有其他研究方法难以替代的价值和作用,为解释人们的反应以及影响他们行为的原因提供一个更好的路径,从而从中揭示了那些不容易看明白的非正式的社会结构以及紧张的行为模式。     

视觉人类学与视觉文化研究

在人类对世界的感知中,视觉信息占了很大比重。古往今来各民族丰富的视觉文化,为视觉人类学考察提供了广阔的“田野”;人类学自身的跨学科优势,也为视觉人类学研究给予了深厚的学理支持。视觉人类学不仅可以与人类学母体的主要分支学科有机结合,对文物、艺术史、民间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研究,也可以对语言人类学中的可视性符号、体质（医学）人类学中的“内景反观”异视现象进行探讨;而视觉人类学以影视拍摄为主要方法的影视民族志表达,已经成为人类学书写的一个重要方面。21世纪以来网络和数字媒体开启的视觉新时代,为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拓展了更大的空间。     

全球化背景下当代民族志的几项重要议题

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是当今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面临的境况。作为人类学"学科门楣"的民族志,在全球化背景下也处于转型当中。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近年来凸显的新型民族志理论动向,集中探讨了人类学和全球化的关系、民族志与政治经济体系、民族志的真实性、民族志的时间维度、民族志田野调查转向等几项关键议题,并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志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固此民族志撰写者应具备博大的胸怀,不断实现田野研究和文本叙事的创新,以此进一步提升民族志的理论和实践素养。     

跨越物种边界的生命共同体——多物种民族志的书写呈现与学术意义

在“人类世”中，人类已成为整个生物圈物种中对地球环境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力量，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区隔也日益加深，多物种民族志是在“人类世”中书写并理解世界。人类学的“本体论”正是多物种民族志的理论基础，多物种是本体论的表征，本体论与整体论奠定了多物种对话与互视的可能性。论文从近些年来科学家提出的“人类世”概念入手，结合近些年人类学界热议的“本体论转向”,以近期几部重要的多物种民族志作品为例，试图对其书写对象、叙事手段进行阐述并提炼多物种民族志的重要学术意义。多物种民族志的理念提醒我们面对自然万物，当以体恤之心看待，以谦卑之心尊重。唯此，人类建立一个跨越物种边界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乃至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才真正成为可能。     

跨越边界与范式——《文化复合性:西南的仪式、人物与交换》导论

论文集《文化复合性:西南的仪式、人物与交换》(待版)的导论,梳理了文集收录论文的主要内容,基于这些内容,提出"文化复合性"概念,以此概括中国西南人文世界的面貌,即不同社会共同体内部结构生成与外在社会实体的关系结构。指出尽管"文化复合性"是基于21世纪最初10余年一批新一代人类学研究者的历史民族志研究提炼出来的概念,但它对20世纪中国民族学(尤其是西南研究)的经验和理论研究遗产的总结,是对既有学术论述的反思性继承。在形成这种反思性继承的过程中,汲取西方人类学有关交换、结构、历史性、世界体系、族群性、神圣性等方面论述的理论养分,将之与新时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区域研究相联系,进而提出了有自身特色的理论见解。     

格尔茨从“记”到“写”的民族志实践

20世纪中后期,有关人类学民族志书写问题的讨论逐渐成为学科内热点话题之一,这实际上是在整个西方学术界认识论转向的影响下发生的。"记"和"写"代表民族志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概念,它们分别对应着两种认识论之下的民族志写作模式。通过对格尔茨的两本民族志作品及其人类学理论的解读,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学学科内的这种从"记"到"写"的民族志写作模式的转变。     

全球化时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及其演变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边疆研究逐步进入到人类学视野之中。全球化时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走出了民族国家知识体系框架，通过阐释边疆空间变化所带来的不同社会关系和可能性结果，继而形成了“从边疆看世界”的鲜明的人类学叙事特征，内容包括边疆空间意义的地缘政治变迁和主体意义的生命政治形成，前者描述了边疆社会变迁和政治秩序的变化，后者则描述了边疆区域不同群体的社会实践以及相应治理技艺的演变，一同构成了全球化时代边疆“内”与“外”关联的多层面理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对中国边疆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场”与“生成” ———反思“实验的民族志”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假设被重新审视,“民族志现实主义”的合理性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实验的民族志”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新趋势：民族志既不是纯粹的关于“他者”文化的记录,也不是纯粹的关于民族志研究者的“个体”心理的呈现,而是一种关于“他者”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的文本,“反思”已经成为“实验的民族志”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而反思“实验的民族志”使得民族志的书写更加开放,从而提供了更多交流的可能性。     

批判与反思——民族志求真历程分析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学内部出现了学术反思潮流，传统民族志进入了一个实验性的时代。相应地，民族志求真历程也随着时代转换而彰显出来了。以批判和反思作为民族志走向科学道路的武器和方法，系统地阐释在批判和反思中民族志求真的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科学的民族志理论范式。     

