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研究三部曲：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再到实现共同富裕

理解和把握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再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不仅是有效指导当前“三农”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面临大量亟待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这些难点,中国西部贫困治理研究团队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农村一线,走村入户调研,紧紧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主题,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典型与普遍相结合的视角出发,运用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其发生与发展、价值与意义、举措与方法、评价与案例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坚持大历史观,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历程与经验。在贫困治理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饥寒交迫”到“全面小康”,经历了“制度变革”“社会救济”“体制改革”“开发扶贫”“整村推进”“精准脱贫”等扶贫阶段,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物质成就,也形成了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锻造了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其次,坚持系统观念,全面阐释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数字治理下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效应

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兼顾“发展”与“共享”的双重目标，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支撑。以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增长效应，能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发展”目标。分位数回归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结果均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分配效应，能够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共享”目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将显著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同时，数字治理参与对具有较低社会资本群体的收入赋能作用更显著。     

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对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始终没有变,对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是历史性与具体性的有机统一。新时代从共同富裕的视角审视乡村振兴战略,才能深刻理解二者之间内在逻辑关系。从“何以可能”的视角看,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主要表现为乡村振兴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前提、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从“以何可能”的视角看,共同富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方向指引,主要表现为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引领乡村振兴明确“为谁振兴”“谁来振兴”“振兴什么”“怎么振兴”“如何推进”等问题。从“意指何在”的视角看,通过乡村振兴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贫富两极分化”“区域发展失衡”等难题,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重要支撑。     

“双循环”格局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进路研究

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应准确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空间重构基础上要素组合优化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义。从减贫规律认知升华、行为外嵌转向发展自觉、资源配置优化与延续效应发挥三个层面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行为的内在逻辑,厘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应着力做好发展规划统筹、体制政策健全完善、产业转型升级、相对贫困治理、全域生态宜居环境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高质量建设、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领域工作,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及其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的良性互动。     

《乡村振兴促进法》为共同富裕提供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两者在其共同点、出发点和落脚点上是一脉相承的。《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实施为共同富裕提供法治保障,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理念是《乡村振兴促进法》的价值体现,应当用法治保障的方式和手段,促使乡村振兴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彻底摆脱贫困状态,过上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的美好夙愿,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心使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共同富裕是全国每一个公民的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乡村振兴促进法》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的法治遵循是:《乡村振兴促进法》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保障乡村优先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促进法》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路径及举措是: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救助目标体系,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法治保障。     

共同富裕视野下乡村振兴理论研究前沿问题及发展方向

深入研究乡村振兴面临的理论前沿问题,准确回答好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之问,为全面推进高质量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对于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现实性意义。文章系统梳理阐述党的新时代“三农”工作创新理论和共同富裕理论的基础,并以此为指导从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和脱贫攻坚精神、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的理论思考、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意涵、防止返贫与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理论议题、乡村振兴的动力论、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框架、国际乡村发展理论与战略的演进、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论纲等分析了共同富裕视野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深化研究的10个理论前沿问题。基于对这些问题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理论认识,从10个方面论述了乡村振兴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新苏南模式：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

新苏南模式作为一个“主动式”与“内源式”的乡村建设实践范式,为理解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话语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动力、产权结构形式、经济增长方式、乡村发展目标上均产生了质的转向,主要以制度创新为实践驱动,从而消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振兴理念上,通过户籍制度、就业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的变革,以促进城乡融合;在振兴手段上,通过“三集中”的实践策略,以落实乡村有效治理;在振兴指向上,通过多元合作与网络化发展的路径,以建立一个“村庄空间—中心社区—城镇地域”多中心的城乡融合共生系统。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承继全面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正值乡村振兴战略的紧要实施关头应运而生。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程度的不断加深,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促进法》既要严格符合乡村振兴战略,同时还要符合“三治融合”,保证有效实现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虽然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存在乡村正义与治理秩序等多元价值,但是,其在实现与推进过程中仍需要关切不断出现的“三农”问题,并以立法体系、执法监督、纠纷解决和人才培养等多元手段应对治理法治化的现实障碍,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全力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西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适合我国农村发展规律的政策—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乡村发展短板,较不发达的西藏农村地区,“三农”问题仍然十分严峻,需要更进一步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定义和路径选择出发,对西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进行研究,对西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具有一系列的重要意义。     

人力资源服务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研究——基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视角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三农”问题的存在成为制约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应有之义。为切实补齐“三农”问题这一短板，中共中央全面部署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民富裕、农业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措施，是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必由之路。而乡村振兴离不开人力资源的重要支撑，乡村人力资源是实现乡村振兴总目标与总要求的必要基础，然而乡村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面临着人才吸引力弱，人力资源外流现象显著、剩余劳动力结构与乡村发展需求不适配、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等现实窘境。补齐乡村人力资源的短板，亟需加强乡村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人力资源服务作为提升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通过拓宽乡村人才引进渠道、赋能劳动力合理转移、助力剩余劳动力的开发等方面，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然而，人力资源服务在乡村的发展存在三方面制约因素：乡村人力资源服务需求侧发展不充分，存在客观需求与主观使用意识错位的问题；乡村人力资源服务供给侧效能不足，供给内容与供给主体都无...     

“互联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探讨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治理的实现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面临着治理主体弱化、治理内容复杂化、治理手段受限的困境。在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农村社会,基于“互联网+党建”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破解乡村治理困境,对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明确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内涵,其次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互联网+党建”的乡村治理机制和经验进行探讨,并进一步阐释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引领意义,最后提出凝聚治理力量、培养互联网思维、提升互联网应用能力和推进“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路径。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逻辑与路径优化

多样化途径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和根本保证。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是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中国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农村全面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艰辛探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诉求。面对近年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自身发展及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应依循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凝聚内生发展动力、夯实人才队伍力量提升农民发展信心、完善保障机制和治理机制等有效路径持续推进,最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促进全体农民共同富裕。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耦合与实践进路

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的重要战略要求和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赋予了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新的时代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视域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与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内在耦合性,即两大战略推进实施进程中的价值目标、实践主体和实践内容彼此契合。基于两大战略举措的内在耦合性,把握“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要坚持党政协同发力、合力攻坚,要深化新发展阶段农村制度体系改革,要统筹兼顾、科学推进“五大振兴”、坚持物质与精神“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积极性、创造性,从而全面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居业共同体:乡村共同富裕的建设图景

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归宿,当前研究多重视乡村制度帮扶与主体联结以实现物质富裕,忽视了乡村生活世界之于共同富裕的情感价值。基于安徽源潭的实地考察,将乡村生活系统带回研究视野,其与乡村生产系统共同构成了推进乡村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重要场域。研究发现,通过在生活之“居”与生产之“业”间建立空间连接、关系传动、资源嵌合的联结机制,可以有效实现乡村居业空间平衡下的共同生活、居业关系传动下的先富带后富、居业资源嵌合中的互利共享,呈现了共同富裕情感性、经济性和共享性的三重特征,既凝练了乡村共富的实践路径,也丰富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因此,构建居业共同体是推进乡村全体人民迈向全面共同富裕行之有效的建设路径。     

青年人才何以助力乡村振兴——基于“嵌入性—公共性”框架的分析

青年人才被赋予重建乡村振兴主体性的路径期待。以往研究仅关注青年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工具性方案和策略性逻辑,忽视了作为人才支撑的青年主体如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隐机制和深层逻辑。本文围绕青年人才主体有效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建构了一个青年人才嵌入性和公共性与乡村振兴绩效的关联分析框架。运用“嵌入性—公共性”的分析框架,通过对闽南创业青年、浙东青年乡贤以及西南职业林农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嵌入性掣动治理能力、公共性制约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叠加影响青年人才助推乡村振兴的绩效。乡村振兴实践中的青年人才因治理能力及意愿张力呈现出不同类型主体失效和振兴绩效耗散,共同根源在于嵌入性与公共性的失衡。为此,异质青年人才在借道嵌入性提升治理能力的同时,通过机制化搭乘进行公共性调适,在形塑主体有效的基础上,经由组织化运作将主体有效转化为治理有效,最终促进不同面向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标准化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路径