从“大世界”到“小世界”:游戏研究的人类学资源及其当代视野

人类学的游戏研究以20世纪80年代为转折,前后大致划分为“大世界”和“小世界”两个取向。“大世界”时期的人类学者依据跨文化民族志材料建立起普适意义的游戏类型学,申明了游戏在世界范围不同社会中的重要性,在这种取向中游戏被作为静态的文化样本或社会功能。80年代后数字技术则将人类学者的游戏研究带向动态和纵深的“小世界”,从传统游戏的多样性、一般性与超越性,到数字游戏的物质性、虚拟性与开放性,游戏活动的线上空间及其线下延伸正在成为人类学无法忽视的社会互动新场域,以参与观察为主要方法的民族志技艺仍被有效地用以理解新的社会性如何在虚拟世界与物理现实的裂隙中实验并生成。人类学的学科视野能够为游戏文化、数字媒介的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与方法资源。     

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志渊源

我们承认人类学、民族志等概念来自西方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方志学意义的民族志对人类学意义民族志构成的影响和渗透。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与人类学民族志共享着“志”的功能,即对资料性的强调;另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也影响了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考察的时间长度和研究深度。     

迈向多元、关联与合作:关系民族志的新思考

关系主义范式的转向是当代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新视角,是从本体论与认识论出发,侧重于对本质论、实在论和实证主义的反思,克服主体/客体、本质/现象简单二元划分以及静态式结构分析的弊端。首先分析本质论、结构主义与二元论的视野盲点,然后分别从世界、社会、文化的三重维度来阐释民族志中关系主义研究的重要性,最后总结出:跨界、多元、复数与混合是当下世界的现实。关系民族志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也是世界体系下研究复杂社会与文化越来越重要的方法。我们应提倡一种动态的、情景的、关联性的整体观,迈向多元、关联与合作,实现民族志新的知识生产。     

作为方法的中医整体观:一个“渐冻人”中医师的疾痛叙事与叙事医学实践

用疾痛叙事的视角看“渐冻人”中医师以中医哲学整体观为方法解释疾痛经验、重建生活世界，并在中医整体观的指导下运用类似叙事医学的方法进行医学实践，进而探讨传统中医哲学的整体观和现代西方医学人类学疾痛叙事研究范式、西医叙事医学的互证互构。中医整体观为疾痛叙事和叙事医学提供本土化视角，贡献人类学和医学的中国思想资源。疾痛叙事和叙事医学深化中医整体观，在实践上对其进行方法论的补充。     

坚持理论创新，坚定不移地运用和发展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雄辩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实现复兴伟业的光明之路,中国革命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就。创新发展、理论先行,“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伟大世纪、伟大时代、伟大变革急需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坚持理论创新,在当代中国就必须根植于时代发展的伟大变化,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以理论创新推进实践创新,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大胜利。     

《北方的纳努克》启示:民族志电影方法论研究

作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第一部长篇纪录电影,《北方的纳努克》成功建立了迄今还在广泛使用的纪录片创作模式。作为民族志电影的先驱和启蒙,本片也一直是人类学关于艺术与科学的讨论焦点。在方法论上,影片的参与观察、合作反馈、文化表演等方法启发了以让·鲁什为代表的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在认识论上,本片对当地文化深刻的洞察理解与人类学精神本质吻合。尤其是影片提倡"发现"与"探索"的创作宗旨,成为当代影视人类学"观察电影"的核心概念。在《北方的纳努克》启发下,西方民族志电影朝向人类学知识的理解而迈进。     

民族志书写的创变走向与图景

笔者以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为视点,在业余民族志、现代民族志、后现代民族志的演进序列里考察民族志书写的转向,体认民族志文本从“整体描写”到“深描”乃至“对话”与“多声道”修辞的追求和实践,以此透射人类学文化书写追求多元、双向、互动、开放的撰写取向,呈现民族志书写的实质性的和自觉的多元视角的实践图景。     

文化与文本的复象:格尔茨与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发生

民族志诗学作为文学与人类学相交叉的理论研究形态,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诗性要素。自现代人类学研究以来,民族志研究的诗学倾向肇始于克利福德·格尔茨,其文学性首要体现于民族志文本的书写体制之中。它作为田野经验的文本化呈现,既包含着“在场”与“离场”的交错杂糅,也关涉着“观察”与“理解”“表述”与“阐释”之间的缝合。格尔茨认为,从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视为“文本”所进行的一种“诗学”或“文学批评”向度上的阅读、分析与反思;而人类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作为“人学”的文学。在此,民族志作为一种召唤与回忆的拟像之物,通过具身化的方式而对文化的“他者性”勾勒一种复象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