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意味着全体城乡居民都能平等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成果。面对长期以来乡村发展滞后的现实矛盾,着眼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党和国家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抉择,这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抓手。标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推进标准化建设具有基础性、引领性价值。标准化维度的适时提出,反映了党和国家正在有意识地对乡村振兴进行方向调控,使之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究其内在机理,乡村振兴标准化有助于优化共同富裕进程结构、奠定扎实的社会质量基础、提供高质量发展的抓手、推进城乡实质性融合,为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在现实路径上,乡村振兴标准化将通过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乡村生活建设标准化、精神文明体系标准化、社会治理机制标准化,凝聚推进乡村产业兴旺、生活品质提升、观念革新和社会善治的现实动能,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海南乡村旅游的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本文阐述了乡村振兴背景下海南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情况,分析其问题与不足之处,同时提出社会工作介入海南乡村旅游的发展路径,以行之有效地促进海南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     

英国乡村振兴的政策框架与实践逻辑

英国的乡村建设与城镇化先后经历了“城市扩张、城市病蔓延、法制规划、乡村有序治理、城乡一体化”的道路,在乡村重建二百多年的实践中,基本形成一种“共生型治理”的发展形态,主要包括四大要素：网格化的共生单元、积极的共生环境、多层级的组织界面和一体化的共生模式。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上,遵循三条逻辑规律：一是自上而下的政府顶层设计,通过法制保障实现乡村有序治理;二是自下而上的社区行动与社区参与,通过社区赋能形成合作共治;三是上下互动的集镇发展,通过小城镇建设促进城乡互动与融合。因此,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推进,在振兴单元上,可推进多个乡村“中心极”共同发展;在振兴环境上,应摒弃城市偏向的消极因素,构建城乡平衡发展的积极因素;在振兴界面上,需发展多元化的乡村治理主体;在振兴模式上,要推动“偏利共生”向“一体化共生”过渡。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共同富裕研究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乡村是中国的根脉,是国家大厦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始终是一项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点关注的问题。当前,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其繁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乡村共同富裕成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路径和历史选择。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是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解决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重要问题,就必然要聚焦于乡村场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同时,乡村全面振兴不可能仅以乡村资源要素实现乡村现代化,更要从上层政策制定、下层举措落实等全方位推进乡村全面建设。通过梳理乡村共同富裕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并基于乡村共同富裕发展建设现状发现,我国乡村共同富裕以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建设为着力点,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为阶段性发展目标。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依旧存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共同富裕难以有效推进;乡村生产资源要素缺乏,难以满足乡村共同富裕的资源要素需求;乡村缺乏优势产业支撑,乡村共同富裕建设难以切入等诸多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减缓了乡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进程。新阶段新征程,乡村发展建设现状明显难以适应现代化发展步伐,故而要从高处着眼,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现实意义,从细节入手,解除当前阻碍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现实障碍,实现乡村共同富裕。加快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加大其建设资金投入,加强其规划引导和管护,为乡村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破除乡村资源要素制约,革新村集体产权制度,优化乡村社会保障政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资源要素保障。推动乡村产业多元化、现代化发展,加强龙头企业对集体经济的带动作用,切实推进乡村产业化经营,打破城乡二元壁垒,实现生产资源互通共享,释放要素活力,实现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以乡村振兴实际工作为切入点,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主线,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分析当前乡村共同富裕建设中的发展逻辑和现实问题,补齐短板,提高质量,以探寻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完成,我国“三农”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离不开有效的基层治理,只有坚持建立健全乡村基层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才能以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测度和评价乡村治理的绩效成为重要理论问题。依托中央有关乡村振兴的若干重要文件精神,从定量角度出发,引入管理学中“绩效”的概念,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以及生活富裕五个方面构建乡村治理的定量绩效评价体系,为乡村治理的科学评估提供支撑。